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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些常见的手法和规律都记在一个小本上，觉得对自己以后做学术研究怎么也算一种帮助，丰子则常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现在咱们在大街上抓的都是小偷小骗，你们大学生总有一天会被调到更前沿的部门去，那时候可是和大骗子较量了，现在你学的这些玩意儿说不定都能派上用场。”
我听了他的话后笑而不答，当时自己辞职专心读书的心思已经越来越强烈，觉得自己哪有去办什么大案子的机会，能够专心巡逻，识破几个街头骗子的小伎俩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我并没有想到，在以后三年的时间里我真的有了与无数巨骗正面交锋的机会。而在丰子带领经常与江湖骗子们周旋的经历，无形中也提高了自己对此类罪案的感知能力。
巡逻车上的民主实验和长如一世纪的三分钟
既然去意渐生，那段日子自己也开始有些松懈，丰子的玩性也大，我开始随着他把巡逻称为“寻乐”生涯。我的脸皮磨炼得日渐丰厚，同事们偶尔做点越轨的事情我也见怪不怪。
巡逻的时间大部分是在上级规定的固定路线上来回往返、定点停靠，换了防区后开始几天可能还有点新鲜感，几周过后，觉得街还是那条街，楼还是那栋楼，一切都变得单调乏味起来。丰子长得胖，困意袭来就有些扛不住了，脑袋歪下来便是阵阵鼾声如雷，我那段时间特别爱听几档电台的音乐节目，但是发现那电台DJ每次节目开场只向出租车司机和在校大学生问好后我就特别愤怒，感觉我们城市巡逻警察这个群体受到了广大纳税人的忽视，尽管丰子和大刘都大骂我无事生非，自怨自艾，但我仍然坚决地卸掉了收音机，每天带着整书包的CD上车，号称要给全车同志们提供最优质的音乐服务，把089车组打造成一个流动的娱乐平台。
每天深夜，我们把车停靠在路灯下，丰子一旦进入梦乡便发出极高分贝的噪音，而我则把电台贴在耳边，一边听着全市各防区的警情，一边把CD机的音响播放到最大，和着摇滚的节拍用愤怒的歌声直抒胸臆：“你钻进了汽车，你住进了洋房，你抱着娃娃，我还把你想。找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有次大刘实在受不了车内的鬼哭狼嚎，一把拉住我的手，然后把自己的冲锋枪递到我手里，言辞恳切地哀求道：“你一枪打死我好吧，再这样下去我迟早会被你们二位折磨得精神崩溃的。”搞得我非常不好意思。
说归说，虽然个性未必能够磨合，但我们车组一直讲求高度的民主，丰子虽然是车长，但是所有事情实际都由大家猜拳确定。从早餐由谁埋单，上车由谁开车，到由谁坐不用听电台的后排座位，所有事情都得经过一阵吵嚷再以划拳结果定夺，基本做到胜者得意坦然，败者心服口服。
这个规矩起源于一天早上，我们三个在巡逻车上熬完了漫漫长夜，赶早在附近的豆浆店买了油条和稀饭，正打算温暖肠胃的时候电台开始呼叫我们，称江边的三号码头有晨练的人看见水里泡着具腐尸，让我们车组赶去看看。
我们三人异口同声地大骂起来，丰子无奈地发动了汽车。赶到现场后，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丰子先打了退堂鼓，说：“我这人老是抱着份温暖慈爱的善心看待社会，平时看见只蚂蚁被踩死了都伤心得几天吃不下饭，你们俩还是放过我吧。”我和大刘对望一眼，暗骂丰子卑鄙无耻，心想是谁成天琢磨着要拿气枪打鸟啊，怎么真遇到事情了就变成观音再世。没办法，早餐放在那里呢，谁去看情况谁肯定是没胃口再吃东西了，大家商议一番，只能划拳决定。
五分钟后，我们听到大刘用手持电台向中心报告情况：“报告指挥中心，江里漂的是只死狗而已，报警人看花眼了。”
不一会儿，大刘唱着小曲晃了回来，端起稀饭就往嘴里倒。我在旁边假惺惺地说：“咱们中午下班了去吃火锅吧，我请。”丰子连声称好。
大刘也放下碗笑道：“早知道就不吃早饭了，吃什么火锅来着啊？”
我笑道：“狗肉火锅。”
大刘顿时变了脸色，找地方去吐刚才喝下去的稀饭。
打这件事情以后，我们车组就算订下了事无巨细，划拳决定的规矩。
最让别的车组叹服的一次是，一名持枪嫌疑人在开枪打伤一名出租车司机后沿着铁路逃窜，我们车组奉命追击，大家都知道子弹不长眼睛，贴着铁路追击嫌疑人时冲在最前面的人绝对是最危险的，在这种情形下倒没有谁来显现电视上的那种高风亮节，同志们一样猜拳决定由谁打头阵。
中了头彩的丰子被我们套了两层防弹衣，他顶着钢盔操着上了膛的冲锋枪冲在最前面，我和大刘则提着枪紧跟其后，虽然最后没什么收获，但沿路搜了大半夜怎么着也是身心俱疲，人困车乏了。刘队知道我们为这事还划拳后，大骂我们胡闹兼没有任何革命气节，但我们仨倒是处之泰然，我们的逻辑是：职责所在，为了抓到歹徒，哥儿几个去挨刀子招子弹那都是我们的义务，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有一次让天意和运气选择的机会，这不是贪生怕死，姑且算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无奈或是调侃吧。
自打哑巴案件后我常常用崇拜的眼光看待大刘，觉得他当一巡警实在是糟蹋，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到刑侦处的重案大队去工作，他也很乐于接受我的崇拜，经常教我些辨别事物的小技巧，或者传授防暴警察在城市作战时的基本军事技巧（大刘以前在武警部队服役），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我和他的交情很快因为一件事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事情源于一起盗窃案，当时已经到了八月盛夏的天气，解放公园每天都有很多趁着清早凉快跑来晨练的人，自行车零散地停在门口，时间长了小偷们也动了心思，时常结伙在那里偷晨练者的自行车。
有个中学体育老师先后被偷了三辆车，实在忍无可忍，就赶早藏在车棚的暗处观察，终于让他等到了那帮偷车贼，于是打电话报警。我们车组正好在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吃早餐，听到电台呼叫的地方就在附近，放下碗撒腿就往公园门口跑，迎面就和那帮偷车贼撞上了，那些家伙一看到我们马上作鸟兽散，丰子和大刘分头去追，我照着一个中等个头的直扑过去，那小子正要跑，突然被埋伏在车棚旁边的体育老师绊倒，那体育老师估计也是攒了一肚子气，冲上去就对被绊倒者拳脚相加，我看那老师拳拳用力，生怕打出人命来，忙过去想把他们拽开，纠缠中自己也被那气红眼的老师塞了几拳头，把我给疼得半死，又不能还手，只好死拉活拽把他们拉开，喝令那贼跪下，然后让报案人退后十步，大骂道：“打就打，你他妈准头也太差了，五拳有三拳招呼在我身上了！”他只好连连道歉。
其实这还算好的，前几天陈班长车组去领一个在公共汽车上被抓到的小偷，见到人的时候那小偷已经被车上的群众打得血肉模糊，吓得陈班长赶快自己打电话叫相熟的记者来拍照存证，生怕又被媒体做了文章。结果送到派出所人家连人都不愿意收，估计也是被这类事情给弄得怕了，谁都不愿意端着个屎盆子盖在自己头上。有时候，“群众暴力”真把我们这些处理现场的人给为难死了。
我简单讯问了一下偷车的那小子，大刘跑了来，看到跪在地上那家伙，忙喝问他同伙的去处。
“搜身没有？”大刘问我。
我回答道：“现场太乱了，还没来得及。”大刘就站着在那贼的口袋里翻，也就是眨眼的功夫，我看到大刘很迅速地从嫌疑人上衣口袋里摸出了几张百元大钞，然后以极快的动作装到自己口袋里，接着对我说：“你搜搜看，我去瞧瞧丰子那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心中一寒，但什么也没说，嫌疑人就更不敢张口了。
把人带到派出所里，照例要办各种移交手续，报警人和值班民警一起去做笔录，我们三个则和一名民警办赃物移交的手续，我把后来搜身搜出来的钥匙、起子和工具包一一清点清楚，派出所的民警也逐一登记，手续快办好的时候，所里的民警抬头看看我，问：“差不多就这些吧？”
我想了想，看了下身边的大刘，他如往常一样面无表情默然站立在一旁，我便问他：“大刘，上衣口袋搜出的那几百块钱刚才专门让你收好的，别忘记了。”
大刘脸色一变，但迅速恢复正常，连忙说：“对，对，我差点忘记了。”说着把钱掏出来给派出所的同志登记。
这件事情后，大刘就再没怎么理我，我也收回了对他的崇敬，觉得他当个巡警就足够了。
八月飞火的时节，我们继续着巡逻勤务，当时有位领导曾发过话：“张君一天不抓住，广大公安民警就一天衣不解甲，严阵以待！”于是炎热降临时我们依然被要求每天穿着厚厚的防弹衣，头戴钢盔，身上还揣着电台等十几斤的装备，在太阳下走一圈下来人都快休克了，更别说下车抓贼。
暑还是要避的，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各种避暑方法，守湖的时候我们就把车停在湖边，打开车门听任湖风往车里灌，有时候被警务督察队的巡逻车给瞧见，说上几句提醒我们注意的话也就放过去了，其实这些督察哥哥大多数也是从巡警队调上去的，知道下面同志们的辛苦，也不好意思在我们这帮快被晒脱水的家伙面前强调警风警纪。
守市区时，一上岗我就先买个西瓜，然后在路边找个卖冷饮的小店，给店主一块钱让他把我们的西瓜放到冰柜里，快下班时用电台把周边巡区的几台巡逻车叫来，找个僻静的地方一起开瓜解暑。
以后每年的夏天一样会吃很多西瓜，可是再也没有和战友们挤作一团大快朵颐时的那份痛快。
偶尔我会怀恋自己的旧感情，但正如每个打算用事业来冲淡情感沧桑的男人一样，那种怀恋只是一瞬间的心中绞痛或者黯然神伤。我曾经形容过那种心头的阵痛，最开始的时候，心里每天像压着五指山般无法喘息；不久，痛苦像B52重型轰炸机在内心狂轰乱炸一番随曙光的到来而离去；再以后，忧伤会如同F16战斗机般常常在深夜精确命中自己的内心。时光匆匆，痛苦转眼又成了缓缓掠过的飞鸟，只留下翅膀扇动的回响；当真正习惯和麻木的时候，那种伤感就成高速划过心头的F117隐形战斗机了。
一天，已经接近凌晨一点，我们车组正在做下班交接前的准备工作，电台里突然一片嘈杂，指挥中心疯狂呼喊江北沿线的所有巡逻车，称区法院家属楼的施工工地上有人正在持枪杀人，让附近的巡逻车迅速赶往现场。
正处于半睡眠状态的我们马上来了精神，打开警灯就直奔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