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氛围骤然兴起，全站上下紧张而有秩序的运作起来。
即驱车赴高速公路道口。穿上连体衣，再加隔离衣，套上深筒胶靴，戴上口罩和防护眼镜，最后戴上橡胶手套。浑身燥热，呼吸起来有些困难。挪下车来，透过棕色镜片，只见天空阴沉沉的，似乎还有雨丝飘洒着。这气候也怪怪的，明明是阴雨天，应该较凉爽的，却是皮内热皮外凉，且内与外不能交流。套上这几层隔离服，更是整得难受。
在路边活动活动筋骨，望一望远，岂料自己居然成了过往人等双目紧望的目标，也许像个“怪物”？算了，窝到车里去吧。
尽管穿了一大身一层又一层的行头，又窝在狭小的轿车坐位上，仍然身不由已的打起盹来……
“口当口当口当”，也是满身行头的郑局长在敲车窗：“来了，来了！”
我们“噌”起来。小个头的老杨（杨泽深）在前，在我的帮护下，背起大几十斤重的机动喷雾器，过氧乙酸药水在透明药箱内荡起来。他一手持喷管，一手扯响了机器，有点像机关枪手，“哺噜哺噜噜噜噜”，拳头粗的一股药雾喷向空中，嗽叭状向外张杨，荡漾开去……
在交警（也是隔离衣帽遮蔽着）的指挥下，两个庞然大物开到我们面前，缓缓停下。客车身上风尘仆仆，停在路旁像两栋平房，路侧的香樟树，仿佛匍匐在它俩足下的书童。
负重的老杨手持“机关枪”，沿着他自己开辟的消毒道，向第一个庞然大物猛烈扫射。浓雾霎拉间淹没车头、车身、车尾。“机枪”扫过之处，一股股褐色液体象雨水一样往下流，这怪物倒享福，有我们副主任医师为它“洗尘”。
郑局长和我们几个扑疫队员则透过厚口罩，不住地向偶尔开窗的旅客喊话，做手势，请他们稍安勿躁，既来之则安之。
作过车外整体消毒，警车在前，大车在中，我们防疫车在后，“哧哧哧”地向城内的东城分院驶去。
东城分院外既热闹又肃穆。颜面一片白，两手两片白的警察每隔三五米就有一位笔立着，几乎把东院围了个水泄不通。这还不够，一道封锁线用白色尼龙绳牵着，周长几百米，绳子米把高，上面悬着“警察请您止步”的警示单。
车队通过大开的铁栅门，径入东城分院南院子。车刚停稳，人高马大的郑局长登上靠外的大客，高声向旅客解释，但声音像空气一样也被口罩“吞掉”多半。没法，郑局长索性扯下口罩，摘掉防护眼罩，掀掉隔离衣连体衣上的帽子，一副真面孔，直面返乡客，作零距离交流。
加了油、加了药的老杨又发起冲锋。首先对整个院子来了个“火力覆盖”。
待老杨转过来，车内的返乡客背包提袋，一个个下得车来。旅行箱、大背包、手提袋，一垛垛堆放在院坪里。放下了行李的返乡客，这才被我们看出个眉目，原来大多是活蹦乱跳的小伙子、面貌姣好的小丫头，间有中年男女，也健壮得很。
一点人头，99，较吉利，但愿无病例。再加4名司机，103人，好家伙。
腾空了多日的市医院东城分院，一下子迎来一百多客人，有如一条瘪口袋一瞬间被米胀得鼓鼓地，又好比窈窕女郎一夜间变成了身怀六甲的妇人，不知她有何感受，我是仿佛听到了她的呻吟。
返乡客那儿一群、这儿一伙，被说服后呆在院子里的敞坪上。根本不听郑局长和我们的组织安排，怎么也不肯穿过院墙到隔离区里去。
我朝那似乎正在发烦的一群走去。
“我们又不是病人，你们一个个蒙个口罩，还全副武装，生怕露一点出来，你们的命就蛮金贵呀！”
“还说是回到家里了吧，倒像我们是野物山上下来的，欺负人嘞！”
赶快摘掉口罩，掀下隔离衣连身衣上的防护帽，取下眼罩。不然的话，怎么去跟人家做宣传解释和疏导工作呢。至于有可能沾染上冠状病毒的危险，也就置之度外了。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老不把他们疏导进隔离区去，让他们成群成伙满腹牢骚且疲惫不堪地聚在院子里，将会有更大的、更多的危险口也。警察的自我防护意识较强，此时都离得远远地，坐在栅门外马路对面的树荫、屋檐下，难指望上。
遂动用一只舌头和两片嘴唇，偶尔还加上手势与“头势”，给返乡客们做起思想工作。一只口劝，十只嘴吵，嚼得我口干舌燥，喉头枯得不让舌头卷起。舌头卷不起，心里又想说，而且现场的情势逼得我非说不可，致使一阵恶心，整个胃直往上顶，遂拼命咬紧双唇，从口腔运力往下压，才稍稍稳住神。好想喝点水啊，但大家都忘了带。
一捱就捱到了太阳落山（其实是落在了城西灰扑扑的楼群里）。
郑局长等指挥部里来的领导，我们防疫站和东院的负责人，一人对一群，分别在做动员工作，有三三两两的归乡客在走走停停、边走边观望地进去。天黑了，他们归家的心也随之淡然安静下来。
有亲戚和家属类关系的人，送来了食品袋包着的饭菜。来人经我们同意，蹭进铁栅门旁的单行门，稍稍向前挪一点，即把食品袋放到地上，不等欢呼雀跃的归乡客拢身，迅疾后退，边退边向归乡客致以慰问。退至马路边，有一位在后退中撞在了单行门房的墙柱上，“唉哟哟！”
在城里没亲朋或家人、亲朋尚未得到讯的归乡客，见同伴正狼吞虎咽三天三夜未吃过的可口饭菜，垂涎三尺。脑子活络点的，胆子大点的，则走到铁栅门前，向马路对面的小餐馆高喊：“老板，来个盒饭，焖仔鸡，煸牛肉，青椒炒肉丝也行！”边喊边伸出攥着百元纸钞的手臂。
好心的小餐馆老板送来了盒饭，但并不伸手接钱，结果淡红色展版的百元钞飘落到栅门前的水泥地面上。胖胖的女老板留给我们鸭摆鸭摆匆匆而去的背影。
那张百元钞仍被弃在栅门前的水泥地面上，承接着与尘埃相同的命运。
一个显然是因牙落而瘪嘴的小个头、特精明的白发老太，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她手扶铁栅往里望，直咋舌。望了一会儿，淡出，无意间见到地上的百元钞，瞟了瞟，又朝院子里张望了一眼，退着走了。刚走出几步，又转身回来，伸出右脚（似乎穿着棕色皮鞋），踩住钞票，使劲在地上摩擦、踢蹂，直至钞票与尘埃搅成一条灰索，方解恨地离去。我恻然。
夜幕愈来愈浓。
倦意袭上身来。
没了指望的返乡客们，像潮水样退去，退至隔离区的各个房间。
接到流调通知的市防疫站扑疫四队、五队，全副武装地钻进隔离区隔离房，找返乡客逐个调查流行病学史。也是全副武装的东院医护人员，对返乡客逐个进行量体温、抽血化验，并送到放射科拍胸片。
全套初筛程序做完，已是转钟两点了。近10名发热者被隔在最东头，每人一间，其余人上十人一间，或坐或睡在其余房间。两类人住处之间有夹板相隔。
早先指挥部后勤组派人为返乡客送来盒饭，我们搭着吃了一盒，此时肚子里似乎空无一物了。人一劳累，消耗量大得惊人，真未估计到。
在半污染区的内走廊里，发现一位眼角有颗绿豆大黑痣的医务人员，看他（她）风风火火的作派，我猜是胡耿之的妻子、东院的护士长小魏。试着一喊，不错，正是她。满脸络腮胡的胡耿之，早年在市统计局当办公室主任，那时我在计生局当同样的芝麻绿豆官，咱俩挺合得来。小魏是市医院的院花，但为人正派，偶有不知者与她开低级玩笑，常被小魏几句凛然直言闹得下不来台。老胡有才也特能干，尤其写材料速度快、东西硬，是市直单位有名的“三个半才子”之中的一整个，且排名第一。但就是有点恃才傲物，是个犟哥哥，犟起来八头牛拉不回。为此落得个“二十年一贯制”的办公室主任。前几年挪窝到卫生局，仍然重操此业。小魏崇拜老胡，对老胡言听计从，我们一帮朋友从心底为他高兴，也特羡慕他有这么一位漂亮能干的贤内助。唯有一桩令他头疼，便是独生儿子胡岸别的“不踏代”，光“踏”其老爸的“憨犟代”。这成为老胡夫妇俩的一块心病。当今社会，自己犟的人，并不愿自己的子女也犟，因为“犟牛多耕田，犟人多吃亏”呀。
“长乐哥，你当领导的也深入一线啦，小心染上非典啊？”
“弟妹一年上头忙里忙外，如今遇上非典，疲惫之躯最易被感染，你才真要小心点哟。护士长么，不要大事小事事必躬亲啊。”
“唉，叫别人做，自己得先下身啊。你的‘领导’汪嫂，人家是副院长，这时候还不是在挨个病房做安扶工作。光是做护士工作尤可，这会儿还得给别个归乡客端茶倒水，收拾快餐盒子菜脚子，打扫乱糟糟的厕所，听别个的满嘴牢骚话、腌臜话哩！”
我默然……
“老柳！长乐——”是郑局长在喊，声音来自东头。车过身一看，见他正从发热病房区出来，身后有两位金发＇染的＇青年站在玻璃门内目送他。这家伙不要命了，那会儿上车面对面接触，这会儿又钻进发热病房去，唉！
老郑叫拢我们几个，到桑塔纳后脱掉身上的行头，用黑塑料袋装着，甩进行李箱。大家伙的衬衣都被汗洇得紧贴在背上。拖着疲沓沓的身躯上车，我们终于各归各的窝去了。
轻脚轻手地进门、换鞋，未敢开灯，因为我的“领导”经常失眠，有一点响动就醒了，醒后再也睡不着。踮起脚尖摸进卫生间，在温水的亲切扶摸下，睡意不请自来，真是“站着睡起来了”……背咋这么凉？倏地惊醒，背后卫生间的墙砖把我叫醒过来。
穿着背心短裤摸进房，习惯地靠外侧一躺，摸不着忱被，怎么回事？“汪院长”今个怎么忘了给我铺被子？伸手向里摸，没人！站起开灯，原来她也未归。唉，生活怎就有这么多的无奈呢？
凌晨3点多了。
常常倒床就是鼾的我，今日又这么辛苦，倒睡不着了，真怪。
这场非典之祸，对人类的惩罚似乎过重了一点。人类是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得罪老天爷的事，是该得到惩罚。但惩罚过重，姑且不谈伤及无辜，就是对有罪之人，也仅需教训教训即可啊。就像美英惩罚萨达姆，你狂轰滥炸，令那么多平民遭殃，实属不该。
瘟疫由来已久，早在2400多年前，一场疾病几乎摧毁了整个雅典。20世纪30年代，听老人们说，鼠疫大流行，中国人一死一大片，整个村子整个集镇一夜之间就在地球上消失了。要说祸害之大，当属艾滋病，但我洁身自好，也不输血卖血，我不怕不忧。而这非典，究竟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有哪些传播途径，对此，我们处于数字化时代的人类居然弄不清楚，你说是不是人类的悲哀？这还不说，弄不清就慢慢去弄吧，而有的人居然就信起封建迷信乃至信口胡诌起来，更有甚者，居然怪罪某中央领导的姓不好，名不妙，责怪中央换届换得不是时候。讲科学讲了这么多年，一遇非典，竟回到了封建时代的认识误区，真是可悲。
要说这小小非典之魔，委实可憎可恨。你“冠状病毒”就“冠状病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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