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开玩笑说，等我有钱了就请她吃大闸蟹。她总说，那得等成黄脸婆。
周媛也开始进入黄脸婆的行列了，而我和她，却渐行渐远。
我还有机会请她吃大闸蟹吗？不知道，我和她关系好的时候没钱请，恐怕等我有钱的时候我们已经分道扬镳了。并且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
想到这些，我便没了胃口，静静地听张鹏和毛梅以及周仲闲谈。
一顿饭毕，动身离开的时候，毛梅突然说：“这大闸蟹动都没动，不如打包带走吧？”
张鹏说：“好啊，还是女人节约，美德啊。”
服务员很快打好包，毛梅对我说：“要不你提回去？”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好吧，我拿回去喂猫。”
说完，我的脸不由自主地发烫了。毛梅笑了笑，伸手将打包盒递给了我。
我身上只有几十块钱，自然不敢和他们一起打牌，便向他们告辞，自己坐了公交车回去。
在车上，我对自己拿大闸蟹喂猫的谎言羞愧不已，怕毛梅看穿我的心思。
我的心思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要这大闸蟹其实是鬼使神差，或许我内心真的是想带给周媛吃，那也仅仅是想法罢了。
我突然想尝一尝大闸蟹的味道，便摸索着掰下一条腿，悄悄地放进嘴里，却又闪电般拿了出来，靠，把舌头给刺痛了。
回到弟弟的出租房，弟弟已经酣睡。我拧开灯，把大闸蟹拿出来反复端详，心里思忖着是不是真的给周媛拿去。
其实还是有借口的，就说拿给儿子吃。
对，拿给儿子吃。主意打定，便躺在床上睡觉。
今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便听见窸窸窣窣的响声。睁开眼睛一看，弟弟正拿着大闸蟹呢，见我醒来，便笑着说：“给我带回来的吗？我还从没吃过螃蟹呢。”
我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说：“你吃吧，专门打包带回来的。”
2007年3月14日星期三多云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周仲给我的那个信息。
我给赵均打了个电话，问他有没有相熟的弱电公司。我说有个项目想找个弱电公司合作一下。
赵均说他和一家弱电公司关系比较好，这家公司长期用赵均厂里面的桥架，并把那家公司老总的电话给了我。
老总姓何，脑袋光光的，一看就是精明人。
我对何总说：“我有一个弱电项目的信息，有没有兴趣？”
何总笑着说：“我对信息没有兴趣，我只对项目本身有兴趣。”
这其实是想了解更多项目方面的信息。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给多少钱？”
何总脸上现出一丝不屑的神情，但很快又用笑容掩饰了。
他说：“那得看你在里面所起的作用。如果仅仅是一个信息而已，那么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如果你能影响这个项目，我们可以谈一个价格。”
我一想也是，现在的建设项目多，要找个信息并不难，而像何总说的能影响项目的进程，那对我来说是太难了。
我说：“是这样，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先去打听一下项目的具体情况，然后再来找你谈。”
何总表示同意，并给我提了几种合作方式：一是挂靠，我以他们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他们收取管理费，其他的我自己负责；二是我以他们公司业务员的身份进行活动，我把业务拿下来后他给我提成，提成比例按纯利润的20％，但前期费用得我自己负责。
想来想去，我决定以第二种方式合作。这样挣的是少一些，但以我眼下的情况，我没法不依赖他。
我怕何总到时耍赖，便提出签个协议，先小人后君子。
何总同意了，并且按我的要求，在合同上面特别注明：只要何总的公司同甲方签订了合同，便应先支付我应该得到的酬劳。
2007年3月15日星期四多云
和何总谈妥之后，我决定到H县一趟，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我在弟弟那里拿了点儿钱，坐了近六个小时的车，到H县时已是下午三点。我找了个小旅馆，梳洗了一下，就准备去找老刘。
老刘就是该项目的负责人，也就是周仲的朋友。
在旅馆楼下，我买了一包玉溪，自己先抽了一根——味道真醇。
老刘不在办公室，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是周仲的朋友，想来拜访他一下。
老刘说他在政府开会，不能确定什么时候会议结束。
我约老刘晚上找个地方聚一下，老刘说：“有事在电话里说就是了，没必要破费。”
我再一次抬出周仲，说：“都是周仲的朋友，见个面，以后在街上碰面了也好打招呼嘛。”
老刘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我开始物色晚上吃饭的场所。
在H县城的中心地段，我找了一个还算豪华的餐厅，预订了一个小包房。
对于是不是定包房，我很犹豫了一阵。两个男人在包房吃饭总有一些说不出来的尴尬，但我又不能显得太小气，所以还是订了下来。
看了一下菜谱，菜的价格比C市便宜，但酒水却很贵。我提前叮嘱服务员，如果我的客人要点超过两百元一瓶的酒，就说卖完了。为防止服务员不听招呼，我说：“我身上只有300块钱，还要留路费回家。如果超标了，我只有‘吃跑堂’。”
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心里便轻松了，我开始在H县城的街道上徜徉。
看着街上或快或慢的行人，听着他们带有本地口音的土话，突然有一些愉悦。
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关注我，没有人知道我是贫是富。当我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们会准确地判断出我是外乡人，并给予我对待外乡人的热情。
做事的最高境界是行云流水（2）
一个人处在陌生的环境中，除了新奇，便是自信。比如，一个小商贩和一个老太婆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走过去，轻轻拍一拍商贩的肩膀说：“人家是老年人，不要计较嘛。”
商贩会鸡啄米似的点头：“好嘛好嘛，就依这位大哥的吧。”
很舒服，我很享受这样的状态。
而在C市，我做不出这些举动来。总是有无形的压力，制约我表达的冲动。
下午五点半，我琢磨老刘的会应该开完了，拿出手机给他打电话。但老刘的电话却先打过来了，他告诉我说，晚上有一处不得不去的应酬，要失约了，他应酬完再和我联系。
我说：“好的，我等你通知。”
接完电话，我心里有一些小小的紧张。不过一想老刘主动说应酬完后联系我，说明还是在意我的。
我感觉有些饿了，便在街边的一个小吃摊点坐了下来，点了一碗炸酱面。摊主不慌不忙，仔细地添加作料，时不时地询问我的口味。面做得很精细，吃起来很香。
在C市我也经常吃面条，但煮面师傅那速度，面刚丢下锅，恨不能马上就捞起来，以便再招呼下一个客人。
大城市和小城市，节奏就是不一样。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小城市的节奏，却又拼命往大城市挤。
说不出为什么，反正现状就是这样。
吃完东西，我物色了一处茶楼备用。我怕老刘通知我见面时仓促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故而先做好准备。
我不得不在这些细节上做好。对于此次H县之行，我虽然并不抱太大期望，但我得为一分的希望做十分的准备。
按照老刘的说法，他会在应酬完后主动联系我，所以我回到旅馆，躺在床上看电视。手机就搁在身边，声音调到最大。
过了晚上八点，我就开始不停地看手机。按照常规，八点应该结束饭局了。
然而过了八点半，老刘仍然没有打电话过来。因为他说过他主动联系我，我就不好打电话去催他，只得耐着性子等。
不得不说，等待是一种痛苦，除了期待的电话铃声，其他的索然无味。
电话终于响起，我迫不及待地接通，以一种特别亲和的语调对着话筒说：“你好。”
电话里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是儿子的电话。
我有些失望，也有些高兴。
我说：“儿子，爸爸一直在外面忙，好久都没有回去看你了，你乖不乖呀？”
儿子说：“我乖。”
我说：“你怎么想起要给我打电话呀？”
儿子说：“是妈妈叫我打的。”
电话里便传来周媛轻声吓唬儿子的声音。
我沉默了一阵，对儿子说：“不要调皮，要听妈**话。”
儿子说：“我不调皮，我很听妈**话，妈妈也听我的话。”
我被儿子逗笑了，问：“儿子，妈妈听你什么话了？”
儿子说：“妈妈哭，我叫她不要哭，她就不哭了。”
我心里一阵莫名的痛。
我轻声对儿子说：“妈妈在身边吗？”
我想和周媛说会儿话，我想问她这段时间过得好不好。
儿子说：“妈妈上厕所去了。”
这时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声音，有一个电话正在打入。
我拿下手机一看，是老刘的电话。我忙对儿子说：“儿子，爸爸有事情，挂了啊。回头爸爸打给你。”
接通老刘的电话，老刘问我：“你在哪里？吃饭没有？”
我说：“我在旅馆，吃过了。”
老刘说：“那你到红星大酒店来，我在1021房间。”
我说：“好的，我马上就到。”
挂了电话，我立即出了房间，在旅馆门口上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到红星大酒店。”
司机迟疑着说：“很近啊，走路也就七八分钟时间。”
我说：“别管，越快越好。”
在酒店门口下了车，我来到老刘说的房间，按响门铃。
老刘是个中年人，有些秃顶，听了我的自我介绍，他诧异地说：“你可真快啊。”
我笑笑，随着老刘进了房间。
这是一个豪华标间，厚厚的窗帘旁边，摆着两张椅子。中间是一个茶几，上面放着烟灰缸，还有一包硬盒中华。
老刘让我随便坐，解释说刚才在楼下吃饭，政府的饭局，一般吃了饭都要开一间房，怕有人喝醉了，好有个休息的地方。
我和老刘坐下，想拿出下午买的玉溪烟让给老刘抽，但看见茶几上的中华，便有些犹豫。不过觉得玉溪应该也拿得出手了，便向老刘让了一支，说：“我的烟差，权当忆苦思甜。”
老刘指着中华烟说：“这是刚才吃饭的时候发的。平时我什么烟都抽，不就一股烟嘛。”
我说：“那还是有区别的，树叶都冒烟啊。”
老刘就笑，说：“那倒也是。”
寒暄了一阵，气氛变得融洽了些，话题渐渐进入正题。
老刘问我来找他有什么事，我开门见山，说想来做他们这个综合楼的弱电项目。
老刘脸色就变了，隔了一会儿他才说：“这个项目盯的人多，原先准备找两个专业公司比较一下产品的价格、质量，竞争性谈判。后来考虑到公正性，就准备招标。”
他说：“我能帮到你的就是给你发一份标书。”
我大失所望。
我把做这个项目想象得太简单。我以为就像我卖材料给工地，只要价格合适就能成交，但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
老刘建议我去找他们单位一个叫吴小波的办事员，他负责接待来竞标的公司。这已经是推脱了。
和老刘告别出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