著名影星李连杰的成名源于1982年的电影《少林寺》。之后，李连杰独闯香港，拍了19部动作电影，成功地塑造了黄飞鸿、方世玉等形象，奠定了自己“功夫皇帝”的地位。1999年，李连杰初闯好莱坞，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在等着他。当时，他一句英文都不会，只有一身功夫。实际上，以他当时在香港的地位，已经到了可以随便挑选剧组的地步，但在好莱坞，他只能处于被挑选的境地。虽然大部分人对李连杰是友好的，但是也有很多人看不惯他，表面友好，背后开骂。李连杰10年后对媒体说：“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投资影片的人挣钱，再不喜欢我的人都喜欢钱。有一次，一个人当面对我客客气气，转脸就说这部电影‘像屎一样’，同时还又加了一句‘不过票房很好’。”他又说：“我完全能接受这种现实，并懂得了什么叫市场经济。”
契约社会中最看重的是结果，不论你是明星还是大腕、权贵，没有结果，一切努力都是零。没有结果，你就是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就是违约。因为没有结果的契约与废纸没有什么两样。
与人交往，或者作为团队中的一个成员，你的所作所为是人们或者团队领导对你褒扬、批评以及工资调整和个人职位变迁最有力的依据。虽然你具有“好”的性格或“好”的教育资历，但是如果你答应了别人的事情，或者承担的团队任务，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其意义实在是微乎其微。
拿破仑曾说过，衡量一支军队的好坏，就看它能否打胜仗；衡量一个军官的优劣，就看他能不能带领部队打胜仗。
在契约社会中，能履行契约责任并且给大家一个完美的结果的人才能够被称为是一个具有契约精神的人，才能获得大家的尊重和认可。要培养契约精神，既要履行责任，也要提高自己做事的能力，确保把事情做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曾强调，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主义也没有，只有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变成具体的行动、实际的效果、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到了位、做到了家。我的朋友张建华认为，培养契约精神，坚守承诺，确保结果，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要想干事。
一个渴望成功、渴望获得别人认可的人，想干事的愿望来自于“在其位，尽其责”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来自于对契约负责的态度。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整天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不是好士兵。好士兵要想着如何站好岗、放好哨，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将军是一点一滴干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想干事，是我们获得成长和获得社会认可的第一步。
第二，要能干事。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想干事还要能干事。干事，就不要总在那里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之。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想干事的愿望，还要有能干事的本领，有务实的能力，用行动来说话，用实干来证明。能干事，关键是要有执行力、操作力，把工作和契约的责任落到实处。
第三，要干成事。
想干事，能干事，还必须干成事。一个人只有干成了事，才能证明他能够承担契约责任，具有契约精神。这是人们评判一个人成败是非的主要依据。有些人想干事，能干事，但总成不了事。怎么才能干成事呢？必须把干事的勇气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和真理的基础上；必须善于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干事，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必须讲究干事的艺术、干事的方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必须有坚定的信心、充沛的激情、吃苦的精神、敢闯的气魄，不被困难所吓倒。不这样做，就很难把事情办成、办好。能够干成事的人，在团队和社会中自然有其地位。
第四，要善共事。
一个人无论多么的才华出众，都不可能做完所有的工作；一个团队和社会也不可能只依靠一个人。所以，在工作中，我们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做事。有些人，自己做事可以，与别人共事则不行。不善共事的人，终难成大器。不仅损害团队，也损害自己。
第五，要干好事。
想干事是前提，会干事是基础，干成事是要求，干好事是一种升华。想干事是主观能动性，干成事与自身的努力分不开，干好事则是对自己更高的标准。工作的好坏和效率的高低，一方面体现在时效上，就是速度快，效率高；另一方面体现在品质上，就是高质量，精益求精。干好事有两个含义：其一，是干能为团队提高效率、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事情；其二，是要把事情做好，尽量做到完美。只有给契约的当事人一个完美的结果，你才会被别人承认，才会被别人尊重，才会被大家公认为具有契约精神。
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做事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所谓费力不讨好的结果，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就种认真的精神。毛泽东曾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全国劳模李素丽在谈到她如何服务顾客时曾说，“要认真把事做对，用心把事做好”。什么是不简单？能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认真做事，用心做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做到履行契约责任，给大家一个圆满的结果。
言必信，行必果。
——孔子
我年纪越大，就越不重视别人说什么，我只看他们做什么。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
契约必须履行，应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契约精神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重要标志。
作为西方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典《圣经》，有“旧约”和“新约”之分，一个“约”字几乎诠释了《圣经》的全部。可能有人认为，《圣经》里所描述的是神与人的“契约”，对于一个宗教信徒来说，当然要遵守。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约”的遵守原则在西方社会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推广，非但人和神的“约”要遵守，人与人的“约”也必须遵守。一句话，“约”乃人的生命之基。
在守约方面，犹太人可以说是人类的典型。犹太人以“旧约”为圣经，犹太人的祖先古希伯来民族、古以色列人一直就有尊重契约的传统，对契约的遵守被看作是非常神圣的行为。古希伯来民族本身是由许多游牧部落拼凑而成的混杂部族，最初各部落诸王皆雇佣作战人员，这样“地的主人”和雇佣者就有了一种主仆关系。至今还保存有希伯来人与主人立约自愿为仆、主人在世期间契约始终有效的私人信件文物。古希伯来民族在其他民族尚茹毛饮血的时代便认识了契约精神。希伯来人后来定居的迦南，是贸易集散之地，商人和商队川流不息。活动于沙漠与迦南之间的希伯来部落很早就进入了国际贸易的行列，参与到贩运香料和乳香的商队中。于是，商业“合同”这种形式的“契约”，在希伯来人的观念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犹太人的历史是一部与异族不断冲突而又不断结盟的动态史。盟约的重要性甚于商业合约，但稳定性次于商业合约，这又加深了犹太人对“契约”的认识。犹太人不仅自己遵守契约，也要求和他们交往的人信守诺言、遵守契约。他们认为，违约就会遭受惩罚，而且给不遵守契约的对方以仁慈和让步，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诚然，守约精神不仅仅局限于犹太人的范围。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它已经成为西方世界不可缺少的制约机制和精神动力。“契约必须遵守”，在西方世界本来就是一项古老的习惯法规则，更明确地说，它只是一条古老的法律格言或称为法律信条，其源于古罗马法“对契约的遵守”的概念。它强调缔约者对于自己所做的约定有遵守的必要性，凡是有效的契约对当事各方均有约束力，当事方必须善意地履行。
这条规则，后来还被引申到国际法领域，凡是合法缔结的条约，在其有效期内，当事国必须善意地履行。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条约的规定，立法机关不得制定与条约相违背的法律，而于必要时制定以实施条约为目的的规定，司法机关则适用条约的规定。任何对条约的违反都将引起国家的国际责任。《联合国宪章》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相关约文为“约定必须遵守”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约定必须遵守”原则，确保了国际关系的稳定和国际和平的维持，从而为国际间互信的建立创造条件。
西方社会长久以来重视规则与承认并尊重个人利益的思维模式，使契约精神在潜移默化中通过他们的日常行为表现出来。这与东方的道德教化和“重义轻利”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用道德的力量来代替契约精神，人们之间基于亲情、友情或者乡情来保证交易和其他买卖、借贷行为的正常进行。其间也有互立契约的情况，但那只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这种值得对方信赖的感情基础，或者是因为交易的标的特别巨大，比如房屋和田地，假如是标的比较小的情况下是断然不会增加这道繁缛程序的。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买卖和交易变得极为频繁，在人们的逐利欲望渐次膨胀的状态下，这种只凭道德来维系的交易是极其脆弱和苍白无力的。
社会是一个大的综合体，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与对方有契约的存在。在契约中，互相尊重对方的权利，承担不侵犯他人利益的义务，这就是对契约的遵守，而违反了契约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契约精神不应只存在于商品交易和市场行为中，而且更应该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中。只有这样，才会形成一个秩序的社会、理性的社会。
宋朝人赵子砥在一本名叫《燕云录》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金太宗吴乞买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弟弟，继位于金朝初年，其过程带有很多部落*色彩。女真人原先没有什么赋税，这种情况似乎很难称其为先进，只能称为部落经济的落后。由于金国要向辽国和宋朝发动战争，没有赋税是很难进行的。于是，女真各部落首领达成了一个盟约，核心内容是，国库收敛的赋税，只能用来发动战争。金太宗吴乞买即位后，发生了一个情况，有人说他“私用过度”。我们不知道“私用”的具体内容，但显然金太宗不是把国库的钱用来发动战争，于是便违背了他与部落首领们共同制定的盟约精神，有“违誓约之罪”。如何处罚呢？女真人部落首领们把金太宗扶下国王宝座，当庭杖打金太宗二十下屁股。打完之后，再把国王扶上宝座，大家向金太宗道个歉。
女真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金太宗以国王之尊，为什么甘愿受罚？说来说去，这还是一个原始的遵守契约的问题。金国国王与各部落之间的契约必须得到认真地履行，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国家，才有可能发动对外国的战争，否则，自己先“乱了套”，哪还能奢望做其他的事情吗？
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契约必须履行就是说话要算数，要说一不二。遵守契约，就是恪守信用。如果大家都说话不算数，所有的人都处于言而无信、信用缺失、契约失效的环境中，那么幸福是难以保证的，快乐是难以持久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在做生意时，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