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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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晚清-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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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俄国商人收监,并断然没收了他们的货物。为了防备万一,他开始努力争取英国和中亚以外诸伊斯兰国家的援助。
阿古柏可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已与奥斯曼苏丹国有接触,但直到1873年土耳其帝国政府才公开承认他的王国。他被封为艾米尔,也就在那一年苏丹…哈里发给他送来了一份礼品,计三千支来复枪、三十门大炮和三名土耳其军事教官。与此同时,探险者纷纷来到喀什噶尔,1868年有R。B。肖的到来,1870年有福赛思等人的到来,这些访问引起了英国人对阿古柏国家的热情。福赛思在1873年再次被派来喀什噶尔,他送给了阿古柏几千支英属印度兵工厂制造的旧式滑膛枪。1874年初,他同艾米尔签署了一项商约,并且对这个新兴的喀什噶尔国家给予了外交承认。在伦敦,亨利?罗林森爵士在1875年新版的《英国与俄国在东方》一书中写道:英国“要在奥克苏斯以北挑起大规模的反俄的穆罕默德(原文如此)运动”,比俄国挑动印度的穆斯林会容易一些。①但亨利爵士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不是俄国,而是中国粉碎了阿古柏的王国。
① 特别见金天柱:《清真释疑》,第1、4—5、17、19—21、25—28页。 
②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45—52页。 
①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36—184页。陈锦江:《马如龙从云南回民之乱的叛乱者变成了变节者》,载《中国论文集》,20期(1966年)第86—118页。 
① 马德新:《大化总归》,前言,著者序,卷1第15—24、36—40页;卷2第1—2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09—127页。 
② 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第25—37、88—113页。 
①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1册第8页;第2册第106、111—131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18页注22。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引用了印度司的档案(第164—189页)。参照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第141—150页。 
① 佐口透:《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34—538页。贝柳:《克什米尔和喀什噶尔:1873—1874年喀什噶尔旅行记》,第321—327页。 
① 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册第311页。佐口透:《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59—579页。弗莱彻:《中亚的苏菲教派和马明心的新教》,载陈阶贤(音)编:《第四次远东阿尔泰会议纪要》,第75—96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8第35、63—64页。 
② 朱文长:《谈有关西北回乱的两个问题》,载《清华学报》,卷5第1期(1965年)第135—137、141页。 
③ 东阿居士:《秦难见闻记》,载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93—96页。 
① 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册第311—312页。 
② 除非另注出处,我们关于陕甘两省事件的概述均取材于朱文长的《1862—1878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① 特别可参看1863年甘肃宁夏边境绅耆通过御史上皇帝的请愿书,载于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34页。 
②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5第23页。黄河的支流据信为湟水(见马修斯的《汉英字典》条目第2289号),它连接着青海的西宁和甘肃东南部。 
③ 这两种著作均见上面255页注2,以及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 
① 《纪事》(原系用中文化的阿拉伯文写成的残卷,由庞士谦译成中文),载《回民起义》,第3册第240页及第1页对面的图版。 
② 引自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64页。 
① 妥明(妥德林)据信从甘肃河州来,在到达新疆之前曾访问过金积堡。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1册第449页。 
① 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年》,第27页。 
① 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载《中亚杂志》,第6期(1961年)第145—148页。 
①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61—62页。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第149页。 
① 引自V。G。楚尔南:《喀什噶尔和中亚的政治,1868—1878年》,载《剑桥历史杂志》,卷11第3期(1955年)第328页。又见徐中约:《伊犁危机》,第34—35页。
清朝在陕西和甘肃的胜利
在清帝国军队能够开进新疆以前,他们必须先打败陕西和甘肃的回民。1867年当阿古柏伯克在新疆建立他的汗国的时候,左宗棠还在征募新湘军(楚军),在为打败中国本部的东干人而筹措军费和安排交通运输事项。陕甘之役花了他差不多七年时间(1867—1873年),而他的部队参加新疆的实际战斗只不过用了两年时间(1876—1877年)——不算漫长的准备时间在内。
左宗棠在1867年7月到达陕西以后,他又不得不为了捻军之战而离开陕西十个月。在此期间,左宗棠的助手刘典作为钦命陕甘军务大臣,已清除了从甘肃折返的陕西南部回民叛乱分子。陕西回民现在在董志原筑垒自固,此地是甘肃东南部的一片肥沃平原,他们的“十八大营”从这里继续派人马四出侵扰。与此同时,在它的北边一些地方,新教领袖马化龙自从1866年投降清朝以来,已把金积堡建设成为经济和军事基地。马化龙的徒众包括长期在甘肃和内蒙包头之间做买卖的回民商人,他们做买卖时使用商队驿道以及向东航行到河套的皮筏。马化龙本人拥有两家字号,而且在他的许多徒众的企业中有投资。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能够控制蒙古和甘肃南部之间的整个贸易。①可是,他的兴趣是在宗教和军事方面。他甚至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购买军火,并且把它们送到甘肃的其他一些新教中心去。马化龙也同董志原的陕西回民做生意,他卖出马匹和军火,购进粮食。当左宗棠1868年11月返回陕西任所时,他相信马化龙不仅与新疆有联系,而且对“大漠南北”的蒙古也有打算。①
左宗棠在甘肃的进攻准备已接近于完成。他的一些老军官已经从湖南给他征募了一支新部队,总数约五万五千人。此外,曾国藩已在1867年把他唯一的一支尚未解散的湘军队伍约一万人调来陕西,由他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刘松山率领。清帝还调拨了另外一些军队供左宗棠指挥:即黄鼎统率的川军一万人,郭宝昌统率的皖军七千人,张曜统率的豫军六千五百人。这些军队都有对太平军和捻军的实战经验,其中有七千五百名骑兵,他们加强了左宗棠自己搞到的五千匹马。②可是除了聘用吉林省的满洲军官来训练他的骑兵以外,左宗棠似乎很少注意操练他的部队。他很欣赏刘松山的部队擅长队形操练和精于射击。但左宗棠根据自己在太平军叛乱时期的经验,深信取胜的两个要素是士兵的勇敢和充足的给养。他只是在叛乱的后期在他的军队中一度试行过西洋操法,但他觉得喊口令不能用于士兵的大队形。左宗棠虽然用西洋火器装备了他的军队,不知何故他却认为,练习打靶十天,一天两次,就完全可以送部队去打仗了。③幸运的是,在他即将在甘肃展开的攻势中,他所进行的战争也恰恰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虽然地形比较险要,但主要仍是进攻栅寨和城池——这与对太平军的作战毫无二致。可是,左宗棠很珍视攻城大炮,他有几位老军官曾学过如何使用它们。
左宗棠也得到了要解决他的财政和后勤问题的保证。在饱受战祸的陕西和甘肃两省,食品匮乏,物价腾贵。左宗棠定下了一条规矩:必须有三个月的粮饷在手,他的部队才能打大仗。①不仅军火,甚至大量粮食也得从其他省份运入陕西和甘肃。左宗棠为了筹措给养,明确地要求北京同意从古以来历代王朝所通用的一个惯例:即以东南之资源,供西北之军需。1867年,清帝要求东南沿海五省对“西征饷项”每年助银三百二十四万两。这款项在清代财政上称为“协饷”,但只实行于这些省份已经征足北京或其他省份需要的各种捐助饷额之后。②左宗棠早在1867年就谋划促使各省提出满足其军事需要的定额。他要求清帝并得到清帝批准从外国商号得到一次总付的贷款安排;这笔贷款由通商口岸各税务司担保,并经各省巡抚加盖印信批准,限期由各省还款给外商。1867年5月,左宗棠驻上海的代理人胡光墉(约1825—1885年)就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一百二十万两的洋商贷款。但是,在同年12月当左宗棠要求在同样安排下再次借贷外债二百万两时,清廷反对胡光墉所开出的高利息,而只批准了此借款的半数。四个口岸的税务司奉命借给左宗棠要求的余下的一百万两,不付利息。③因此,左宗棠暂时不得再向外商谋取另外的借款了。但是为了应付他的需要,清廷立即筹措了每年总数达六百二十四万两的“西征饷项”,增摊了原来五省承担的定额,还要求另外两省也予以捐助。其中大多数省份并未迅速解足它们的饷额。但是,左宗棠确从这些省份平均每年收到了四百万两(从左宗棠最初于1866年9月被任命来陕甘就职起到1874年2月止)。④
1867年,甚至在他抵达陕西以前,左宗棠就已在上海和汉口设立了两个局,承办军需。在西安他建立了一个衙署向各战区分配给养,设立了另一个衙署以保持与其他省份的通讯联系。在上海弄到的军火用外国人的汽轮运往汉口,再用帆船把它们和其他给养溯汉水运往陕西边境,然后经陆路运往西安。在四川购买的大米则用木船沿嘉陵江而上送往陕西的兵站。供应给陕北山区部队的粮食则来自山西或内蒙古的归化。给陕北和宁夏的军火是经由天津首先运到归化的。左宗棠不想使他的运输系统成为沿路地方当局的负担。他的代理人和护航队押送着每一起货运,而每一个搬运工或车夫都应该是车资照付的。一旦进入陕西境内,县长们就准备足够的夫役车辆逐县拨运。县长所付的这些费用将予以清偿。①这一整套供应系统充分显示了左宗棠的组织才能,而它也一定运转得相当不错,因为甘肃的战事确确实实进行下去了。
左宗棠早些时候曾宣布他对回民战争的一条原则。他将乐于接受一个叛乱首领的投诚,只要他是真正的投诚,即投诚者应交出武器、马匹和粮食,另外,还要接受左宗棠关于重新安置他本人及其追随者的计划。左宗棠把朝廷三令五申的旨意广为晓喻,即只问其为良或逆,不问其为汉与回。但左宗棠还有一条原则:决不姑宽新教的任何积极的追随者,因为他把新教比做企图搞颠覆的白莲教异端。②在种族战争、官军的暴行和饥馑后的疾疫流行使得汉人与回民大批被仇杀的省份里,左宗棠对东干人的战争是一场在儒将和阿訇…军阀之间所进行的严酷的意志较量。左宗棠不久就发现,他的勇营并非总是忠诚可靠的。他几乎没能保持他们的士气。士气之提高仅仅是由于:左宗棠提供了充足的给养;允许掳掠被攻破的富庶的回民据点;此外,整个军队还意识到,左宗棠的精锐勇营所用的欧洲来复枪和攻城大炮最终会有杀敌致果之效。
从陕西往西开拔时,左宗棠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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