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无需多说——培养了佩尔戈莱西。
2．卡普亚那的圣·奥诺弗里奥学院，大约创建于1600年，是由圣·奥诺弗里奥的教士们为卡普亚那及其周围乡村的孤儿建立的。学生数量约为九十到一百五十人，他们身着白色长袍，灰色宽服。
3．劳莱托圣·玛丽亚学院，建于1537年，创建者是一位西班牙籍基督教高级信徒乔瓦尼·蒂·塔普亚，其宗旨是“接收最穷苦平民的子女，并对他们进行宗教及音乐方面的教育”。这所庞大的学校最初容纳了多达八百名男女学生。大约在十八世纪中叶，该校停止接收女生并且开始只教授音乐。伯尼参观这所学校时，大约有两百名学生，他们身着白袍和宽服。
4．土尔奇尼圣母学院，由一个宗教慈善团体建于十六世纪末。接收该区的贫困儿童，到十八世纪中叶有一百名学生，他们身着兰色长袍和宽服。最著名的那不勒斯作曲家担任该校的教授，弗朗西斯科·普罗文查勒是这所学校第一批教师之一。
每所音乐学院都有两位校长：一位负责修改学生作品，另一位教学生演唱，学每一样器乐还有助理教师。通常这些学生在学校学习八年，如果经过几年的培养证明他们天分不够，则会被送走。一定数量的学生是作为自费寄宿生被接收的。经过八年的培训，最出色的学生被留下成为该校的老师。
伯尼生动地描写了他对圣·奥诺弗里奥学院的一次参观：
“在一楼平台上，一支单簧管正在孜孜不倦地吹奏；在二楼的平台上，一支小号正在吹出激昂的旋律。在一个普通房间里，有七八台羽管键琴和比之还多的小提琴。一些学生正在各自练习不同的曲子，而其他学生正在写作。床已改成羽管键琴桌。第二个房间里集中了大提琴；第三个房间里集中了长笛和双簧管。单簧管和小号只能占据楼梯面，没有其他位置。在这幢房子的上层，远离其他孩子，有十六位阉人歌手；因为他们嗓音娇嫩而拥有温暖一些的房间。这些小音乐家们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从早上起床（冬天天亮前两小时）直到晚上上床（约晚上八点）；他们每天只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就餐时间，秋天有几天假期。”
这些音乐学院是全欧洲歌剧演员和作曲家的宝库，在斯卡拉蒂生前达到鼎盛。它们也招收作曲家，十八世纪中期最著名的那不勒斯作曲家——约梅里和皮西尼被招收进来，前者受雇到德国工作，在斯图加特滞留了十五年；皮西尼则受雇到巴黎工作，被树立为格鲁克的对手。皮西尼死于巴黎，此前他曾担任皇家歌唱朗诵学校的教授，并任巴黎音乐学院的监察。这两个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皮西尼矮小、消瘦、苍白、面容疲倦，非常文雅，即温柔又热烈，对圈外人士相当严肃；心地善良，极易受感动，最重要的是他在音乐喜剧领域是无与伦比的。不幸的是，他用那不勒斯方言创作并在当地极为流行的小型喜歌剧不能被传播到他的故乡以外的地方。但是，正如卡利亚尼神父说过的那样。“既然这种音乐风格甚至没有传到罗马，那么它就决不可能打进巴黎，若要欣赏皮西尼将那不勒斯喜歌剧带到具有大师风范的完美境界，就必须成为一名那不勒斯人。”与皮西尼相反，约梅里在国外比在那不勒斯更受人赏识。那不勒斯人憎恨他在斯图加特变得过分德国化这一事实，从外表看他像一位德国音乐家。伯尼说：“他是个格外粗壮的人。他的脸让我记起亨德尔，但是他举止要优雅、端庄的多。”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心情振奋，容易动感情，但是稍微有些沉闷，他从德国学到对和声和简洁的配器法的热爱；他对发生在他那个时代的那不勒斯歌剧界的革命做出不小的贡献。在这种歌剧里，乐队开始发威，开始怒吼，这损害了歌手们的演唱，使他们被迫大声喊叫。“关于音乐”，伯尼写到：“所有的明暗对比都被遗弃了；半阴影和背景消失了，人们只听到嘈杂喧嚣的各个声部。”
威尼斯以其品味的精致区别于那不勒斯，她没有那不勒斯那样的音乐学院，而拥有著名的女子音乐学院；皮艾塔、曼蒂卡蒂、茵考拉比利以及圣·乔法尼和保罗·迪·奥斯彼达来多学院。
这些学院是弃婴医院，由城中数一数二的贵族家庭捐助，年轻女孩子们直到婚前一直留在那里接受全面的音乐训练。格罗斯利记载：“音乐是教育的主要部分，这种教育似乎更适合培养出拉伊斯和阿斯帕西亚〔3〕而不是修女或是母亲。”但是我们也不能假定所有学生都是音乐家。在圣母学院，一千人中只有不到七十人成为音乐家；在其他几所弃婴医院中，大约为四十到五十人。但是，为了吸引有音乐天才的学生，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接收并不是孤儿但嗓音优美的儿童入学是普遍的做法。孩子们从威尼斯公国各地被带到那里：帕多亚、维罗那、布雷希亚和费拉拉。教授们包括：奥斯彼达来多学院的萨基尼、茵考拉比利学院追随哈塞的加鲁皮等等。这些耀眼的作曲家之间存在的竞争激发学生们互相赶超。每所学院有五至六名助理歌唱和器乐老师；大一些的女孩教导最小的女孩。学生们不仅学习演唱，而且学习演奏所有的乐器；小提琴、羽管键琴、甚至还有小号和低音提琴。伯尼说，通常她们能演奏几种乐器，而且轻而易举地从一种乐器转换到另一种乐器。这些女子乐队每周六、周日晚举行公开音乐会，她们是威尼斯主要的景致之一。所有访问这座城市的外国旅行者都向我们进行过描述。看到她们，与看到她们的演出一样令人高兴。德·布雷西斯议长说：“看到年轻漂亮的修女，身着白衣，耳边插着一束石榴花，她们以能想象得到的优雅和准确的姿势指挥着乐队，打着拍子，没有其他事情比这更令人愉快。”他又补充说：“在演奏技巧和乐队指挥方面，威尼斯的女孩儿不比任何人差。”这些漂亮的音乐家中有些人名震意大利；威尼斯的歌迷和市民们曾经分裂成敌对的阵营支持这个或那个歌唱家。
但是这些喜好猎奇的旅行者的有些怪诞的故事可能使我们对这些音乐学院所提供的音乐训练的严肃性产生错觉。曾仔细视察过这些学院的伯尼，钦佩地谈到它们的教学。最好的学校是加鲁皮领导的茵考拉比利学院。加鲁皮那时年届七旬但仍然精力充沛，反应敏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身上的热情燃烧的更加旺盛了。他非常纤细，有一张充满智慧的脸庞。他的言谈闪烁着睿智。他的举止显得很尊严，对所有艺术都有一种热忱；他拥有一些维洛内塞〔4〕非常优秀的绘画作品。他的性格与他的才华一样受人敬重。他有一个大家庭，过着安静、体面的生活。作为一名作曲家，他是威尼斯旧传统的最后一批代表人物之一；是那些才思敏捷，情感冲动的天才之一，在这些人身上，想象力、天赋和学识与令人着迷的机敏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位真正的意大利人，充满古典主义精神。在同伯尼的谈话中，他把好的音乐定义为“美丽、清晰、加上动人的转调”，“在威尼斯，他格外繁忙，一身兼多职：圣马可教堂与茵考拉比利学院的资深合唱教师、贵族家庭的风琴师，以及歌剧作曲家，他没有忽视任何一项职责，他的学院成为良好行为的典范。”伯尼写到：“乐队受到最严格的纪律的规范，没有一位演奏家显得急于出风头；所有人都保持着仆人需要对主人恪守的那种服从。”这些艺术家显示出非凡的专业技巧；但是他们的品味总是很纯正。加鲁皮的艺术，可以从他学生演奏的最细微的抑扬顿挫中体现出来。他训练他们学习所有风格的音乐，宗教的或是世俗的；他指挥的音乐会包括了多种多样的声乐和器乐的组合，如在威尼斯一所教堂里启用两个乐队，两架风琴，两个合唱队，互相附和；这种情形并不少见。伯尼曾在圣马可教堂听到加鲁皮指挥的六个乐队的弥撒：两个大乐队排在两台主奏风琴之间，四个小一些的乐队两个一组摆在过道之间，每一组由两台小管风琴支持，一切都是威尼斯的传统；它始于十六世纪的加布里埃利（Gabrieli）。
除了这些音乐学院和教堂以外，私人家庭举行了不计其数的音乐会或是“学会”，贵族们参与了这些聚会。贵族妇女在羽管键琴上演奏协奏曲；有些时候，他们组织音乐节以纪念某位音乐家。伯尼曾出席一次“马赛罗”音乐会，这些音乐“晚会”经常被延迟至深夜。伯尼记载了同一天晚上举行了四场音乐学院音乐会及七场私人“学会”。
这些音乐会没有损害到戏院，威尼斯的戏院与那不勒斯的戏院一样，成为该市获得音乐名气的主要原因，很长时间内它们是意大利的第一流戏院。
在1769年的狂欢节上，七座歌剧院同时演出；三座上演“正”歌剧，四座上演喜歌剧，这还不包括上演喜剧的戏院。所有剧院都是夜夜爆满。
还有一个细节证实了曾鼓舞过这些意大利城市的宽容和真正的民主精神；船夫享受免费入场；“如果属于某个贵族家庭的包厢是空置的，剧院负责人会允许船夫坐到里面。”伯尼据此正确地体会到了，为什么同其他地方平民阶层相比，“威尼斯平民阶层的人唱歌时特有一种尊贵的方式。”在意大利，没有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音乐；没有其他地方使音乐在平民中传播得更广泛。
围绕着这两座音乐之都——威尼斯拥有七座戏院，那不勒斯拥有四至五座。其中“圣·卡罗”是欧洲最大的戏院之一，拥有一个由八十人组成的管弦乐队——歌剧在意大利其他城市也同样繁荣发展：罗马拥有著名的剧院——“阿根蒂那”，“阿里贝尔蒂”’“卡普拉尼卡”；米兰和都灵的歌剧院在演出季节除周五外每天都有演出，且布置一些宏大的场面，如骑士之间的战斗；帕尔马有意大利最奢华的法尼斯戏院；皮亚琴查、雷吉奥，比萨和卢卡，拉朗德认为它们拥有“最完美的乐队”。在整个图斯卡尼公国和威尼斯公国，在维辛查和维罗那，“市民们为歌剧而疯狂”。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族激情。高叶尔神父住在经历饥荒的那不勒斯；人们对欣赏歌剧中壮观场面的狂热并没有因此而被削弱。
让我们试着走进其中一座歌剧院，演出通常在八点钟开始，大约在十二点半结束。如果不是像威尼斯和那不勒斯那样经常免费入场，则正厅后座的票价为一个paule（十二分）。听众吵吵闹闹，漫不经心；似乎戏院特有的乐趣，即戏剧感受，很不受人重视。观众在演出中间随意地交谈，人们从一个包厢到另一个包厢互相拜访。在米兰，每个包厢就像一套完整的公寓，房间带有壁炉和所有可能方便舒适的东面，不管是准备点心饮料或是玩牌都行。“在第四层，戏院每一侧都有一张费罗牌桌，只要歌剧继续，牌局就一直继续下去。在波隆那，女士们特别放松随便，在演出中间她们从一个包厢与对面的包厢里的人谈话，也可以说是大声尖叫，她们起立、鼓掌，大喊（‘真棒哟’）！至于男士，他们更谨慎一些，如果一幕戏结束，而且令他们高兴时，他们便用喊叫控制自己的情绪，直至这幕戏又被重演。”在米兰，“情况远不止于每个人都声嘶力竭地大声交谈，而是只要歌唱家一出场、或是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