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切都是黎氏病重时告诉阮梅的。她没有告诉阮明，是因为他一直以父亲为荣。她不知如何开口，也担心阮明不愿意接受那个事实。
黎氏告诉阮梅，当年通过组织，她与阮上校确定了婚姻。但在此之前，她一直暗恋着莫少校。两人的初识，一个眼神就彼此明白，那是无论什么都无法阻挡的爱。莫少校就是后来的莫政委，当时官衔只是少校，在训练所担任军事教官。莫少校是阮上校的好朋友，其友谊超越了国界，是由惺惺相惜发展到肝胆相照那种。也正如此，莫少校与黎氏的爱恋变成了一种痛苦与煎熬。一个因爱背叛友情，一个为爱欺骗丈夫。爱越深，心越痛。
在分离的前夜，两人一直压抑的激情如火山般迸发。
谁也没想到那最后的欢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阮明出生后，黎氏惊异地发现他的血型和阮上校的血型不匹配。
唯一的解释就是：阮明是莫少校的孩子。
而阮上校来不及察觉那些，就战死沙场。
那本来会成为永久的秘密，会一直带进坟墓里。但黎氏不想那样。因为她一直思念莫少校。对莫少校的思念支撑着她一直活下去，将阮梅和阮明抚养大。
带阮明去中国，先不要告诉他真相，让他父亲决定他的命运。那是黎氏的遗言。
阮梅并不责怪黎氏欺骗了她的哥哥。对她而言，嫂子的身份实际更像一个母亲，而后来相同的遭遇使得两人的感情变得更亲密。作为女人，她们比男人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同样，作为女人，她们比男人更知道真爱的价值。
阮梅甚至有些羡慕黎氏，她从黎氏的神情中看到了那些逝去的美好时光。她期待那些美好时光能够重来。
其实黎氏去世后，阮梅一直在暗中寻求那个在军队担任要职的远房叔伯的帮助，通过他了解到莫少校的一些情况。只是一鳞半爪，已经让她浮想翩翩。她渴望远离战争，远离那个硝烟弥漫的破碎的国家。而黎氏的情人，当年的莫少校，如今已经成为莫政委，也许能提供一个改变命运的契机。
当然，阮梅有一个合理的去中国的借口：婚约。
阮明出生后，阮上校曾经向黎氏提到，他与莫少校离别时有一个口头约定，将儿女结为一家亲。阮梅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向阮明提起，只对远房叔伯说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带阮明去中国相亲，如果顺利，也许会带一个中国妻子回来。
到中国去。到莫政委身边去。那不再仅仅是黎氏的嘱托，也成为阮梅的心愿。阮明杀人事件只是加快了事情的进程。
只是去避一避风头，有一天还会回来的。离开越南前，阮梅那样安慰阮明。但她心里清楚，也许不会有那么一天了。
那是1968年的初春。
三 不是为了婚约
三
一晃就是三十年。阮明又站在那栋小楼外，但是没有走进去。紧闭的门后似乎有熟悉的歌声传出，凝神静听，却只有风的低吟。抬头望去，越过院墙楼顶，从树缝里可以看到暮色中郁郁苍苍的西岭。
阮梅和阮明到G城后，顺利找到莫政委。莫政委先将两人安排进G城的越南学校。学校在西岭脚下一个山谷，是供越南政府指派的人来进修而设立的。一些毕业生还在城里单位实习。而后来，G城的武斗波及学校附近，将学校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一座桥炸断了。学校陷入停水停电缺粮断水的境地，被迫终止办学。莫政委又将阮梅和阮明安排到华侨农场。农场与越南学校相距不远，阮梅在华侨农场做记工员，阮明也在农场子弟中学继续读书。当时农场里的归国华侨并不多，多数是本地工人。农场背靠西岭，地盘宽广，丘陵上种植有大片的柑橘、茶叶，平地则是一望无际的甘蔗和香蕉林。
每逢星期天，阮梅带阮明进城，到莫政委家，一去就是一整天。她并不认为是去做客，笑称是带阮明回家。听起来似乎很温馨，但考虑到当时的外界环境，其实并不怎么浪漫。
阮梅和阮明到莫政委家，要越过西岭垭口，再穿过半个城市。西岭是丘陵与喀斯特的分界，横亘在市区与郊区之间，有十几座山头，峰谷沟壑连绵数十里。华侨农场在西岭主峰另一侧，若能翻越主峰，距离市中心只有十里，沿公路绕过附近的垭口，则有二十里路程。
有时一些地方被封锁，便是有武斗发生，需要绕道而行。一般情况，是阮明骑着单车载着阮梅，在大街小巷里穿行，头顶上不时有流弹“吱吱吱”“嗖嗖嗖”掠过。
除了没有飞机轰鸣，与在越南时的情形相似，倒让阮明有一些亲切感。他甚至能分辨出哪些是半自动步枪，哪些是自动步枪，哪些是手枪，哪些是高射机枪的声音。半自动步枪常见，自动步枪和手枪少见，高射机枪只是偶尔能听见。有一种说法，中国将最好的武器都拿去支援越南了，自己武器库里倒没有存下什么好货。阮明一直不明白，武斗双方在同一个政党领导下，却要以命相搏。除了头脑发昏，他想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莫政委的小楼像世外桃源，而林惠像桃源里的一株桃花。那是阮明对小楼最初的印象。
林惠安然地坐在走廊上看书，两条光洁的腿从栏杆间垂下，任随风起伏的酸浆草抚摩着脚趾尖。她偶尔瞥一眼这边，对父亲的远方来客表示一下关注，或者只是出于一种基本的礼貌。显然那本书对她的吸引力更大。
阮梅与莫政委忙着寒暄问候，阮明被冷落在一边，但他没有介意。他只是觉得好奇，那是一本什么书，让一个小女孩如此着迷？后来知道了，不是他想象的童话书，而是他也看过的《飘》。
莫莉初次见到阮明，则是在一个月后。她先到北京，得到了毛主席的检阅。1967年11月3日，已经是第六次检阅，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她像一片渺小的浮萍，被汹涌的人流推来荡去。嗓子喊哑了，鞋子挤掉了，衣服撕破了。什么都不顾，直到被挤出广场很远，眼睛还只顾着望向天安门。经历过那种狂热，她有了足够的勇气闯荡天下。一直到中央发文停止红卫兵串联，她还借返程之机绕道去广州。反正一路的食宿车船都是政府免费提供。她带十元钱出去，又原封不动带了回来。
莫莉回到家，吓了一跳。林惠正在院子里葡萄架下躺椅上一边摇着团扇看书，身边一个陌生的女人陪着说笑，另一个陌生的青年在整理花圃，将杂草清除，种上茉莉。
莫莉不习惯将阮明看作一个越南人。都说越南人又矮又瘦像猴子，而阮明却身材高大。就像大家都认为日本人矮小且长着罗圈腿，若是见到一个比自己高且没有长罗圈腿的日本人，也会感到奇怪。
当时中国百姓对越南人很友好，因为他们正在跟美国鬼子战斗，与当年中国人在朝鲜跟美国鬼子战斗一样。报刊上的专栏《南方来信》成为政治学习不可缺少的内容。那样的“同志加兄弟”送上门，让莫莉有些兴奋，好像实现了世界大革命。但后来阮明的表现令她失望。
阮明见到莫莉，只说了几句话，就开始结巴起来。
阳春三月，一个少男面对一个少女灼灼的目光，脸涨得通红，汗水顺着后脖洇湿衬衫。除了天气闷热，语言不通外，还可以用羞涩来解释。
当晚，姐妹俩的闺房夜谈多了一个内容，与阮明有关的内容。
阮明的形象在窃窃私语中渐渐清晰起来，梳着分头，露出白皙的额头，穿着干净的白衬衫，熨得平整贴身，像一个“五四”时期的文艺青年。而当时中国以军装为时髦，一般人都是灰衣蓝衣。他走在人群里，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有点可爱。有点傻。莫莉的总结流露出一些不屑。
好像从书上走下来的。林惠的评语却是不动声色的。
谈论阮明时，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朦胧的月光中相互抚摩。
母亲死后，没人教诲姐妹俩关于女孩子的事。外婆对于女人的周期总是表现出厌恶的表情，使得莫莉从小就对月经有莫名的恐惧感。而后来，她又担负起安慰同样因初潮而吓得半死的妹妹。姐妹俩总是搂在一起睡觉。莫莉十一岁那年，林惠只有七岁，就有了正式意义的性接触。莫莉先挑起，林惠没有拒绝，她从小一切都是听从姐姐的主意。
第一夜，林惠记得雨很大，将窗帘淋湿。莫莉却说没有下雨，只是风卷窗帘扫落了金鱼缸。玻璃鱼缸落地，应该发出很清脆的一声响，但两人都没有听见。
那一夜电闪雷鸣，林惠最怕那些，尖叫着往莫莉的胸口藏。莫莉分担了妹妹的恐惧。当柔软的头发在胸前蹭动，恐惧消失了，被彼此的欢愉所替代。直到黎明，莫莉下床，脚下踩到柔软滑腻的一团。两条金鱼折腾了一夜，没有生气的眼睛从脚趾缝里瞪着她。血在地板上蔓延，她很奇怪，小小的金鱼会流那么多血。她没有感觉到锋利的玻璃碎片扎进脚底，一直到医院都没有感到疼痛。
没有人发觉那个秘密。有许多秘密是属于姐妹俩的。开始觉得有些疑惑，并有隐隐的罪恶感。而后恢复自然，彼此分享对方的肉体，享受*。一直到离开四川，住进小楼，两人有了各自的床铺，但每天晚上，姐妹俩都会躺到同一张床上。林惠后来也变得主动，与外表的沉静不一样，当高潮来临时，她比莫莉还要疯狂，有一次为了避免父亲听到叫喊，她将莫莉的肩头咬出深深的牙痕。
那天夜里，林惠兴奋地描述从阮明那里听来的热带丛林。她想象自己躺在近乎洪荒般无人的山林里，旱季的热风一如手中蒲草团扇徐徐吹过，阳光透过颤动的树叶蒸发着胴；体上的汗水，青木瓜挂满枝头摇摇欲坠。那种意象让她陶醉，高潮一浪接一浪袭来，在呻吟中喊出了阮明的名字。
莫莉不会放过这个细节，林惠也忙着为自己的失态辩解。她说出了自己偷听到的事。关于婚约。林惠没有听到太多，因为父亲刻意避开她。好像是父亲先提起的，他认为阮梅是为了一个婚约而来，而阮梅否认了。
婚约。一个新奇的词，让姐妹俩有些骚动，有些不安。那一夜，暮春有些闷热的风混合着各种气息，来自丛林的气息，檀香的气息，少女的气息。后来，林惠很快睡着了，莫莉却是辗转反侧。
和所有粗心的父亲一样，莫政委并不知晓那些。他在楼下鼾声大作，忙着拜见周公，丝毫没有察觉到楼上的秘密。
莫政委忙于军务，对家事一窍不通。分开八年，他甚至不知道女儿是如何一天天长大的。如果面对嗷嗷待哺的婴儿，莫政委会不知所措。好在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上学读书了，可以自己洗衣做饭，他也就不必操心了。
妻子死后莫政委就未对女人动心。当然，动身是有的，而且不只一个女人。有时是军区招待所的女服务员。寂寞难耐时他会去那里查夜，纯粹是交；媾，缺乏情趣。有时是军中女话务员，为了调动或待遇问题主动找他商谈，那样的权色交易更无感情可言。
有时，莫政委也想尽一点父亲的责任，却不知如何与女儿交流。说话，说了很多，想吃什么，吃了什么，在学校里学了什么，都是废话。他不知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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