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们到达时他们刚刚开始生火。两个小白，一个女人。远远地散布在烧烤炉子周围的是五六张厚重的野餐桌，其中一张上摆满纸盘纸杯，刀叉，餐巾纸，和各式各样的食品：生鸡翅，生牛排，薯片，生菜，瓜果，芥末，番茄酱。装满冰块的硕大的Cooler里隐藏着碳酸饮料和本地有名的啤酒。我走过去掏出一瓶啤酒，跟国际学生办公室的琳达打了招呼，又给丁丁拿了个橙汁。
那我们就找个地方坐下来，等。丁丁怕太阳，用手挡住一边的脸。我游目四顾。人不少，欧美亚非拉，各色人等，有的在聊天，眉飞色舞，有的独坐，沉着微笑。远处有人在打网球。音乐嘭嘭地响。
“小丁！”
“哎，喜雅，你们也来了。”
丁丁忙让他们坐下来。她们从前是打工朋友，一起在饭店逢迎并对抗台湾老板，福建老板，以及形形色色的老板娘。喜雅的老公在工程系做博后。我起身说：“老方我给你去拿瓶啤酒。”
“哎，我自己去就成。”他忙按住我。
“听说你在加州找到工作了？”喜雅对丁丁说。
“消息传得这么快。”丁丁笑着。
“哟，这还能瞒得了人哪。什么时候过去？”
“再过两三个星期吧。”
“护士就是好找工作啊。”她老公在边上说，“你看这多快啊，刚毕业。”
“怎么样？给你多少钱？”喜雅问。
“没多少。”丁丁还是笑着说。喜雅明显不高兴了，“哟，还保密呢。”
天气诚然是好，夏末的风已不是那么炎热。天空湛蓝，青草蓬蓬勃勃延伸开去，视野如此纯净。
啃着鸡翅的间隙，我抬头看见鲁萍，忙冲她挥手。她是我们隔壁管理系的学生，胖胖的，黑框眼镜，总是一脸笑容，和痘痘。
她走过来，边上跟着一个女孩子，也是笑吟吟的，穿着背带牛仔裤。鲁萍介绍说，是自己的室友，化学系的，刚来，叫一个三个字的名字，我也没听清楚。我们互相说你好，你好。
“那你还在倒时差吧。”丁丁说。
“是啊。”她微笑着看我们。鲁萍说：“哎呀，人家小姑娘一听到有吃的，觉也不想睡了，就跟着来了。”我们都笑了。我说，“小姑娘是八零后了吧。”
“八四年的。”
“哎哟，你看这多年轻啊。”老方说。喜雅说：“嗯。你们拿东西吃去吧。”
她们排队时我看到那个小姑娘跟鲁萍说了句什么，鲁萍哈哈哈地笑了起来。等他们回来，我问，“你们什么事那么好笑啊。”
小姑娘忙拽住鲁萍不让说，可是后者又大笑起来，跟我说，“说了你别生气啊。”
“不生气。”
她不顾小姑娘的阻止：“她刚才说，怎么这边的师嫂看起来都这么漂亮。”
我呵呵笑，“我就不问下半句是什么了。”
丁丁笑着对小姑娘说：“你也很漂亮啊。你这个发夹是国内带过来的吧？”
她们的谈话由此开始进入了一个我和老方，或者还有喜雅，所不能，也无意，涉足的领域。
我和老方互相问了问近况。老方得知我刚从招聘会回来，问我工作好找嘛。我说还可以，openings还不算少。
“那你要找到加州去？”
“不一定。我们找faculty，都是哪里有空就去哪里了。再说加州房子也贵。”
“那是。以后让小丁move到你那里好了，她工作好找。护士拿绿卡也快，没身份问题。”
“嗯，绿卡最多等一年。”我说完有点后悔，觉得自己太得意了。顿了一下，我问他：“你呢，也在找工作了吧？”
“我还不一定。等手上的项目有眉目了可能把握大些。还是你们商学院好啊，我们找faculty几乎不可能，只能去公司，就算公司，钱也没你们多。”
小姑娘耳朵尖，听到了，问我们：“到公司有多少钱啊？”
“看公司了，看地方，都不一样的。”老方说。
我说：“你们化学系挺好的啊，有机的，你以前的师哥小陈，去芝加哥了，好像能有八万左右吧。”
“八万那也不多啊。”她说。
“哎哟，现在的年轻人口气真大啊。”喜雅说。
我说：“八万拿工资的来说算很不错了，特别是中西部。”
她说：“是吗。”
鲁萍说：“你们谁有认识年薪十万以上的帅哥，给我们小姑娘介绍介绍。”
我们都笑说好啊好。小姑娘说：“鲁萍你再开我玩笑，我就不理你了。”
我们来到美国的第七年，生活总算是仿佛有了一线曙光。但是我们已经开始疲倦了，用庄子的话说，怠矣。
我其实不是很明白这种疲倦是哪里来的，也许是来自生活本身的压力，也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也许是因为两个人日复一日地相对而导致的重复感，也许是因为异国他乡的孤独感。反正我们已不大像从前那样，劲道十足地过日子。
刚到美国时，我们没有车子，每周从超市买好菜，拎着七八个塑料袋，哼次哼次走三十分钟回家，一点都不觉得苦。
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上门教英文讲圣经，我们是认真而热忱的听众。暑假我们打工，夜晚回家，坐在客厅里，各自数着收入，比较谁赚得更多。
丁丁会从网上下载菜谱，买来生鸭子，兴致勃勃地用牙签缝上鸭子的屁股做北京烤鸭。
什么时候起，这样清贫但是开心的日子就过完了呢？什么时候起我们互相不再亲密？必定有个转折点，但七年时间实在太长，把一切都模糊掉了。
她找的医院不错，同意报销我的往返机票，让我陪她到当地安顿好。初秋，我们来到棕榈树下的加州。我们用了一天时间找到一个公寓，签了合同。第二天一早，我搭飞机回去。我离开时天色未明，她依然睡意朦胧，我看着她盖着被子的模糊的身影，突然觉得就这么把她一个人留下来，十分不忍心。她动了动身子，问我是要走了？我说嗯，你再睡。本来想亲亲她，但是我没有。站了片刻，我就轻带上门走掉了。
夏天的年会里，我得到几个campus visits。一轮面试下来，三个学校给了我offer。我权衡利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去附近那个小学校。他们给的钱还过得去，教学任务也不重。学校在乡下地方，但是我想，这挺好，房子便宜，民风淳朴，适合养小孩。
感恩节前夕，我跟对方签约。合同寄出后，天色向晚，我呼吸着清冷的空气回家，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总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了，七年之后。
在马里兰大道跟杰弗森街交会的红绿灯下我遇见秦雯。她是电子工程系的学生。她问我去不去中国教会的感恩节potluck。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有数千华人，其中的基督徒集资买下学校附近一个教堂。逢年过节，教堂常有类似的聚餐会。
“不大好吧，我又没带东西。”
“有什么关系啊，我也没带。走吧！”她拿出山东人的豪爽来了。
路上我们又遇见两个老中；是建设部过来的访问学者。多年前，有个跟我们学校有渊源的生意人做到建设部一笔大单子，很赚了些钱。作为回报，他每年资助两个建设部的人到我们学校作学术交流。说是交流，实际上是人员的单向流动，亦不含学术成分。这个项目说穿了乃是他们单位的一种福利。
其中一人姓陈，喜欢吹牛，五分钟之后，他已开始向我们描述他在国内的空姐情人。
“你说这边吧，生活是真苦，国内谁吃这些玩意儿呀。”他说，“来之前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真没想到这么苦。唉，既来之，则安之吧。”
四十多岁的老陈认识一大群女孩子，部分原因是他们都是刚到的新人。进教堂后，我们就跟着他跟叽叽喳喳的她们坐在一起。
这些女孩子妍蚩不齐，一个个青春焕发。之间上次跟鲁萍在一起的小姑娘还从别桌走过来跟几个女孩子打招呼。我们互相看见，装作不认识。因为实在也不算认识，如果攀谈，无语的话，也尴尬。
我对面坐着一个地理系的教授，姓杜。席间说到凌晨商店的感恩节打折，杜老师说他准备去通宵排队，“笔记本三百块就拿下。”
“真的吗真的吗？”女孩子们很兴奋。
大家决定等下到杜老师家打牌，午夜出发，去Best Buy排队。我倒是没什么要买，但老陈说：“小张一起去嘛，回家也是一个人。”
我想想，也是，就跟了去。
杜老师的住处颇为凌乱。他像个老牌棍，备有一整套筹码。我们拉拉推推地把茶几和各式椅子拼成牌局。老陈提议输了*服，女生们集体否决。最后决定输家钻压得很低的书桌。
一轮下来，输得最多的是一个丰满的上海女孩子。
“快钻，赶紧的！”老陈带领大家起哄。她说好吧好吧，撅着身子钻了一次。老杜打开摄像机，记录过程，在电视机上直播。大家笑成一团。
老陈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
“你好。。。诶，我们正在杜老师家打牌啊，你来吗？。。。没事啊，我们来接你。。。你等一下啊。”
“小夏也要过来。”他举着手机，转头跟老杜说。
“再打一把我去接她。”老杜说。
“诶，小夏。。。对，他来接你。到了给你打电话。。。诶，好，再见。”
我们重新开战。这次风头转向，秦雯成了赢家，老杜渐渐不行了。他打牌瘾头蛮大，坚持想翻本。
过了两轮，我突然想起来，问：“你们不去接那个小夏了？”
“没事，她反正在家里等着。”老陈说。老杜说，“打完这把就去。”
我心想，这女访问学者真是“寂寞让人欺”啊。
老杜又打了一轮，终于动身。我顶着他打了两把，把他最后的几个五元筹码悉数奉献给秦雯。
“杜老师回来要跟你拼命了。”秦雯笑得阳光灿烂。
“我跟谁拼命？”老杜这时推门进来了。
他后面跟着一个高挑的女生，穿黑色棉衣，牛仔裤，高靴。她脱掉靴子转过身来。
很出乎我的意料，居然是小姑娘。
老陈把她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次我听清楚了，她叫夏小玉，或者夏晓玉。
我们忙让她进入牌局。她稍微退让了一下，就坐下来。
我，她，还有老杜凑成一家，重新开牌。一两圈下来，我就发现她牌打得不错，出牌很有主张。
第一把我们就大赢对方。她笑得好开心，牙龈露出来，完全不合笑不露齿的规矩。我心里想，真是个孩子。
打了几圈牌，我们都有点累，杜老师烤了皮萨，大家边吃边闲聊。
“。。。蒙古人很无赖的。当时欧洲人打仗都是排队硬磕，是吧，就像Troy里那种打法，蒙古人不管，骑马过来，拿箭射，射完就跑，你根本追他不上。欧洲人很气愤，说你这不合规矩。就这样一路打过去。。。”
“。。。女的就嫁过来了。但是那个男的其实有间隙性精神病，回去相亲也不说。他每到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就开始重复一个动作，开门，关门，开门，关门，或者穿马路走过来，走回去，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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