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整个医大校园的大字报园地又刷了一个新——青一色的拥护校党委领导，声讨、批判以白皪为急先锋的一小撮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
一时间“黑云压城”（这是当时的说法，用习惯了，姑且用之）。我的《二问校党委》的大字报还没贴到墙上，就被踏得粉碎了。其他与我同观点的人也没有再张帖大字报——他们有的和我一样不那么自由了，有的是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像曲新芝之流。
六月中旬，市委派工作组进入学校之后，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每天有几个人轮流找我谈话，其中有正面教育者，有严厉批评者，有百般恐吓者，也有动之以情者；有态度激忿措词强硬者，也不乏和风细雨循循善诱者。不论态度如何，方式如何，目的都是一个：让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我干什么要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我自懂事那个时候起，就打心底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敢大言不惭地说我的血是热的，骨子里头是红的。我这样做只是想保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权，一点私心杂都没有。我若是反革命，天下还有不是反革命的人吗？但是，当其时一个十八岁的大孩子、小女学生能全无畏惧吗？敢毫不犹豫吗？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我老实地说：不能，不敢。有那么两天，我已经是惶惶不可终日了：我错了吗？难道我真的错了吗？校党委领导说我错了，市委工作组也说我错了，我是否真错了？我若真错了该怎么办？我这辈子可就完蛋了！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呀？本来读好好的书，忽然来了这么场“大革命”，把我革成了反革命，这是真的吗？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我下意识地咬了咬手指头……哎呀！痛死啦！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我沮丧、绝望，眼泪哗哗地流……看守问我：“怎么哭了？知道错了？”我浑身一激灵：不！这不可能！我不是反革命！打死我我也不会当反革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子？难道真如石元砥所言：“有的时候你想走进一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吗？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绝对不应盲从。于是，我努力排除一切干扰，开始重新学习两报有关文章。其实那些精华章节和警句我早已抄录在笔记本上了，早已烂熟于心了。我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再冷静下来重新分析形势，反反复复。
值得一说的是我学习的那本《毛主席语录》可不是那种红色塑料封皮的，上面压印或彩印着毛主席头像和“毛主席语录”字样的，六十四开或一百二十八开本的“红宝书。那时这种版本解放军指战员是人手一册，军营之外还很少见。我们班上三十多人仅有一名同学弄到一本，大家都羡慕得流口水。我所学习的是我用日记本一字一句抄录的。当时如我一样整本抄录毛主席语录的很有一些人，足见当时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
《人民日报》六月十六日《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和六月十八日《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两篇社论，又及时地给了我信心和力量。于是，我走出了彷徨。我抬起头——我没有错，因而我的立场更坚定了。不，我昂起了头——我一个小女学生能在几千人中间独树一帜，还不够英雄吗？一个渺小的平头百姓，敢与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数千人的大团体相对抗，敢与学校最高领导机关相对抗，敢与代表党的市级组织所派出的工作组相对抗，还不可以骄傲吗？
六 “白色恐怖” 千军万马困弱女（三）
不过，英雄是英雄，骄傲归骄傲，当时我心中的孤苦，无助和悲伤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我从韩江南塞给我的小纸条中得知世界又变了个模样：反对党委的人几乎全部倒戈了的时候，我的心情坏透了。人们呵，你们的脑袋是给谁长的？为什么不自己分析分析问题？为什么要人云亦云、盲目从之？可惜毛主席他老人家费尽苦心为你们保江山，而你们自己却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这样吗？毛主席呀，你老人家这话对吗？有普遍意义吗？你看。绝大多数的人不能免除奴隶性、盲目性，这与创造性是格格不入的。连创造性都没有，更何淡创造历史？你说我不对，是吗？我承认我难免看问题很幼稚、会偏激，但是，今天摆在我面前的事实，就是让我无法相信人民群众能创造历史。你看，事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摆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他们却视而不见，偏去听别人瞎吆喝。当然，有些时候，他们在大势所趋下也能推波助澜，也确实具有山呼海啸般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民还是可以推动事物发展的，自然也能推动历史发展，然而推动并不等于创造嘛。毛主席，对不起，我非是狂妄，实在是叫这些糊涂人把我气疯了。现在，我没有了同学、伙伴、朋友，也没有了同情和支持，此时，我只有屈辱；现在，我周围是一片黑暗，黎明的曙光一丝儿也不见。我吃不下，睡不着，我想家，想爸爸、妈妈、哥哥、妹妹，想石元砥，我还想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呵，你老人家在哪里？毛主席你……我猛抬头，望见了北方天际的北斗七星。呵，好亮好亮的星！我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黑夜里想你有方向，
迷路时想你照路程，
迷路时想你照——路——程——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我一边唱一边哭，越唱心里越难过，越哭心里越委屈，如此，一张口就收不住了。我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地唱，唱……
我不是金嗓子、银嗓子，铁嗓子还是称得上的，平时什么晚会、庆祝会我都要上台亮一亮不算很差的歌喉。“保护”我的人也不敢制止。当时人们的政治嗅觉已经异常敏感，自我保护意识也在本性的底数上翻了几番了。别人唱革命歌曲你阻止是什么问题？别人想念毛泽东你不允许是什么意思？这样，我就一直唱到声带破损，发不出声音来了，方才止住，足足有二个多小时。
待我自己的歌声歇止时，我听见学生宿舍里到处都是《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曲声。那低沉凝重的歌声此伏彼起，是齐唱、合唱、重唱、混唱；那昂扬激越的歌声响彻医大校园，冲上云天，飞到千里外的北京……
用毛主席当时的话说，其时北京的形势也很严重，那五十多天里，全国的形势都很严重。当时毛主席到南方视察，刘少奇乘毛主席离京之际派出了工作组，并向全国发出指令，各地都派出了工作组。他们压制打击，甚至*那些把斗争矛头指向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群众。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强行解散；北京大专院校上万名学生被宣布为“右派”。全国又新增多少“右派”、“反动学生”可想而知（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毛主席南巡归来批评刘少奇在那五十多天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白色恐怖”一词从此叫开了），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何其毒也！ 。。
六 “白色恐怖” 千军万马困弱女（四）
今天，每每提起“浩劫”带给人民和社会的灾难时，一些人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红卫兵，好像红卫兵等于灾难。可是人们是否也曾偶尔想到过那些红卫兵曾经受到过怎样的苦难和伤害呢？
我感到一阵窒息，长叹一口气，翻了个身，转向窗外。北方天际处呈勺形的七颗星又映入眼帘，不由心中一阵感慨：呵，北斗星，毛泽东，你可知有多少人因为你而……
“叮咚，叮咚，叮咚”一阵急促的门铃声。
“糟了！”我大叫一声，滚下床去开门。
李伯母眼泪汪汪地站在我家门前。
我连说“对不起”。怪我粗心大意忘了去看李伯伯。
“浩劫”初期，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只是不肯说。性情耿直的李伯伯就讲了出来：“停课闹革命怎么行呢？这样会不会耽误了孩子呀？”就这么一句话，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现代人不能理解，我们这些过来人回头去想去看当年的那些事，也弄不清白了。那是个特殊的年代，生活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政治嗅觉极其敏锐。有一星半点儿异味，就能放大数倍、数十甚至数万倍；眼睛异常明亮，而且具有放大、透视功能，仿佛戴着有X光的放大镜、显微镜。例如：某报纸报道某地发现某日用品的商标是“反动标语”，立即全国各地很多人分别发现了很多个类似“反动标语”。李伯伯被剃了个半阴关阳的鬼头，拉着游街，然后就关进“牛棚”。不久，他行为语言出现了异常，“群众专政队”领导认为他装疯卖傻。要么说他认罪态度不端正，组织人批判斗争，要么拳脚加之。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李伯伯“精神分裂”了，而且延误治疗，未能全愈。现在他病情稳定期也恍恍惚惚，喃喃自语，他自己说话小声小气，外人若对他大声说话，他即刻立正、弯腰、低头，一副标准的“认罪”姿式；他自己家人一旦高声，他马上告诫：“小声点儿！”因而他再也没能重返讲台，提前退了休。上个月，李伯母一个没注意，李伯伯自己遛了出去。碰巧他看见一女青年被一骑自行车的毛头小子撞倒在地，而那个小伙子不管不顾，没事人一样，扬长而去。他慌忙停下自己的自行车去扶那个倒在地上的女青年。不料那个女青年赖在地下不起来，还死抓住他的衣裳不松手，说是他把她撞倒了，撞坏了。他极力分辨但声音很小，似乎理屈的样子。那女青年就更咬定不放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指责他。警察过来了，也训斥他。命令他送女青年去看病。他大喊（这次他不是小声了，从此也再不小声了）：“冤枉！”。可是，任他怎么喊，没人证明他冤枉。这样，他就必须负责赔偿女青年的损失（衣服撕坏——那可是高级的时装、皮肉破裂伤），总共五百元。他口袋全都掏光也凑不上十元钱，警察把他带到派出所，通知家里拿钱领人。那天，李伯伯不吃不喝，不睡不息，把家里的《字典》、《词典》都翻遍了，左一遍右一遍地翻、查，口中不停地叨念：“怎么没有呢？怎么没有呢？”家里人问他找什么？他说他要查“道”、“道德”、“道理”。第二天，他上新华书店买回《辞海》、《辞源》，又一页一页地右一遍左一遍地翻、查，口中仍然一个劲地嘀咕：“没有！没有！还是没有！”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三天三夜，最后把那些《字典》、《词典》、《辞典》、《辞海》、《辞源》，一根火柴全点燃了。火烧得很大，若不是李伯母及时发现，全家人奋力扑救，非闹成火灾不可。李伯伯却在一边拍手大笑：“好哇！好哇！没有了好！没有了干净！道德没了！道理没了！道没了！好哇！好……”
就这样，李伯伯这些日子就得经常打针了。
一般情况下，我都主动到李伯伯家去看他，但是也有忘记的时候，就像今天。
此刻我真应该感谢李伯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