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人们背后的琢磨和盘算。
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个傻子，我一直以为是我做事的能力被看重，才得到了那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上司给我的所有夸奖，也几乎都是针对做事能力的。他的评语是：“能文能武，不可多得。”同事也顺着风夸。夸得我累死都不叫苦。常常是，一件事推到了推不动的时候，就会撂到我手上。别人都知道半路撂过来的是烫手山芋，我却不懂这些常识。我像个傻瓜似的，喜欢在别人无计可施的事情上显摆自己的能耐。
不过，后来我渐渐明白了，我无可替代的真正原因不仅仅在于做事圆熟，更在于脑子里缺了根“做人”的弦。尽管我不得不练习猜测而且猜得日渐精准，但是我能够视而不见；尽管我个性锋利偶尔变得像个刺猬，但是我没有设计人的心机和爱好。我的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可以托付，又容易把握。这一点，令城府深重的人们放心。
对此，机关里的明白人也看得很清楚。一位上司在他的退休送别晚宴上对我说：“你这孩子还真是个书生，这么些年，你竟然没有学会深沉。”平时，没有人会对一个同事说这样的话。只是到他们离开的时候，以后没有什么打交道的机会了，这些被谨慎掩蔽的真心话，才会露个一句半句。
当时，我得到那个位置令人愤愤不平。豹子，你也许想不到，一个高校教师降了两级工资去俯就那个职位，竟然招来那么多的不平。几年之后，郑州市引进一批博士并直接把他们放到副县级官位上的时候，这种愤愤不平曾经在市属机关大面积地蔓延。不是他们嫉妒，豹子，而是因为，他们劳碌、煎熬了许多年，我这样的人一来就攫取一个位置，等于无端加塞儿，等于贬低了他们所受过的劳碌和煎熬。这让谁能够忍受呢？
从死水到漩涡（2）
不过对我而言，那却是一个令人发指的位置。那些虚张声势的忙碌，常常侵占我的中午、晚上、双休日、节假日，把一切余暇几乎榨尽；而复杂浑浊的人际关系，也总会突然纠结到难解难分，把我逼到进退维谷的境地。无论遇到什么，都要隐忍，要三缄其口大装糊涂，还要打点起十分的机敏，以适度、周全的方式去合作。
祝福
节日是人们为自己找的理由。找个理由祝福，找个理由享受，找个理由撇开令人不快的事情。在这样的早晨，我尤其想躲到被窝里，心安理得地睡觉，不理任何事，不理任何人。
一大早还是不得已来到单位。天很冷，冷得有了穿透力。我一杯接一杯喝着热水，为一些零零星星的事情耗着我的休息日。
随时过来应付事情，无论双休日还是深更半夜，似乎天经地义。手机要二十四小时开着，想找我的人能够在任何时候找到我，要求或请求我，去做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有时候异想天开，就想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每天忙十小时，或者十八小时，都可以，但是在此外的时间里，可以让我安静，不理任何人，在自己的空间里待着，睡觉，或者只是躺着，没有电话，没有敲门声，没有什么想法。
属于我的一切，都要一一对付。因为我明白，我并没有被任何人驱使，驱使我的只是我的欲望。
像是一次慌不择路的避难，我发现自己跳出了死水，却投入了漩涡。
那个漩涡无疑是更为强悍、更不容置疑的设置，在它严密周全的体系里，我全部的意义也不外乎轴承或者齿轮之类，是一个关联广泛的部件。因为关联广泛，我需要有足够的耐蚀力，我的位置、转动方向和速度必须额外地合乎秩序的预定，绝不存在自作主张的可能。我的大脑成为一块移动硬盘，在存储和传输的意义上才合乎本分。
这是一种庞大的向下的吸引力，带有势不可挡的逼迫。每一步，都需要谨慎掂量。我被迫不停地算计，但也总是难以预知，接下来一脚落下，是会踩到实地，还是会踩到薄冰或伏雷；是会平安无虞地走过去，还是会陷落到窟窿里，或者被炸得血肉横飞。
一种环境对人性的检验，总是在缓慢的磨损之后。你以为你已经被消耗得那么狠，环境给予的挤对已经越过了极限，以后没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了。这时候，最阴险的试探也就该来了。
我开始不得不在一些来历不明的发票上签字。单位的，上司的，上司的朋友在裕达吃了饭，上司的女人买了LV，上司的外甥去了一趟新马泰……形形色色的碎单子交给我签字，已经是家常便饭。渐渐地，那些数字越来越大，事由越来越离谱。我用来签字的左手，常常因为恐惧而隐隐地发抖。
一个下午，我终于说了那句话。
“我没有经手的，就不签了。”
派来送发票的人开始给我暗示，态度不容置疑。
在那个忙碌得令人头晕的下午，面对发票上那个令人胆寒的数字，我就像被导演反复折磨达到了耐受极限的演员，突然之间，所有的掩饰都崩溃了。调入这个单位的初衷在我脑中重现。我不是为了做这些才来的，不是为了合谋作弊，不是为了这个与卑污相贯通的职位，我不是为了这些。
我不唯没有在那张单子上签我的名字，还把奉命给我单子的人刻薄了一顿，抓起水杯砸到了水泥地上，把办公室的门嘭地一下关上，一整个下午再没有理睬任何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从死水到漩涡（3）
这个永远不明示规则的角逐场，需要我付出的不仅仅是劳碌和谨慎，而且需要我付出清白——我必须悖逆自己，彻底地悖逆，才能够对付。
演戏也许是容易的，演戏中戏而能逼真，则十分考验人的作假能力。金·凯瑞在《楚门的世界》里，孙红雷在《潜伏》里，演的都是戏中戏。他们之所以演得好是由于他们悟透了其中的假，他们干脆不再作假，他们作真。负负得正，假假得真，戏中戏就是无戏，就是蓦然回首，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金·凯瑞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在真实的海景小城里生活的俗人，孙红雷把自己变成了城府深重、向往升迁、效忠党国的职员。这貌似本色的真，是过了河的卒子，貌似最老实最不起眼，却可以不动声色地靠近帅营，突然来个逼宫杀。
在表演的谱系里，这被尊为炉火纯青。
在机关，一个人必须费尽心机出演的，正是诚恳、老实、憨傻、没有想法。如果功夫不到家，没有掩饰掉想法，就会令人警惕。令人警惕的人是不厚道的，当然也就是令人嫌恶的。
我第一次令人嫌恶，就是由于拒签那张自己没有经手的巨额发票。
几个月后，我被调到一个职能虚设的业务处室主持工作；一年多后，这个部门在政府机构缩减中被单位列入机构改革撤并处室；我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几乎闲置。
那位在退休前指出我“是个书生”的上司，在说过那句话之后神神秘秘地问了我一个问题：“知道他为什么跟你过不去吗？”
“知道。”
“你以为仅仅是因为摔了个杯子？”
“还有别的吗？”
“你摔破天都没事，只要你向他认错。他要的就是一哈腰。你认个错，他没准儿还会夸你有个性。这个千把人的单位，哪个人从来不向他认错？也就是你吧。你这个倔孩子，也是真把他气着了。他说，这个人对我们毫无恭敬，不教育教育，她大概不知道什么叫老一。”
我笑。若我可能向他认错也就不会摔那个杯子了。他愿意把自己封为老一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是我没什么错可认，去他妈的老一。
在将近两年相对闲散的时间内，我几乎一上班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伏案静读。我读完了书架上占满三格的法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原著，重捡外语，连续通过了全国法学通考和外语通考，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拿到了法哲学硕士学位，随即准备考博。
我在单位的处境，几乎没有对凌晨提过。看到我在玩命地读研，凌晨扒拉着我那十几本笔记，摇头再摇头。
一个晚上，孩子已经睡了，我从书房走到客厅，就收益率曲线效应涉及的一张函数分析图请教他。
毕业于经济专业的凌晨瞄了一眼，说：“本教授专业方向不是金融，没做过这么精细的研究。”
我讥讽道：“哦，原来经济学研究也流水作业了。”
凌晨反唇相讥：“原来我们的官员也操心起金融问题来了，怎么，央行行长缺位了？”
嗬，无所谓。我知道我有点作，我离开高校到机关，在谁看来都是奔着官帽子去的，既然到了机关却又来摆弄什么坐标分析图，我活该被讥讽。
考研的事在单位引起的反应更饶有意味。由于去外地参加论文答辩而不得不请假，也可能由于别的，总之被单位知道了。
参加论文答辩回来不久，我被命在职工大会上讲法律。在那个单位，所谓讲课，就是借一个壳子推销那些被“老一”圈阅过的词汇，诸如团结啦，稳定啦，形象啦，敬业啦，无私奉献啦，岗位为家啦。敷衍这些对于我来说并非难事。但是，法哲学是我敬重的学问，它修正了我认识世事的角度和方式，借着法哲学去唱颂歌，我绝对张不开口。几番推辞不过，我只得选了一个还可以讲得下去的题目，关于宪法理解，讲了一个小时。。 最好的txt下载网
从死水到漩涡（4）
讲宪法理解，话题当然不可能不涉及民主。
豹子，这话题是我们狭路相逢的媒介。在这个话题上我遇到过很多对手，我遇到过很多不得不偃旗息鼓的对手。我相信过，豹子，我相信如果沿着某个设计完美的途径我们就可以抵达正义。我们有着一样的刚烈，不容贬损的尊严在我们心中矗立，令我们觉得为了捍卫它，所有的艰苦都值得。我正是因此敬重你的努力，你艰苦的努力是不低头的代价。这是一种令我汗颜的质朴和坚决。每当你由于看不惯虚饰和奴性而破口大骂，我都想大喊一声：亲爱的混蛋，我是你的同谋。
几乎毫无悬念，我那次奉命讲课，得到的只是更严重的警惕。那个环境不是容不得我“出错”，而是在孜孜不倦地等着我“出错”。我出了错，“老一”就可以把憋在心里的不爽堂皇正大地释放出来了。由于那次讲课，整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苦读的这个人终于“出错”了。
我讲课的时候喜欢扫视全场。我刚刚讲完第二个要点——宪法与民主政治，就看到服务员把不知道谁传递的纸条交给了上司。我慢悠悠地拿过茶杯喝水，朝那边瞥过去。上司展开纸条扫了一眼，面无表情地把它团起，投进了脚边的纸篓。
我讲完了，上司夸赞一番，然后开始讲话。上司从单位的鸡零狗碎讲到纪律，讲到统一思想统一步调，讲到下级服从上级，讲到“民主不等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民主不等于想影射谁就影射谁”。
散会了，我去了会议厅的卫生间，直到人们全部离开。上司投进纸篓的纸条被我找到了。皱巴巴的纸条上，居然是事先打印好的一句话。特务一样的诡秘和精准的预知，令我肃然起敬：“谁不民主？这纯属借题发挥。”
这小小的纸条，无疑正挠到了上司的痒处。
在那个单位，上司对一个人的看法和态度，很快就会变成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和态度。甚至，跟你过从甚密的所谓“铁哥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