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梦？是醒？- 第19节

　　“姑娘年纪轻轻的，日子还长着呢！我捉摸呀，这人活着就和赶海似的，这趟没赶上，赶下趟，总有赶上的时候。你看我，昨日个来晚了，空着筐回家了。今日个就早早来了，你看这不是刚刚落潮么，我估摸着今日个我就不会空着手往回走了。”

　　“是的。是的。”我笑了。

　　“嘿，这就对了！常言说‘听人劝吃饱饭’嘛！”老妇人也笑了，满足地笑了，然后蹒跚着脚步走了。

　　望着老妇人驼得很厉害的背影，我不由心中感慨：她已经被生活折磨成了这副样子了，她所经历的会比我少吗？她受的苦难会比我轻吗？可她还能豁达地直面现实，她还能满怀希望地对待生活。而我……老人家说得好，叫你开心的你就多想想，叫你伤心的你就甭想！我心中顿时敞亮多了，是的，“叫你伤心的你就甭想”了！今日权做一痛绝决，到此该画上个句号了！

　　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最后望一眼那陡峭的岩崖、那平整的大石头，就绝然地离开了那片嶙峋的礁石。

　　我循着来路往回走，但是，心中仍然不平静。一直到躯体离开了公园，心却还留在那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那地方跟我太密切了，因为那些事情在我心中埋得太深了。那里到处都是我的影踪，滩头上到处都有我的足迹，在这片天地间，每一粒砂土、每一颗石子、每一片贝壳、每一方空气、每一朵浪花、每一星飞沫，都是一段或美好、或烦忧，或快乐，或痛苦，或激越、或感伤的忠实记录。我的心随着那些记录起起伏伏，正是“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唉，那就不要回避了，让它流吧，奔吧！一如《上海滩》主题曲所唱：宁愿它翻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

十　　乱世妖兴　　　宫梅惨作野梅开（一）
1990年5月12日　　　星期五　　　　　天气阴

　　我在办公室写病志，不知不觉就走神了。给林书梅的回信已寄出十来天，心里总是惦记着，也不知她何时能收到，是否能收到，她这会儿一定也在盼着信。一个人孤孤单单在海外，比监狱好得了多少？换我呀，那儿条件再好，也住不下去。想给她拨个电话，亲耳听听她的声音，可是她没有把电话号码给我。这时，护士喊我接美国长途电话。我想这电话肯定是林书梅打来的，除她，我在国外没有熟人。电话是通的，可没有声音。我自报家门，对方还是一句话没说，只有哭泣。我说：“林书梅吗？……林姐姐，我想听你说话，不想听你哭呀。”她又哭了好几分钟，才吐出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你把我忘了，忘……”

　　和你一起笑过的人，你会忘记。可是，和你一起哭过的人，你绝对不会忘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中午，我从北京回到了兴海。一下火车，我仿佛从赤道来到了北冰洋或南极州，全身温度从摄氏四十八度骤然下降至零下三十七度——这里似乎依然死水无澜，似乎与两周前毫无二样。推想学校也不会有变化，肯定依然是“黑云压城”、“白色恐怖”。顿时有一种紧迫感觉在我胸膛里鼓胀，心中十分焦躁。我马不停蹄立即爬上开往学校方向的汽车。一路上萧条冷落，全然没有一点儿火热斗争的景象。猛然间我想起昨天陈钢的话，真让他给不幸言中了。同时，前段被“监护”的情景也纷至沓来。顿时人性中的懦弱、胆怯一齐袭上身来：凭我一个人，一张嘴怎能对付几千人、几千张嘴？我此刻回学校不是让人们吞吃掉，也得被吐沫星子淹死。退却吗？这无疑太丢人。冲上去，能堵住枪眼还是能炸掉堡垒？但选择前者岂不如同逃兵？怎么办？突然头脑中灵光一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当然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得讲点策略，不能蛮干。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我中途心安理得地下了汽车。我想先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找谁呢？林书梅！我打电话找她，还好，居然找到了。

　　傍晚林书梅来到我家。她说学校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只是在前几天把软禁的“危险分子”给解放了，包括她本人。昨天颁布的《十六条》在群众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是，群众还是怕，怕像五七年反右派似的，先让你“放”，然后再“收”。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敢讲话、敢站出来的人。所以大多数人是看法归看法，观点归观点，行动归行动。所以，想把群众发动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不容易也得干呀，革命嘛！而且是马上就得干，不然怎么保卫毛主席？我俩决定立即把我从北京抄来的中央首长讲话、毛主席的大字报和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公诸于众，以制造舆论、号召争取群众，同时暗地里串联革命群众。林书梅负责校内，我负责校外她认为我暂时不宜在学校露面，以免惹麻烦）。

　　说干就干，我到街道居委会，找到居委会主任孙大妈，借用纸和笔。孙大妈二话没说，倾囊而出。前些时，她求我帮写批判“三家村”大字报时，我也是二话不说，连夜写好贴出，使她这个居委会在全区露了脸。直到深夜十一点半，大字报才写好。在落款问题上我们又费了一些脑筋：以我们二人的名义，力量太单薄，而且很多思想保守的群众视我们为“妖魔鬼怪”、“洪水猛兽”，不会相信我们；以一个组织的名义比较好。取什么名称？战斗队太小了，不足以壮声势。你看人家北京叫“司令部”呢？我们也别太大了，就叫“兵团”吧。对！“红卫兵团”，含着红卫兵的意思。从此兴海区科大学有了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团”。

　　午夜一点，我和林书梅步行回学校（这时刻已无公共汽车，当时又没有出租车）。我们以急行军的速度走了一个小时才到学校。整个校园都在沉睡着。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字报贴到主楼外墙最显眼的地方。

　　整整一面墙！好不壮观！明天，不是今天，是几个小时之后，它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原子弹？那倒未必，至少相当于一枚重型，不，一枚巨型炸弹，足以令“走资派”和“保皇派”们惶惶不可终日，足以惊醒尚未觉悟起来的群众，从此开创一个革命的新局面……望着自己的“辉煌的”“战斗成果”，我不由胸中起伏，心潮澎湃。回首看看林书梅，她双目含着晶莹的泪花。我们俩握紧了手，彼此都能觉出对方心中那份使命感、神圣感和自豪与骄傲。

　　当时我想这种感受应该是过去革命年代的地下工作者，在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之后才会有的独特感受。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着关系到全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伟大革命工作。

十　乱世妖兴　宫梅惨作野梅开（二）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街上传来稀稀落落的汽车、电车行驶的声音，城市复苏了。

　　“呵，新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去迎接革命的新局面！”我手舞足蹈。

　　“白皪，你还别太乐观了，形势不会发展得很快的。”林书梅语重心长地说，“人的本性就是惰。我们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那么长，人们头脑中的保守意识相当浓重。而解放后多少年来，他们又习惯于把基层党组织和领导人视为党的化身，对之奉若神明，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还有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的教训，至今有些人仍然心有余悸呢。严重啊，白皪！”

　　林书梅到底是长我几岁，比我有见识，看问题总是比我深刻，比我全面，我一直很佩服她。她这么一说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

　　“不过也没什么，事情是人干出来的，只要有信心、恒心。”林书梅又微微一笑，拍拍我的肩头。

　　“是的，现在形势是很严峻，就好像潮水最低的时候。不过，到了潮水不能再低的时候就该涨潮了，就有转机了。”我说这话其实真是故作高深。

　　“对，黎明前的时刻是最黑暗的，黑暗过后就黎明了。有个电影不是叫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吗？来，让我们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林书梅握住我的手，“我先送你回家。”

　　“咦，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呢！”

　　“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这是列宁说的。你都两夜没睡觉了，还不该去睡觉？”

　　“我一点儿也不困呢。

　　“少啰嗦！我送你走。”

　　“现在有车了，送我做什么？”

　　“不行，现在行人稀少，你这么一个小美人让我怎么能放心呢？”

　　“你没正经。”我嘴上嗔怪她，内心却十分感动。

　　“嗨，这也是大事，和革命同等重要。”林书梅不容我分辩跟着我上了电车。

　　接下来十多天我一直没回校，都是林书梅晚上到我家里互通情报。

　　后来，我们一起发展了我们的“红卫兵团”，改称“毛泽东主义八。一八兵团”。我们整整并肩“战斗”了一年零七天（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到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这一年多，她大姐姐似的呵护我，照顾我：帮我买饭、洗衣服，陪我外出等等。最难得的是我们互为知己，彼此不隐瞒任何秘密，包括感情上的。“浩劫”前的学生不能谈这个，它涉嫌“小资产阶级”，有碍革命大志；这次“运动”所打造的“hongse恐怖”的氛围，更让人无可选择地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甚而谈及其他都是对“革命”亵渎。

　　一九六六年十月，“保皇派”与“造反派”斗争正激烈，我父亲因说“革命影响了生产，大串联妨碍了铁路运输”，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情况反映到医大后，对立派马上抓住不放，大肆攻击我，妄图以此搞垮“造反派”。这件事情对于我真如一盆冰水兜头浇下，整个人都冻透了。不过，速冻的时间非常之短暂，最多不过几分钟，不，仅仅数秒钟而已，我几乎不假思索（似乎勿须思索——我的头脑中早已经有了一个模板：在革命与亲情之间只能选择前者，这是革命的需要），就大笔一挥写出一张《郑重声明》：白皪与父亲断绝一切关系，改名为王涛。从此随母亲姓氏。战友们纷纷和我握手致意：“支持你的革命行动！”“我们同你在一起！”他们不少人捐钱给我（因为此后我没有了经济来源）。二元、三元……钱不在多少，难得的是那颗心哪！我当时泪如涌泉，真切地体验到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满脑子的政治、阶级、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他们目光所及也几乎无不是政治、阶级、阶级斗争、线路斗争。本来是正常的，可以被看做是异常的，而本来是异常的却可能被当做正常的。但是，这种黑白的颠倒并非故意，而是由于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由此而来，人们的情感也就变得超乎常理了。多少人仅仅为了观点不同，竟然达到父子决裂、夫妻分手、朋友反目。因为在彼时看来，那不仅仅是限于“观点”，而是立场、态度、方向的问题，也是信仰的问题，是忠不忠于的问题，是跟谁走的问题，一句话是“真革命”与“假革命”的根本问题。

　　然而，夜深人静，不见了“hongse恐怖”，不闻了烫耳的口号，我的眼前全是父亲各种神情、姿态的画面，耳畔全是父亲或严厉、或谆谆的声音。我们兄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