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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园里好拥挤啊！这几年过世的人，未能纳入原先的“计划”，墓园里没他们和她们的份儿，可村里又还未来得及把墓园拓宽或辟出新墓地，于是就只得委屈新、旧亡人，在满员了的墓与墓之间“加塞子”，加“楼层”。这样一来，亡人们不仅只能侧着身子“睡”，而且还要忍受叠罗汉样地往身上“堆”新亡人造成的长久痛苦。阴间的亲人们也苦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托人身是来受苦、为前一辈子赎罪的，死了死了就一死百了啦”，还得劳神费力地真心过好这一生噢。此刻我们来为他们和她们上坟，要在芸芸众“生”中找到自己的亲人，只能认“坟尖尖儿”了。由此，此刻的集中上坟行动，每个“尖尖儿”前都跪满了人，紧挨着也站满了人。跪着的叠纸、焚香，有的还得磕头作揖，站着的都俯首弯腰在上灯、放鞭。
这暮色中黑鸦鸦的人群，大多数成年人我都认得或隐隐约约记得，小青年都是我出洲后出生的，我面生，不过没几个。与认识的相遇时，点个头，招个手，或轻轻的一句“来了？”“来了！”就完了，不像平时见着时的大呼小叫、嘻嘻哈哈、争相敬烟、叠声客套。人们无一例外地，以一种虔敬和肃穆在做着同一件不容亵渎的大事，我察其言观其色，除小青年和少年儿童外，上坟人多以一种照镜子的心态在检查自身可对得起亲人的在天之灵，以一种面对神灵的心态在祈求逝者保佑。
我国的汉民多不信宗教，农民就更不消说。这几年有些村子里兴起的所谓“宗教热”，其实多与传统迷信搅在一块儿，不算纯粹的宗教。我们不像西方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国民，每周可进一次教堂作精神洗礼，每年可到圣地作一次精神朝拜。我们没有这样的精神汰洗机制和场所。除了一些令人敬仰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善人以外，我们大多没有经常自省自汰的内在精神需求与动力，我们甚至连古人的“一日三省吾身”的传统都忘光了或切断了！可人这种精神活动能力极强的高级动物，怎么可以缺乏自我精神清洗机制和场所呢？因为精神活动与其它任何活动一样，都是一个“进（输入）——流动（变化）——出（排除）——再进——再流动——再出”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过程呀。
睁大眼睛静观着暮色中的这一副副虔敬、肃穆的面孔，扫视着硝烟弥漫、熙熙攘攘、鞭炮续鸣、烛光邈邈的墓园，我顿悟：今日这园，便是中国农民百姓的敞开式教堂啊！
我和老爷子为二弟和爷爷上完灯，天也麻麻黑了。出墓园路口时，邂逅专程从县城骑摩托赶来为其父、兄上坟的小明夫妇。其父就是我所敬重的槐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去世时还未满60岁；其兄比我还小几岁，当年与我一块儿参加高考跳出农门，因心绞痛早逝时刚进而立之年。我为槐哥一家的命运而哀叹，也为小明夫妇每年除夕来上坟的困难而陷于思索的两难境地。“上坟”者，是为去世的人来照明的，逝者每年最后一天与翌年首日相接的时刻，若没有照明灯是过不了年关的。后人不为故人按时上灯，故人就走不到新的一年，那么这家后人便会遭到众亲友和乡亲的指责、唾骂，自此一辈子抬不起头。退一万步讲，我们就是不怕别人指脊梁骨，难道我们不怕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么？因为我们的先人就是我们的“根”与“源”，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将枯萎、发臭啊。还有，如今的社会治安状况差，据说作案的年轻人居多，进城农民居多，这与他们缺乏经常性的忏悔和自省习惯有没有关系？对此，我未作过调查，可我坚信，如果他们多回老家上上坟，并以虔诚的心面对祖先“照照镜子”，这类人犯事的比例肯定要大大下降。扯远了，再说回来，逝者的宿命，决定了后人的使命、职责和履行义务的时段，灯，点早了不需要，点迟了就没用了，也悔之晚矣啦！而与小明夫妇一样“连根拔”离开了故乡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在羊角洲及百里洲乃至全中国农村则所在多有，仅一个百里洲恐怕就达一万以上。这些人进城几年后，把老人也接去“享福”，卖掉了老家的房地产和家具、农具，有的甚至把整个“房族”都弄进了城，整“房”的“根”都被斩断了。也就是说，他们在“老窝”里已基本上没有“落脚点”了。你叫他们每年除夕之时从城里赶来上坟之后如何归家？不归家又何以安身？羊角洲这江中之岛百里洲的最尖端，进出洲均须过江渡河，天黑之后又无舟可渡，他们与她们到哪里去吃、洗、住？即便可就近投亲靠友借宿，那岂不是要过个“寄人篱下年”？
唉呀，想不得吔哥哥呃，世上两难事真多哟。
又上了一回坟，就又是一年啦。
明年除夕，我还要来与外婆、爷爷和二弟聚首的，顺便也来接受一次难得的精神洗礼呀。
年关洲上行
甲申年腊月二十八回老家，自然陪二老双亲坐到了半夜。那会儿恰逢下冰雹，入睡就更迟了。第二天一醒即已是午时，匆匆吃过，兴致颇高地引着妻子和女儿往羊角洲尖子上去逛。
出门即是柏油马路，虽然断送了老的土“车路”的田园牧歌味儿，却也方便了行人和洲人运送庄稼与肥料。说是公路，倒渐渐“长”成了一条街。一幢幢农家小楼面路而立，农户纷纷改掉原先坐北朝南的传统习惯，从老朝向转过来或从别处搬来，脸对着公路做房子，令路两旁的房子隔路相望，东、西对笑。每走过几幢房子，总有一家把一楼敞开，内置吃喝穿用之物，供洲民进进出出地购用，街的商业功能就这样兴起了。
年关年关，从前洲民穷，最怕过年这一关，“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家的闺女没钱买”，欠人家钱的还怕来逼债呀；如今的洲民虽尚不富，尤其是遭受1998年的洪水和随后的过重负担之后，把农村改革带来的一点肥气都叭干了，但近两年的税改及国家亲农政策的逐步落实，让洲民在休养生息的基础上又在田里捞取了一点滋润，所以过年不仅不再是关口，而且成了一年一度享受好年成的高潮。我们所过之处，有的洲民在忙年，打豆腐、炒花生、摊豆饼，打堂尘、洗被褥、剃头剪发，炸“苕精果”、炸“穿穿儿”、炸蓝花豆、推糯米糍浆；有的则在成群自娱自乐，打花牌、“斗地主”、搓麻将，这些人家的“年”可能早已忙完了。有三五成群的青少年，勾肩搭背、疯疯野野地浪在公路上，我一个都不认得。见他们与她们这个样子，我心里颇不舒畅。一是不伦不类，二是可悲可怜，尤其是怜悯他们竟然没什么可玩儿的啦。想我小时候，盼星星盼月亮，最盼的就是年啊。一旦盼来，那岂能不玩儿个痛快淋漓、板眼儿翻新！在打麦场上摆开阵势打棒棒、打珠裹子、滚铁环、扳菱角，遇到下雪，还可跑到田野里去赶兔子，或等天黑，约上伙伴带上电筒找竹林子捉斑鸠……呵呵，该有好多玩儿的名堂呀，怎会沦落到在大路上憨逛瞎无聊哦。这些大人，也是今不如昔，为何不去扎龙灯、糊踩莲船、排练高跷，最不济也要去求老师写几副春联，上街去买几副年画、门神，总比坐冷板凳打牌自伙子赢自伙子输，到头来落个又操心又误工要强过百倍！话说回来，时代不同了，兴许我们儿时那些乐子过时了，或者人家不感兴趣要去向钱看了，也说不定呢。你看，无论是忙年的，还是打牌的，或是闲逛的，脸上都无不乐呵呵的呐。这就叫过年啊！那些久居城里又没乡下老家可回的人真可怜哟，城市里哪有什么“年”啰。我每年都要回老家，且要携妻将雏，除了尽孝心，便是向往在这“年”中美美地泡它几天呀。
把“街”一穿完，便到了南潮。原先的南潮是一条小河，长达十多里，头尾都与南河相通。流经羊角洲这儿时，总有一人多深，即便在年关，都还剩齐腰深的水，水面上自然结有厚厚的冰，可供我们在上边滑着好玩和掘孔捞鱼的。南潮该是给儿时的我提供过好多乐趣啊，摸鱼、泅水、捞猪草，偷了西瓜连人带瓜一块儿滚到水里大快朵颐，等等。南潮如今算是湮没了，仅在南徐家河的柑桔林与北吕家河的梨树林之间的一条低洼荒草带上，勉强可以找到它的影子。这一带不仅没了河或潮，连以前的大片荒野也被种上了果树，仅仅给亡人们留了亩把地作墓园。记得这块荒野上经常有放牛的、罩鱼的，还有野鸭、野鸡、野兔出没。荒野的两头常种有花生、红苕，中秋节前后“摸秋”，我们多有光顾呢。再往前走，就又是“街”，不过属于另一个村即我外婆生前所在的徐家河了。这徐家河的民居，与我们吕家河的大同小异，没更多的可圈可点之处。
我边走边向妻、儿讲着“古”，一会儿就来到小河堤，也即是柏油路的终点。上得堤脊，我们顺堤西行，路便不好走了，走不出几步，即有稀泥凼子，都是拖拉机、农用车等跑“缺”了的。小的凼子我可以跳过或跨过，妻可小心翼翼却又大着胆子地蹦过，潇就不行了，叽叽哇哇地，落在我的后头几丈远。想我当年还在洲上务农时，堤脊上虽然也被牛车、手推车辗下了车辙即洲民所称的“车沟”，但那“车沟”是永远平行的、规矩的，雨天里人可落脚于“车沟”旁的埂子上端直朝前走，再泥泞也是挡不住步行人的脚步的。我驻足等潇，妻下过乡，足下功夫还不错，便返转到潇那儿去牵她。城里人的短处，够我取笑：“你都二十挂零了，还需要我们老家伙来牵你啊，这世道真颠倒啦！”“就您老人家能！人家没走过雨后的烂泥路么。”潇嘴一撇，还够委屈的呢。本来还打算走远些，看潇这么难，我便引她母子俩往南下堤。堤下是小河历年淤积的滩子，被洲民开垦来种了庄稼。嫩绿的大麦苗和碧绿的小麦苗已从积雪中探出头来，显出楚楚可怜又天真浪漫的模样，有点像我们的潇儿。滩田间的小路倒好走多了，因为未行过机动车辆，路面的狗芽根草上适合落脚，不打滑，不粘泥，让她俩轻松多了，说笑着就来到小河边。
对岸是蚂蚁山，我少年时代过河去山里寻过柴，那时的山林郁郁葱葱、藏龙卧虎，深不可测似的，如今却是又坦又矮，光秃秃的了无生气。我收回目光，从山上溜下来看河。河水倒还是清粼粼、澄碧碧的，只是瘦了许多，河里也不见“江猪子”一拱一窜的溜黑身影了。有几叶渔舟泊在不远处，未见动静，寂守寒江哦。渔翁上岸过年去了？河岸上也被种了小麦，麦田边上是陡坎，陡坎离河边还有一二十米远，都是水退之后冒出的湿滩。儿时的湿滩蛮好玩的，是我们练书法的纸，是我们小伙伴打“珠裹子”、打棒的赛场，还是我们跑步的操场和挖沁水坑、堆塑泥沙人儿的“工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