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那些蹲在身边的人的眼神，有不屑的、有反感的、有嫌我们没事找事的，更多的则是一种漠然，仿佛这些事情已经见多不怪，与己无关。那一刻我心中备感凄凉……
经历了一番波折后我们终于上了南下的列车，整节车厢连座位下和行李架上都挤满了人，如果要上厕所的话起码得用半个小时才能走完半截车厢，然后会惊奇地发现厕所里面起码并列站着六个人，想喝水更是没辙，热水器的管子都快生锈了。
坐在车上和老林聊天，我哀叹道：“其实那些武警战士有好多都是农家子弟，为什么穿上制服后就对那些同样从农村出来的兄弟们那么冷漠和无情呢？”老林问我：“难道你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穿上制服就没有一点特权感？”我不禁想起自己刚穿上警服就和阿轩一起横穿马路的往事，笑道：“是啊，别人老说权力可以让人异化。自己受了那么多年法学教育，有时候不知不觉间还就是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些不一样，比如交警要是拦了我的车我心里就会老大不舒服呢！”
老林最后对我说：“这个制服还真的是个神奇的东西，一穿上它，本来挺好挺和气的一个人会突然变得蛮不讲理；但是真正遇到什么事情，它又让你意识到身上肩负着职责，有时候明明怕得要命，可就是那身制服、那种责任感偏偏就激励着你什么都不想就冲上去了。或许直到牺牲的时候，你自己都还没有明白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老林说的都是大实话，转过头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陷入了沉思。
第九部分
由于一些资金需要及时冻结，广东省厅的几个同志开车送我们去汕头。路上老林有点晕车，我们就近找个小卖部讨点开水。我环顾四周，觉得小卖部旁边挺荒凉的，但偏偏在山脚处还有一个几层楼的酒店，我问广东省厅的同志：“怎么还有人在这种鸟都不来拉屎的地方开酒店啊？不是说你们南方人挺有经济头脑的吗？”
黑钱洗白、警察教书和男女同行之禁止
在深圳调查取证的日子自己又一次见识到了经济诈骗犯罪中那些家伙的专业洗钱手段。本案主犯以伪造外贸销售合同和货物单据的方式骗取了晴川市某大银行四百多万美元的资金，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将信用证项下货款贴现，汇入香港一家公司在中国银行香港支行开设的账户上，这一公司实际上为罪犯本人控制，又通过在汕头的一个姓赵的专业洗钱者，按赵指示将所有资金转账到香港的数家公司，随后由赵将美金转账给汕头几家专门为倒汇和洗钱设立的空壳公司在香港的账户上，再通过上述几家空壳公司在境内的交行、农行和中行等多家银行的账户上开出12张共计人民币4000。8万元的银行汇票，汇入由罪犯控制的深圳某银行的账户上，完成了美金转为人民币，将资金由境外转到境内的洗钱过程。
我和老林一个个清查核对，发现其中涉案的公司多半都是些连注册资金都不足的皮包公司，但是一旦罪犯需要，所有的皮包公司可以临时汇集起来集中一笔庞大的资金流。老林一个劲地惊叹：“没想到没想到，以前以为洗钱都是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玩意儿，没想到咱们国家也有人在玩，还玩得这么高明。”
深圳警方的同志跟我们介绍说，这已经是比较小的动作了，在潮阳的某些地区，骗税分子把骗得的税款，通过地下钱庄汇到新疆伊犁，再由人从伊犁的银行中提款出来，到乌鲁木齐外汇市场换成外汇，用飞机运抵广州，再用汽车运至深圳、汕头一带，然后又用船把外汇现钞运到香港，通过关系打入香港的银行，再从香港把外汇汇到潮阳，形成洗钱的黑链条。我和老林都觉得像在听天方夜谭了，我悄声对老林说：“看来我们在内地还是有点落伍了，这些方法和手段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知识结构啊。”老林回应道：“我们这些老家伙是应付不来了，还真得靠你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去想办法对付他们了。”
由于一些资金需要及时冻结，广东省厅的几个同志开车送我们去汕头。路上老林有点晕车，我们就近找个小卖部讨点开水。我环顾四周，觉得小卖部旁边挺荒凉的，但偏偏在山脚处还有一个几层楼的酒店，我问广东省厅的同志：“怎么还有人在这种鸟都不来拉屎的地方开酒店啊？不是说你们南方人挺有经济头脑的吗？”
广东的同志笑着说：“你要是前两年过来，这里每天晚上都是灯火通明，让你觉得住满了人呢。”我忙问缘由。省厅的同志这才讲给我听，以前这附近的山上有一家很大的造假烟的窝点，附近一些酒店、餐馆实际都是造假者开办的，表面上看是过路司机进餐的地方，一般生意都很萧条，实际其账目上却是日进斗金，制假老板根本就不想通过开餐馆赚钱，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走账的形式将非法资金洗净，然后投入下一步的制假犯罪活动中。那酒店每天晚上所有的客房都灯火通明，实际上却只有很少人入住，其营造一种客满为患的假象也是为了通过走营业账的形式对造假得来的高额非法收入进行掩饰。
回晴川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把现在各类经济犯罪中的这些洗钱行为的手段、方式和特点全部总结出来就好了，起码可以为其他的同志办理类似案件提供一些借鉴，心里暗自盘算着是否把经济犯罪中的洗钱行为和对其进行法律控制的方法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
从深圳回来后我就生了场病，病好后一看铅字就头发晕，望着还没有彻底解决掉的几门科目的教材我真是急坏了，只好把过去整理的要点笔记拿出来看看，好在手写体的东西自己还能勉强应付着看，在以此方法复习数天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在考试前二十天买了一套专家串讲的VCD，每晚洗完衣服打完游戏后就仰躺在床上边闭目养神边聆听电视里传来的声声教诲，只到自己沉沉睡去。
二○○二年三月三十日，国家司法考试第一天，我起了个大早在考场门口等着进场，铁门半天没打开，我看看表才知道看错时间了，早来了一个小时，于是一阵阵指天骂地、捶胸顿足，只好先找了个可以坐的地方擦鞋，擦鞋的大姐一边擦一边问我：“老师，今天这么多人在这里干什么呀？”
“她居然叫我老师？”我心中一乐，估摸着也许这里有很多学校的缘故，便说道：“都来参加司法考试的。”“那是不是考上了就可以赚大钱当大官啊？”大姐问我。
我随口答道：“那可不一定，考上了也不过是有个本儿而已。”
大姐费解：“那都考个什么劲儿呀，我看好多人都一大把年岁了……”
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是啊，我为什么参加这次考试呢？为了获得那个本儿？为了有机会走入法律职业群体，走进去以后又如何？做官？赚大钱？还是为擦鞋的大姐们这些弱势群体谋取公道？我突然想到火车站里那些蹲着的民工的冷漠眼神，一时间好像多了很多关于为什么学习法律的感悟。
铃声响起，考试开始，刚打开卷子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几乎一道题都做不出，直到十分钟后才转为常态，慢慢地应付起一道道案例分析……
下午的刑事法考试很让我费了些时间，走出考场时已经是筋疲力尽，到第二天民法考试的时候，我做到这样一道题目时终于感觉自己的精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你家的报箱出现了一包牛奶，显然是送牛奶的送错了，你随手把牛奶丢了。问这种行为如何定性，选项包括……
其实这道题并不难，可我已经抵抗不了滚滚袭来的困意，在我和它搏击了半天后终于不支……
正梦到自己骑鹤下扬州的时候我感觉一股很大的力量把我从鹤上推了下来，我抬头一看，原来是监考老师，他压抑住愤怒轻声在我耳边说：“你要想睡觉可以回家去，或者直接睡到考试结束，可是请你不要打鼾吵着别人答题。”我连忙不迭地点头道歉，顺便致以谢意，老师则昂着头不屑地走开，在周围考生鄙夷的眼神里，我汗如雨下地继续答题。
考试结束的时候我晃晃悠悠地荡出考场，在门口遇到刚考完的大军，他问我感觉如何，我笑道：“两个可能：第一，差几分没过；第二，全市前十名。”大军说我完全在放屁，我说那你等着瞧吧，然后扬长而去……
司法考试结束后到法学院去查关于各国洗钱方面立法的资料，院里管教学的老师通知我学校规定本届研究生必须有教学实习的经历，考虑到我的工作情况，让我利用周末时间给分校的学生带几堂课，我高兴地答应下来。因为做老师一直以来都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小小梦想。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实在是一种难以想像的奢侈。
二○○二年四月的第一个周末，我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一走上讲台，我就把头天晚上琢磨出来的授课套路忘得精光，一时急得冷汗直冒，暗骂自己拿粉笔怎么比拿枪还紧张呢。幸运的是，由于有些司法实践经历，每种理论都能结合着各种案例叙述，学生们听得还算认真，当我讲述蔡老大的案子时，台下一个孩子接茬儿说：“像这种拦路抢劫的人就是该枪毙，判他七年真算轻了，照我的看法，做小偷的就该剁手，强奸犯就该阉掉！”
我看了看他还略显稚嫩的脸庞，说道：“如果你是一般人，我或许会为你的话鼓两下掌。可是作为一名法学院的学生，你说出这种幼稚和不理性的话来我只能深表遗憾。我一直认为，当社会追究个人责任时，特别是表现出过度亢奋的正义感的同时，也是在悄悄掩盖着社会自身的责任。因为‘社会正义’是有可能吞噬对个人的‘公正’的。个人的理性表现在反躬自省，而社会的理性则表现为直面体制问题和人们信仰的危机。在一个缺乏自省的年代里，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很难产生社会责任感的。”
讲到这里，我被自己的话弄得都有些激动了，好半天才压抑住那种倾心而诉的兴奋，可是当我看到我的“学生们”的反应时开始变得沮丧，他们用迷茫的眼神盯着我，完全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针对一个罪犯的际遇表达出如此多的感慨，我望着这些未来的法律精英，一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
课间休息的时候学生们围着我问问题，虽然大都是些关于某件案子该如何认定的浅显问题，我都认真一一作答。走出教室的时候，好像这些孩子正准备组织一次郊游，班长大声宣布着出游的纪律，其中一条是带男朋友或女朋友的需要单独开房间的必须到班长那里登记，于是教室内一阵欢呼……往教学楼外走去，一队情侣正在教学楼门口拥吻，丝毫不在乎身边过客的目光。我摇摇头，这些孩子……
这些场景突然让我的思绪回到了大二时各个高校兴盛一时的“整风运动”。那正是一九九六年春天，当时如何进入教育部的２１１工程成为每个高校的头等大事。
这时，一个本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突然变成了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校园里的恋爱现象。事情起源于某领导赴工业大学检查，在林阴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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