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人员临走那天，乡里摆了一桌饭，请他们吃饭。邓一群本来不想去，但老焦非让他去。酒都喝得差不多了，负责招工的那位姓徐的厂长看邓一群酒量不大，就对他说：“邓处长有机会我们一定再好好喝。”邓一群看了他一眼，知道他的酒兴还没有得到满足，有些挑衅的意思，于是就说：“我愿意和你喝。感谢你对我们乡的支持。但我们再喝要有说法。”他想到了自己借这个机会，也许就可以帮一帮张梅。那个姓徐的厂长马上问：“什么说法？”邓一群说：“你在我们乡招的人也太少了。如果你愿意下次再来招，我一定陪你喝个痛快。”徐厂长笑说：“邓处长要是赏脸，我现在就和你喝。你多喝一杯，我多招一个。”
邓一群说：“好。”
老焦看出邓一群事实上已经不能喝了，赶紧说：“算了算了，我来代表。”徐厂长说：“不行，你怎么能代表邓处长？”
邓一群说：“徐厂长你说话要算话。”
徐厂长说：“这么多领导在这，我怎么能说了不算？”
邓一群心里记着那十个名额，一边在心里骂老焦他们乡里混蛋，一边就真的喝了起来。而且，他是站起来喝。每次喝完，把杯底亮给姓徐的厂长看。
一杯，两杯，三杯……十一杯。邓一群站不住了。众人看到他的脸色红了之后开始发白，赶紧劝他停止。他看着那个厂长，说：“他妈的，我还能喝，你还、还能招、招多、多少？”厂长赶紧过来，拉住他的手，说：“邓处长，别喝了，我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我这次带三十个走，好不好？”邓一群说：“去、去你的。我、我、我他妈自己从不求人，这些女孩子可、可怜啊。你以后可要对她们负责。”徐厂长说：“请你邓处长放心。”
邓一群想去厕所，却感到两腿发飘。他努力往门外走，老焦过来扶他，他一张口，一股东西就直喷老焦而去……
邓一群醉得不轻。
回去以后整整睡了一天一夜也没有起来。据说卫生院来人给他挂了水，而他自己却什么也不知道。
稍后的那几天里，他一直感觉身体不舒服，但他没有说，以为只是倦了，或者是心情关系。在那个星期二的早晨，他已经和苗得康说好，要到下面一个村里去，看看那里一个养鸡专业户的情况。七点半，在食堂里吃了早饭，他坐在桌前却直冒冷汗。
“你怎么啦？脸色怎么这么白？”老苗问。
邓一群感到浑身无力，他看到老苗一张焦急的脸和睁大的眼睛。他勉强笑一笑，说：“我也不知道。”苗得康说：“你感觉哪里不舒服？”邓一群说：“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是浑身冒汗。”苗得康说：“赶紧到医院去看一看。”邓一群心想：那个乡卫生院能看得出什么名堂？嘴里说：“不要紧，我跟你下去呢。”老苗严肃地说：“不行。我陪你到医院去。”
苗得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内心厚道。
到了卫生院，挂号什么的都免了，直接进了内科。院长出来了，检查。检查完毕后，院长脸色严峻，对苗得康说：“恐怕要送到县院去。”
一切就都变得严重起来。
乡里派了车，去县医院。
邓一群有点迷迷瞪瞪的，只好听他们安排。他想：情况可能的确很严重。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车子在路上开得摇摇晃晃，邓一群感觉自己这回可能要死了。他真的有点怕起来。再想想，死掉也好，省得出了问题，还落个笑柄给人家。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呢？前一阵子，也许自己顺过头了，而现在磨难来了。
这也许才是开始，他想。
现在，这条命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像自己的命运一样。他感觉自己像个木偶一样，听老苗的安排和指挥。到了县院，院方听到是省委扶贫工作组的，就派出了最好的医生，出来检查。
结果是严重胸膜炎并带有轻度结核。
邓一群听了，眼睛一黑。
邓一群在县院住了下来。
乡里安排好了一切，县里的领导也都赶来看望，并安慰他说，他们一定尽最大的力量治好他的病。院方的专家说：这病很一般，放在二十年前，这种病很可怕，到今天，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让他不必多虑。
老苗让他安心治病，乡里的工作不必去想了。治好病，就是最大的工作。问他有什么要求，比如是否转到城里去。邓一群摇摇头。他们哪里能够理解他呢？他是不必为自己的病而担心的，最让他担心的是怕龚长庚把他牵扯出来，那样他一切就都完了。如果一切都完了，那么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情绪特别地低沉，唯一能让他安慰的，就是乡里又多走了二十个姑娘。老苗听了，也很感慨，说邓一群真的把心交给沟墩乡了。
邓一群情绪低沉，他想回城，一方面可以得到照顾，另一方面可以确切地得到龚长庚问题的最新情况。他是否可以通过关系，问问情况呢？不！心里很快做了否定。那真是疯了。千万不能这样干。
他现在只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但他的那颗心放不下。他想给龚长庚的家里打一个电话，问问他的夫人，犹豫了好久，几次拿起手机，又几次轻轻放下。也许这还不叫无为而治，但静静地等等是他可能有的最好选择。打电话过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一切听之任之吧。夜里，他感到呼吸困难，睡不着，就给肖如玉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病了，突然生病。在知道他已经住进县里的医院后，肖如玉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说：“……那你要不回来？不回来也好，你安心治病，不要想那么多，龚长庚的事又不是你的事，还能让你去坐牢？最多不当你那处长就是了。”
邓一群关上手机，眼睛盯着天花板，听着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嗞嗞声响，头脑里一片空白。女人，真是什么也不懂。他怎么能好端端地不做处长呢？坐牢，他是够不上的，但他不能没有政治前途。没有了前途，那么他邓一群这么多年的努力干什么？她对他一定已经失望了，电话里的肖如玉也表现出对他的身体关心的样子，但却并不希望他回去。那么，这里面还谈得上什么关心和温情呢？他感觉，他们的夫妻之情就像纸一样地薄。
万念俱灰。邓一群是个很情绪化的人。龚长庚这一倒，他想他这一生也就完了。下面的厅长对他不可能再有所关照了。他越想越害怕，而他这种害怕能对谁说呢？连对肖如玉都不能说。
肖如玉根本不理解他，他想：要这样的一个女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她对他事业上再也没有一点的帮助。他恨不得丢掉她。离掉她，他有能力得到更好的。
邓一群这时生理上的病痛倒没让他感觉出什么，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
在县医院里，邓一群享受着特殊的照顾。那些人知道他是省里的干部，对他特别地客气。县里的那些领导每星期都会来，除了鲜花，还带了很多营养品。那些营养品堆在床头都快成了小山了。乡里的干部也都一一来探视。老苗照例是每星期都来，有时实在来不了就让别人带话。扶贫工作组的组员们也都来了。别人对他越是客气，邓一群越是心虚，他想：今天，他还没有出问题，大家对他还客气，明天，一旦龚长庚把他给他找小姐的事情说了，把他为他签报发票的事情说了，把他送红包的事情说了，他在机关里是什么样的形象，还能得到大家对他的尊重吗？说不定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还会来传讯他。
他整天就在这种惴惴不安里度日子。
他给大舅子肖国藩打了电话，询问情况。肖国藩让他安心养病，说你这样是最好的，要是在机关里倒不好办。签报发票的事情，到时追查起来，你是可以推掉的，毕竟不属于行贿，最多只是违纪。下级服从上级，你也是不得已。而关于那一万块钱，肖国藩说，那根本不算什么。纪委要是查这样的小账，那永远也忙不过来。邓一群心里稍稍安稳了些，三件担心的事去掉了两件。本来他还想把另一件担心的事告诉他，但他想想又咽了回去。肖如玉知道倒还算了，要是让她哥哥知道，免不了挨骂。
邓一群的心里非常不安，他知道苗组长已经把他生病的事告诉了机械厅，但机械厅却迟迟没有来人看望。
我完了。他想。机关里一定已经知道了我和龚长庚的某些特殊情况，把我当成了他的同类，眼下他们要做的，正是如何把我搞掉。他妈的，完了，真的完了。他多么悲哀啊！他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
一个星期后，省机械厅派来了代表，人事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科技处的老言也来了，看望邓一群。他们都知道，邓一群是在抗洪斗争中累坏的。
邓一群看见老言瘦了很多，脸色也不好，不知为什么。他戴上了一副假发套，非常可笑。因为那发套上的头发很黑，非常浓密。这形象与他过去的形象相去太远，由不得你不笑。
人事处处长当然知道病中的邓一群最关心什么，他说，厅里一切正常，龚厅长的问题，还在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来了人，看来情况比较严重。厅里的正常工作，由孔副厅长主持。他让他安心养病。之后，他又介绍了一些闲事，比如田小悦现在在读MBA（工商管理硕士），办公室的秘书小胡由于过去学的医学，所以已经决定去澳大利亚，谈琴提成了主任科员，退休了的徐明丽，除了练功，还上股市炒股，赚了不少钱，而她家楼上的一户炒股赔了二十万，跳楼自杀没死成，摔成了残废，等等。他们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他，那就是老言已经退到了二线，科技处工作将由老潘暂时负责。
在县里的那些老同学，知道邓一群生病了也都来看他。陈小青的精神看上去要比过去好了些，她问他的夫人来没来，邓一群回说，自己没有让她来。自然受了大家一回指责。他笑了一笑，说，自己现在在这里感觉很好。
邓一群住的是一个单独病房，布置得很干净，一面窗子临着朝阳大街，可以看到楼下街上的景致。他这个病房在五楼。窗台边养了一盆花，邓一群叫不上它的名字。下午的时候，阳光透过朝西的窗子直射进来，病房里温度有些高，这时护士就会启动空调，降低温度。护士告诉他，这是县里的老干部病房，相当于省城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了。在写字台上，居然还放了一台14寸的电视。不过医生和护士都不准他看。事实上，邓一群也没法看。刚住进来的时候，他精神还好，但在用药后的第一个星期，他的身体状况迅速下降。医生说那是正常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心理上的紧张。
医院用的是最好的药物，很多都是进口的。每天要打针，服药。药丸都是要大把大把地服，像什么“利福平”、“异烟肼”等等，邓一群在用药之后，尿出的尿都是像血水一样地红，把他吓坏了。
他很虚弱，下床的时候都困难。护士们的照顾毕竟是有限的。他忽然感到很寂寞，需要有人陪他说话。然而这时有谁会来安慰他呢？他打了电话，告诉大哥邓一彬，说他生病了住在县院，希望他能过来看看自己。隔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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