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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王之王》在时空上是错配的。我偏执地相信那是2005年《童梦奇缘》惹的祸，那年刘德华的冷门作品，竟然在舆论及票房上得到叫好又叫座的成绩，通过捕捉后SARS情意结的余波荡漾，利用珍惜眼前人的主题来杀出一条血路。《戏王之王》表面上是《我要成名》（2006）的喜剧版，实质上却属珍惜眼前人一脉的作品。为何我会这样说？一来因为整个寻梦过程其实支离破碎，技艺探求与个人坚持的发展在胡闹的包装下，不断在兜兜转转凝滞不前。反而在詹瑞文与叶璇及蔡卓妍之间的感情线上，还有一点人情味在内。不过抱歉的是，随着经济稍为好转，这种事事以珍惜为重的感伤设计，已经不再如数年前般令人产生即时的同感。更重要的时代错位，是创作班底刻意抹黑一切与科层结构有关的代表——警察上层马虎卸责，演艺学院导师空无一物，连黑社会也讲得多过于做，简言之就是所有系统性僚幕光环下的人物，基本上都一无是处。詹瑞文把杜汶泽的“四头”之说，改弦易辙挪用作教学上的规范示例，正好是电影中对科层系统最深刻的批评。我想说这种喜剧元素塑造的处理手法，相信在董建华时代或许仍会有若干市场，因为大家都有固定明确的憎恶对象，但身处2007年的时空再来把一切作二元对立来处理（许冠文20世纪70年代上层与小人物的角力，正好因为有严厚的现实色彩，才得以在喜剧设计上引人共鸣），我想那是更为严重的一种错配。
第44章 《烈日当空》需要文隽
因为《烈日当空》，我不期然又拿起《靓妹仔》（1982）来翻看。请不要误会，我不认为两者由角度到层次有何相近之处，但忽然却由衷感慨：《烈日当空》除了要有曾志伟在幕后策划外，是否更需要有文隽在前台构思种种宣传策略，从而激化大家对《烈日当空》的讨论，令电影不致被困于半死不活的窘境。
是的，我不甘心，下笔一刻《烈日当空》的票房仍不过十万。我明白今天香港电影早已背负不少恶名，要扭转乾坤委实谈何不易，但当回头再看李焯桃当年对《靓妹仔》上映前，又确实不禁令人回首向往。
我所指的是社会反应当然无从推断，但文隽及麦当雄的组合，的确善于制造焦点，甚至不惜以具争议性的话题，来吸引社会上不同角落的“持分者”作众声喧哗的激辩。当中涉及的“持分者”固然有电影界人士，于是电影中所谓的“写实”创作理论，又或是纪录片的拍摄风格，自然可以惹起影评人的质疑及澄清；至若如教育界的“持分者”（以司徒华为代表）对电影的哗众取宠不无非议，也可以想像出现针对道德主义而发的正反争论（李焯桃更仔细地指出，即使持泛道德主义的立场，也可以因应摘取《靓妹仔》的不同场面，从而得出截然不同的正反解读结论）。以上种种纷呈的反应，无论谁是谁非，最终均指向一项事实：就是令到更多人对《靓妹仔》产生兴趣，从而诱发入场的意欲。
严格而言，《烈日当空》不无呈现社会矛盾的噱头，其中对第三组别学生的生活面貌展示，肯定刺痛不少教育界人士的神经。由连篇累牍的粗言秽语对白，到青少年沉溺毒瘾问题，乃至新一代对性爱视作儿戏的开放态度，我相信若然有通盘的宣传铺排，《烈日当空》对教育界所掷下的冲击，绝对不会较《靓妹仔》有任何逊色之处。我当然明白人各有志，导演乃至整个创作班底或许都不喜欢以上的宣传策略，与其要委身曲志广作招徕，倒不如以超然冷静的态度，由得电影去承担自己本然的命运流变。然而在今天全年港产片不过五十上下的处境而言，任由硕果仅存难能可贵的好电影无声无息地随起随灭，说到底都是一种罪过。
容我不作保留地为麦曦茵摇旗吶喊：她是近年涌现的本地年青导演中，最有潜质的一人。此话何说？她与同年代的“导演”相较，最优胜的地方是影像及剧情可以并行同步稳当操控，仅此一点在今时今日已属了不起的成就。事实上，近年备受注目的一众本地新锐导演中，不约而同染上世界性的通病：即强于影像而弱于叙事，结果往往致令电影剧情的推展，粗疏鄙陋至惨不忍睹的地步。麦曦茵当然并非尽善尽美，就影像及叙事两端的兼顾，固然仍甚多失衡的情况出现——操控影像上仍不时有自我沉溺不能自拔的片段出现，《烈日当空》中怒荣在地下行人隧道的垃圾告白一场最为稚嫩，犹如学生习作，而牛蒡第二次在医院再跳芭蕾舞亦觉泛滥；叙事上过多的怒荣独白，亦令到作品的层次锐降，最明显的一幕是怒荣拒绝Lolita依偎在肩上，竟然要仗仰独白解释怒荣不敢接触对方的心声，完全是画蛇添足的处理手法。
但一切仍瑕不掩瑜，最关键乃在于态度上的明确立场：这也是《烈日当空》与《靓妹仔》最大的分野，前者在explore惨绿少年的青春残酷物语，后者则exploit一众卖春少女的煽情浮夸世界。此所以也注定两者有南辕北辙的结局——前者一切呈开放的终结，青春不过是成长的过程，没有人可以为他人决定对错，而所经历的亦内化成阴影部分伴随一生；后者事事有廉价的释说交代，所有边缘少年都理所当然应受到惩戒，从而去强化巩固社会主流的泛道德主义立场。
我们需要麦曦茵，也更需2008年新一代的“文隽”，来协助《烈日当空》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45章 《音乐人生》的香港悲情
由衷而言，看罢《音乐人生》，心情较《天水围的日与夜》来得更加沉重。香港电影的“传统”，是从来不会直视自己的社会存在状况的。（还记得凤毛麟角的《一楼一故事》吗？）而即使偶见例外，往往也把矛头针对草根阶层出发，仿佛那才是“社会真实”的一面，由《笼民》到《天水围的日与夜》，其实叫好背后也不无以上的潜背景在内。
一、香港神话的隐喻
一方面固然因为不少电影导演早已属中产阶层（我并非指他们的出身，而是指在担任导演岗位时的身份已更易），对自己以外的阶层属性抱持更大的好奇心乃理所当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香港的中产阶层一向保守心态浓厚，要他们直面剖陈阶层最明显的伪善特质，相信不啻是天方夜谭的构思。
此所以我认为《音乐人生》在2009年的出现，来得弥足珍贵。大家都看得出张经纬手上的素材有限（主要以2002的捷克之旅作为今昔对照的材料），只是在他刻意经营的剪接下，我们由一开始看到充满欢欣作为天之骄子的黄家正，逐步走上终局时的迷惘惨绿问题少年之路——背后清晰地带来问题关键：是什么毁掉这天才横溢的少年？而作为天才主体的少年，又要作出什么挣扎才可以避免被毁掉的下场——文本上的魔鬼当然是黄家正的父亲，但那当然恰好也是香港神话的隐喻，毁掉一切的当然也正是我们信奉的香港精神。
任何人都不难看出，《音乐人生》说的是Control Freak的悲情故事，由一个Control Freak去破坏自己的家庭，到影响本来想反叛的儿子也沦为另一个Control Freak的悲剧。如果可以，我真的会投黄家正父亲作为最佳男主角的一票——他在“纪录片”前无所不在的“演戏”痕迹，甚至较职业演员也过之而无不及。唯一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人生根本无时无刻不在演戏。所以他在镜头前竭力保持的开明父亲形象，根本就是他所相信且以为自己可以如此的催眠方法。即使不用黄家正在最后披露父亲的阴暗面，在镜头前父亲无所不存的阴魂印记，其实早已把三兄妹的囚徒人生清晰展示。
二、典型的香港第二代
从宏观的角度而言，黄家正一家正是典型的香港第二代人在成功后，去把自己的一套强加在作为第四代人的子女身上的操控偏执狂故事（医生、拔萃、出国比赛表演等）——大家心知肚明，类似的故事每日无时无刻都在各大名校的学生家庭中上演，而那正是我们传诵的香港神话一部分：只求成功，不问过程。既然音乐不能如地产金融以金钱上落作为得失指标，所以典型的香港思维就只有依赖比赛奖项作为心虚背后的强心针。《音乐人生》精准的点出香港的音乐教育根本就不可能锻炼出音乐家来，一切只能靠个人的觉悟，而且更清楚地披露香港中产阶层的伪善特质。而这一点，正是香港中产阶层的最大禁忌——被人看穿没有文化（以技术代替艺术）、佛口婆心背后的Control Freak真面目，以及其实我们自身是何等的目光如豆。我由衷认为《音乐人生》今天的成貌，也是对黄家正父亲一代Control Freak的终极反讽——捷克片段中的show off意图，到最后成为自毁下场的伏线，不啻是现实公允的深情回应。
当然黄家正的皮相反叛，正是纪录片内涵未能提升至另一层次的局限。而且，张经纬委实也十分小心谨慎，为求让观众不会遗漏要点，最后“逼使”黄家正剖白家庭背景，以及加插兄长直指家正和父亲属同一类人的评议，均属画公仔画出肠的处理方式。但纪录片始终不能“制造”出仍未出现的矛盾——而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出，黄家正的人生考验仍远远未上正轨，当他开始认清自己其实不过是作为Control Freak的父亲之阴影对倒，那才是他要追寻的反叛入口。
反叛自己，才是通往地下通道的渠盖。“Try to be a better person”其实才是《音乐人生》的主题，又或是用回黄家正的口头禅：“Try to be a better human being”。是的，那正是刘镇伟所有作品中的核心命题——我们都无法置身事外，因为大家都是制造香港精神的共犯。
第46章 《前度》的前身
《前度》当然令人期待，原因只因麦曦茵。虽然在市场上同时挂上八○后爱情小品之名，《前度》与《分手说爱你》在层次上仍有一段距离，不过那又属另一话题论议。就《前度》独立而言，我今次的确感到失望，或许通过与《烈日当空》的对照，反而更清楚看到创作人在目前阶段的局限来。
《烈日当空》是群戏，一众少男人人都可以看成为主角，所以在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