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过是收缴贪官所得的不义之财。《水浒传》中以高俅为代表的那些大大小小为非作歹的赃官污吏，不正是宋史资料中时时写到的那些造成“民不堪命，去而为盗”的文武官员们的写照吗？《水浒传》写得明明白白，高俅们的总后台就是宋徽宗，作者的笔一点也没有饶过他，尽管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书画家。作者也没有饶过蔡太师，尽管就连梁山好汉也晓得他是当代四大书法家之首。王教头为何要“私走延安府”？林教头是怎样被逼上梁山的？武松是怎样无奈何亲手杀嫂的？所谓“十万贯生辰纲”之类，不正是北宋历史上朝廷巧立名目、官府到处搜刮的一个缩影？刘敞所说的“盗源”不正在此？至于梁山首领，正如上述历史资料显示的，并不一定要个个都是一个普通农民，才能称为农民领袖，方腊、卜漏就是最好的榜样，我们在这方面也不应当坚持“出身论”的标准。事实上梁山头领中出身农民渔夫之类的也大有人在。如果说到梁山那上万的人马，不用说，其绝大多数皆是普通农民。一部《水浒》，真是写得很分明，写的是英雄好汉“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
梁山好汉们口口声声放在嘴上的“替天行道”，“反贪官”之类的话不重要吗？是没有意义的“陈腔滥调”吗？显然不是，因为这正如王小波、方腊对他们的群众所作的政治宣言一样重要。更不用说李逵老是放在嘴上的要宋大哥夺了宋朝皇帝的“鸟位”的话，对于我们分析梁山好汉们的政治性质的学术重要性了。虽然鲁智深的上梁山并无林冲等人直接的遭*作为原因，但他也是因“打抱不平”而改变了个人生活道路的，而所谓“打抱不平”，这“不平”的原因，在《水浒》中出于赃官与豪强，这正是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鲁智深第一个打抱不平，是因拯救金老父女，第二打抱不平，是直接反抗了高太尉，所以他才沦为造反的好汉。在英雄排座次的大聚义大欢庆之时，宋江吟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词来，惹得李逵大闹，而说出一句最为深刻的话来的是鲁智深，他把朝廷比作他穿的黑色僧衣，说“洗杀怎得干净？”他表示，“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这个粗莽之人，却是粗中有细，他算得上是一个有较明确意识反抗黑暗统治的人。如此等等，在一部《水浒》中闪耀光芒，不但不是少得可怜的凤毛麟角，而且是一部书的整体性存在，决定了这部书是写农民起义的性质。难道，马幼垣先生对这一切都是视而不见、都可以轻描淡写吗？
说到朝廷对梁山的态度，也完全与历史资料中揭示的一样，以血腥*为主，必要时则实行招降政策，而《水浒传》不但写宋江受招安，还写宋江想受招安，他把梁山队伍一步步带上了受招安的道路，至于这条道上英雄们的结局，只能是历史所给出的悲剧的必然。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着，《水浒传》是以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情况为事实依据来写就的，它写的就是一场模模宏大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
至于马先生说到的梁山攻打两府的事件，我们就不赘论了，我们只问，作为反抗朝廷的梁山好汉，他们有没有权利命令两府投降？此是一；第二，我们能要求梁山好汉像马先生要求的做事总那么正确吗？历史上的大小“盗贼”，比如方腊，他一起事，三个月内就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处州以及青溪五十二县，马先生是否要对方腊说：你这样做是正确的吗？这些地方的官民都得罪了你吗？人民该充当解决你的政治难题的牺牲品吗？你这样子就是替天行道吗？你的主要骨干该都不是普通农民吧？你和你的一伙们只不过是演绎了又一个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而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马先生的轻描淡写已经成了强词夺理。
又，有人提出了一种判断标准，即以队伍的首领来定队伍的性质，并举出*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为例。我们认为，在封建统治的社会中（《水浒》所描写的社会，就是十分典型的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凡是农民的反抗、暴动，不论其规模大小，都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打击，都应当计算在农民起义这个总量当中。至于领着头干的人，或后来担任其领导角色、左右其发展前途的人，是个什么思想，是不是处处都能忠诚地代表农民，乃至最后是不是利用农民的反抗、暴动、起义，来别有用心地做他的政治资本（如《水浒》中的宋江），以至趁着农民起义的势头并利用其力量做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如刘邦、朱元璋），那都是另外一回事。《水浒》中王伦、晁盖、宋江这三代首领思想意识各不相同，这并不能改变众多下层人民（其主体在当时只能是农民）跟着他们在山上与当时地主阶级国家政权对峙这样的情况，这情况（以及书中写到的各个山头各路英雄）的存在，沉重打击和动摇了宋朝政权，而这个政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而站在朝廷立场，则当然是另一番感受）。所以，在《水浒》中梁山好汉们的存在，就是农民的反抗、暴动、起义的存在。在此，毛泽东主席的几条论述最能深刻而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至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至于说到*革命时期的国共双方，确实与农民有很大关系，因为当时农民仍是中国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处在社会最下层，他们的痛苦最大最深，在那样动荡的社会中，军队的最大量人数，也只能是来自农民。但在那个时代，不管天下有多少自发的农民暴动，都已经不存在历史意义上的“农民起义”了，因为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了，而首先是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之命运”的矛盾，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新的封建皇朝已经是世界历史的陈迹，而决不是时代之特点了。所以，若以*革命时期国共双方来考察《水浒》是不是写农民起义，就难免有举例不当之嫌。。 最好的txt下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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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画意（李雪柏的画）
题目背景，是荡漾的河上水波以及风中飘动的芦苇，
题目字也随之摇漾起来。
音乐。流向远方的长河。河上有一条渐渐远去的摇橹的船。波浪，行船。水波与行船逐渐化为一幅水彩画（《李雪柏水彩画集》第26页，拍摄时避开画题，因为画题限制着对画面的领悟）。
主持人画外音：水乡的路，水云铺，进庄出庄一把橹。这是一位诗人对苏中水乡大地一往情深的歌唱。今天，我们的交通，主要也许已经不选择这水、这船，可水乡的风景，却依然令人心醉、令人向往。于是，画家笔下的水乡风景，也就格外拨动我们的心弦（画面掠过《李雪柏水彩画集》第42页、第12页，停留在第9页）。
画外音：这是一幅多么宁静甜美、无可挑剔的图画。要我们给这幅画起名的话，也许可以题为“听取蛙声一片”。生活被艺术发现了它的美，艺术从生活汲取到了灵感和活力以及自己的归宿。一片又美又新的境界，是生活与艺术共同的创造。我们甚至希望我们自己也能握有这样的一支神奇的彩笔。
少年宫课堂上许多学画的孩子，他们神情专注，手中拿着彩笔和画板，看着讲台上老师的示范，老师正用一片水彩涂出了渐渐明朗的画面。
主持人出现：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师，从事水彩画教学事业，已经四十年，他就是李雪柏先生（面部或上半身的特写）。刚才我们见到的水彩画（画面回放刚才介绍过的几幅画），是他教学之余的创作。我们来到李先生的画室，对他进行采访（镜头扫描画室，画桌上有一册《李雪柏水彩画集》，镜头定格在套封的画面上）。
主持人：李先生，你这本画集是刚刚出版的吗？
李先生：是的。
抽出画册，打开，显露出夏鸣题写的“吴陵乡风”四个大字，镜头长久停留于此。
主持人画外音：泰州市市长夏鸣为画集题写的“吴陵乡风”四个大字，就是这本画集内容的一个概括的说明。吴陵，海陵，都是泰州的古称。“吴陵乡风”，是说这本画集表现的是泰州地域风情。李先生，是这样吗？
李先生：对的，是这个意思。
（镜头回到画集套封的画面）。
主持人：这上面画的是一副石头的磨盘，泰州人叫做“磨子”。画家为何选用这幅画做画集的封面呢？我们请画家本人来回答吧。
李雪柏先生谈“磨子”和泰州地区的关系，以及和他本人的关系，他为什么要作这幅画，他要表现的是什么。
主持人：原来李雪柏先生在这幅画里寄托了这样多的深意深情。今天，磨子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许多磨子的命运往往是东一块西一块被拆散了，已经不再是磨子，而是被当成一块普通的并且是多余的石头搁置在路边，或者被利用为一个简易的水码头，乃至于被丢弃在猪圈里，可是它们确实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担任过重要的角色，没有磨子，我们怎能把粮食变成可以吃的面粉、把黄豆变成豆浆呢？没有磨子，就跟没有独轮车一样（镜头掠过第17页），苏中大地上的老百姓怎样支援黄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呢？所以，画家笔下的磨子（镜头回到封套上），就不是生活中一个普通的磨子了，它成了艺术表现的对象，成了艺术家深情深意的载体，我们看到画，就会联想到很多很多。李先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李先生：可以。
主持人：我们发现，在李雪柏先生的画集里，无独有偶，出现了不止一个磨子，看，这里还有一个（《画集》第5页），画得多么具体，连同画中环境的渲染交代，带给我们一片浓郁的生活气息。看这幅画（第7页），上面虽然没有出现磨子，却有一个竹扁，里面晒着的，正是磨出的粮食做成的饼，我们都好像闻得到饼儿的香味了。看，这里还画有一副较小的磨子（第37页），放置在屋檐下，搁在厚实的木凳上，随时可用，是农家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具。这副磨子，成了整个画面的中心，使画面气韵生动，一股生活的温馨向我们迎面扑来。李先生，你的画集里画了这样好几个磨子，你自己知道吗？
李先生：自己倒好像没有注意到。
主持人：李先生的回答真是太有意思了，但李先生画了这样好几个磨子，并不是重复，而是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表现。可见艺术创作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但无论多么复杂，总之是与艺术家本人的生活底蕴和思想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