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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走后的一天就是火葬，我穿过西灭兹山坡，走在被阳光照亮的寂寂的街道上，闻着柏树和海桐树的气味。汽车间，猫在跑来跑去，乌春鸟肆无忌惮地叫着。在别墅的屋顶上，斑鸠在跳舞。火灾的味道已经闻不到了，现在，天空是万里无云。我不知道自己在找寻什么，想要看见什么。就好像是心里有一道伤口，我想要看见疼痛，想要并明白我失去的是什么，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把我抛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去。我觉得如果我找到了这疼痛的痕迹，我就终于可以离开了，忘掉这一切，重新和米歇尔，和菲利浦，和我爱的这两个男人开始新生活。而我也终于可以再次开始旅行，谈天说地，去发现新的风景和脸庞，在现在这个时空里存在。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找不到这疼痛来自何方，我便丢失了我的生活和真理。我将要继续流浪。
这些日于以来，我一直在走，背着包穿过花园，走过一幢幢豪华的大楼。接着我在座白色的大楼前停了下来，那楼是那么美，那么静，被太阳的余光笼着。我想要看见的就是它。美丽，神圣，仿佛一座宫殿，周围是法式的花园，花园当中有一个池塘，鸽子和乌春鸟时不时地停下来喝水。我怎么会到现在为止居然还没有看到过它呢？这座房子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可以看见的呀。在马路的尽头，在来来往往的人车之上，就是这座白色的房子，庄严，永恒，永远不知疲倦地追随着太阳从大海这一头落向另一头。
我慢慢地走近了它，小心翼翼，仿佛时间从未流逝，仿佛死亡和痛苦仍然在那里，在灰暗的公寓里，在方方正正的公园里，在千金榆树下，在每一座石膏雕像后面。我在公园里慢慢地走着，我听见砂砾在我凉鞋鞋底吱吱嘎嘎地响着，在周围一片寂静之中，这声音仿佛有一种断然生冷的意味，简直含有隐隐的威胁。我想起了昨天在火车站附近看到的艾克塞西奥旅馆，它的花园，它那巴罗克风格的白色墙壁，它那饰有石膏小天使的进口，犹太人就是在这样的门前排队接受盘查的。但是这里，在这大花园的静谧与奢华中，在这座白色房于的窗扇下，虽然斑鸠和乌春鸟在咕咕地叫着，支配着这里的，仍然是静谧与死亡。我走着，耳边回响的依旧是我父亲的声音，在圣·马丁的厨房里，他在说那些地窖，每天那里都有人在受苦，在被杀，那些地窖都在阴暗的大楼底下，晚上便会传出女人挨打时的尖叫，那些被窒死在公园灌木丛里或水塘里的人的叫声，这些叫声。我们永远也不会把它们和乌春鸟的啼鸣混起来，所以也许得塞上耳朵才能够不去理会。我在宫殿的窗扇下往前走着，那些纳粹军官就从这些窗中探出头，用望远镜监视着过城市的街道。我所见父亲说出了房子的名字，退隐庐，因为每天晚上我都听到这个名字，在昏暗的厨房里，那会儿，由于宵禁，窗户都用报纸堵了起来。而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个名字一直留在了我的体内。仿佛一个令人厌恶的秘密，退隐庐，这个对于别人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的名字，对于别人来说，它只是奢华的代表，这幢楼里的公离房全都足朝向大海的，还有花园，静静的，只有鸽子在撞来撞击。我在房子前走着．看着墙壁，一扇扇窗户地看过去，就是这些阴暗的风窗里，传出过受刑人的声音。今天这里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虽然阳光灿烂，虽然大海在远处的棕榈树间闪耀，我仍然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是这么冷。
伊丽莎白死后的那个星期天，我乘上汽车来到了圣·马丁村庄。在那条溪街上，我在找寻我的家门，就在低处，有三四级台阶可以通下去的。但是一切都变得如此陌生，或者是我自己变得不熟悉这一切了？小溪还在街中心奔涌着，以前它就像河流一般危险有力，而现在只剩下细细一条了，上面潦浮着几张纸头。地窖，还有以前的牲畜栏如今都改建成了饭店。在广场上，竖起了一座新的，不知名的大楼。我甚至在找那座神秘而令人焦灼的旅馆，就是以前每天早上和爸爸妈妈一起排队等着在登记簿上划个圈的那个旅馆。在那里，拉歇尔和意大利军官一起跳过舞，也是在那里那些意大利宪兵放下了可怜的费恩先生的钢琴。我终于明白就是眼前的逭座朴素的旅馆了，两星的，放置着广告遮阳伞，挂着那种可凳的老女人似的窗帘。甚至连费恩先生的那座桑园，以前是那么奇怪，那么荒凉，只有他一个人在里面为自己弹奏着匈牙利华尔兹舞曲，如今也被改建成了度假楼。但是我认出了那棵老桑树，踮起脚，我摘了一片叶了，宽宽的，两边有着细细的锯齿，是那种美丽的暗绿色。
我走过村子，一直走到那个转弯处，以前在那里我们就能望见激流和我们去洗澡的那个郁郁的峡谷，我还能感觉到在冰凉的水里，在太阳的灼烧下，我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听见了胡蜂嗡嗡的叫声，还有枕在我的胸口的特里斯当光滑的脸庞，他在听我的心跳。也许我还听见了孩子的笑声，被男孩子泼了水花的女孩子发出的尖叫，还有那些彼此呼唤的名字：“玛里斯！索尼亚！”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于是我迅速往村中走回去。
我不敢和任何人说话。再说那些老人都死了，年轻人也都走光了。一切都被遗忘了，也许。在马路上，游人们在散步，带着他们的孩子，还有狗。在那个女人们燃起撤巴节灯火的老房子里，现在有一个车库。在广场上，就是过去当意大利第四纵队沿着山路盘旋而上，把村于丢给德国人时，犹太人准备出发翻山越岭以前会聚在一起的那个广场，我看见人们在玩滚木球的游戏，车子停在那里，游客在拍照片，还有一个比利时的冷饮商。只有喷泉的水还继续滴落在池塘里，就像过去一般，从阳个笼头里吐出水来，孩子们都过来喝水。站在栏边。
由于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在费恩斯特圣母院公路上拦车。有个金发女郎驾的车停了下来，车上有一个很年轻的褐发男人，看上去像是意大利人，还有另外一个褐色头发的女孩子，长着一双美明的黑眼睛。只几分钟的时间，汽车便穿过松林，到了至圣所。我木木地望着伊丽莎白和我曾经走过的这条路，没有一点儿感觉，我甚至还去找了我们睡过觉的那块林中空地，就在激流附近。车里的年轻人试着和我说上话。那个年轻男子问了一个诸如此类的问题：“您是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我说不是的。这不是第一次，很久以前我曾经来过。在公路的尽头。在山间平地的上方，云朵已经隐去了山峰。我们寄过佰的砖石屋，意大利士兵的木板房，小教堂，一切都迁在那儿，但是就是这一切似乎已经被剥夺掉了点什么，似乎这一切所意味的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那一切了。我们所睡的那幢正对着意大利士兵木板房的大楼现在成了阿尔冰俱乐部的高山小屋。这儿还可以让年轻人铺睡袋睡。有一瞬，我产生了在这里陪着这些年轻人过上一夜的念头，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即使在这样的季节，也得提前一星期预定床位。”看门人对我说，一副漠然的态度。以前我们要睡觉可没这样难！
因为天色已经晚了，我没有胆量沿着那条游者常走的碎石路回去。于是我在斜坡上坐了下来，离那几座木棚不太远，躲在一段小石墙下避风。我望着山，望着我以前把眼睛都望穿了望痛了望昏了的地方，我在等父亲来接我们。但是现在我知道他再也不会来了。
就在我妈妈和我出发的同一天，往意大利的公路上，我父亲陪着一群难民在穿越国境，在贝特蒙上方。将近中午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德国人的袭击。“跑啊！逃啊！”盖世太保冲他们叫着。但是由干他们想要从高草丛那里逃走，一梭子机关枪把他们撂倒了，他们相继倒了下去，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有个年轻的女人先是藏在灌木丛中，后来又躲到一座废弃的牧羊人的窝棚里，侥幸躲过了这一切，就是她把这事说出来的，于是伊丽莎白回到了法国，她要落在丈夫死去的这块土地上。她把这一切写在她唯一的封长信里，那是小学生作业簿上的纸，她的字体娟秀而优雅，她写下了我父亲的名字，米歇尔·格莱芙，还有所有那些与他一起死的男男女女的名字，他们都死在草丛里，在贝特蒙的上方。现在，她也是的，她与他在同一块土地上死去了，而她的身体就被关在我随身带着的这个铁皮盒子里。
我在公路上走了一会儿，往圣·马丁的方向。我听见了激流那静静的水声，还有暴风雨前的雷鸣，在我的身后，便是一团团的乌云。是一群英国旅游者让我搭了他们的车，把我一直带回村里。虽然是旅游的季节，我还是在旅馆里找到了一间房，在中央大道的下面，一座我不熟悉的老房子里。
我还是想看看我父亲死的地方，贝特蒙。第二天一大早，我乘上公共汽车，一直到公路岔口，然后我向山谷深处走去，走到那座荒弃的旧旅社那里，以前这里曾是公共浴室。我沿着淡黄色激流上方抬级而上，然后转上了蜿蜒山中的那条小径。我想菲利捕和米歇尔一定很喜欢这里的景色，清晨的阳光在草坡上，岩石同闪耀着。在维苏比亚山谷的另一边，那高高的蓝色山脉仿佛云一般轻轻地飘着。
有这么长这么长的时间我都没有听过这份静谧了，没有体会过这种安宁的滋味。我想起了大海，就是我那天早上看到的大海，我把头探出“七兄弟”号的船舱，那是那么久以前的事情了，简直就像是个传奇故事。当太阳轻轻扫过船舷，燃亮海浪的峰尖，我想像过我父亲就在这只船上。就像他在说耶路撒冷，这座光明之城，就像是崭新的圣地上方的一朵云或是一个奇迹。这座城市在哪儿呢？它真的存在吗？
我在山边停下了脚步，就在这里走进了那片高高的草坡，马里奥还在草坡里找过蟒蛇，在这草坡里我还梦想过父亲会从中走来。太阳厉害极了，在天空中央的位置闪着光，在地上投下一团又一团的影子。山谷犹自笼在清晨的薄雾之巾，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座房屋，没有一点声音。草坡静静地伸向天际，仿佛没有尽头似的。惟一的痕迹仿佛就是那路。
我知道他们就是从那里走过去的，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