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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年轻时候为理想做出的选择，多半是错的。每次想到这句话，我都会心寒，大家说说，这句话对不对？”大胖喝多了，仰躺在包房的沙发上问我们。
大飞长叹一声，靠在椅子上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一直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信心和勇气是可以战胜一切的。今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我才感觉到，你真要想好好地挺下来，就是不顾压力如何，风险如何，前途如何，勇敢地去和一切残酷现实与困难面对面。就算输了，老子也输得悲壮、热烈、值得！”
“或许正应了一句话：寂寞的成长，无悔的青春，尽人事以待天命。”我做了一个小结。
聚会解散前，早早给我们一人塞了张小纸条，说这是他在回国的飞机上忽有所感，结合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逐人写的赠言。大家笑着骂这小子像个女人般扭捏，但都高兴地接了。
我一个人踉踉跄跄往家走，走到楼梯口，抬起头，可以看到六楼自己家厨房里的灯光，我无奈地摇头苦笑。
其实家里并没有人，只是从前年冬天开始，自己出门就养成了不关灯的习惯，因为晚上回家，仰着头看到从六楼自己家的窗口透出的灯光，心里会觉得很温暖，这是那些和家人与朋友住在一起的人体会不到的一种感觉。
拖着疲惫的身躯爬上楼，开铁门，开木门，漱洗，把自己扔到床上，关灯。浸在黑夜里，我这才备感孤独。转眼已经工作三年了。有时候真的觉得正义、价值、人权、公平在别人眼里是那么冠冕堂皇的词汇，置身其中却感到它们只是流水线上的几个符号，包括自己，无论自我感觉多么良好也不过是轰鸣的国家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已经习惯了看那些求助的弱者期盼的眼神，也冷漠地审视着违法的个人面对庞大的专政机器时的渺小和无助，身边的朋友和事情常变常新，才让我感觉到生活的大车一直在向前推进。
我轻轻叹了口气，突然想起早早给我的那个纸条还没看呢。拧开台灯，摸出小条儿，凑近盯了老半天，我看到如下模糊的字句：
“Yesterday is a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Only Today is a Gift， that’s why we call it Present。”
微笑。关灯。睡觉。
理论缺陷、离情别绪和倦意渐生
九月初，全市公安机关的教育培训结束了，政治部宣布马上进入练兵比武阶段，要求各机关、业务处和分局选取在教育训练中各方面成绩优异的民警参加市局组织的各项比赛。
我正在电脑前敲自己的毕业论文，利用休息和工作闲暇，论文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可是越往下写我越感到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这些年好像都专注于实务方面的东西，忘记多沉淀下来认真构建自己的理论基础。虽然自己论述的只是经济犯罪中的洗钱等一般问题，可是一旦深入进去，我发现需要启动刑法总论、分论、刑事诉讼法、金融法、证券法、引渡法、司法协助法等各方面的知识，自己那点儿水平很快就捉襟见肘了。我暗暗问自己，花那么大精力考下这个研究生我就真的学有所得了吗？如果自己就凭着那一点点司法实践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津津乐道我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律人么？
就在那一刻，一年前在清华园里产生的考博士的想法又再次复苏，不是因为机关里的生活太压抑，也不再是因为对现实的灰心和失望；而是我突然又想回到校园里，沉下心来好好看书，把自己这些年在实际办案中郁积的疑问一一求解，并用科学和系统的方法进行解释。继续学习的想法在脑海中越来越强烈，虽然我知道难度和强度会比考研时更大，但我总觉得决心已经在开始慢慢凝结、成形了。
“你干吗呢，大中午的发什么呆啊？”小齐的一记猛掌拍醒了我。我扭头见是他忙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想什么，在考虑怎么才能找个借口让黎科长请我们吃饭。”
小齐说：“这个想法好！我把大军和小范都叫来大家一起群策群力。”不一会儿那两个家伙也窜进了值班室，都恨不得像聪明的一休那样开动脑筋了。正密谋得热闹，黎科长从后面摸了进来，大喝一声：“你们这群臭小子不上班跑这里商量什么啊？想造处长的反不是？”小范是老实人，被吓得慌了神，忙如实交代：“我们在考虑找什么借口让您今天请我们吃顿好的。”
黎科长哈哈大笑，然后用哭笑不得的神情看了看我们这群活宝，说道：“这还用找借口啊，直接说不就是了，今天我请全科吃饭！”话毕，同志们山呼万岁，各就各位了。
午饭吃得差不多时，黎科长宣布了一个消息，他即将于本月中旬调往省厅。同志们全部瞠目结舌，觉得这消息实在过于突然。我就更是不舍了，从进法制科到现在，黎科长一直以他特有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无论是支持我读研究生、提醒我在机关如何做人，还是告诉我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职业，我都把他当作老师和兄长来看，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要离开我们。
黎科长看大家的情绪有点低落，就安慰我们道：“只是借调，大家怕什么啊，保不准还要回来的呢！”老江看这句话还没效果，就在一旁说：“大家这么喜欢黎科长当然是希望他好了，现在他调到省厅分明是高升了，我们难道还会因为他升官而郁闷吗？”大家想想也是，以黎科长的资历和水准，早该提他当处长了，可惜市局竞争激烈、指标也有限，现在他能直接调到省厅，不管怎么样待遇是一定会得到改善的，我们的想法实在是有点儿小农主义了。
九月十日中午，黎科长清理好所有的材料，提着箱子离开了市局大楼。我和大军他们一直把他送上车，心里别提有多重的失落感。
刚一上楼，迎面看到老潘引着个白净青年走过来。那孩子一脸腼腆，一见到我们就微笑着点点头。老潘向我介绍说：“这是刚分到我们队的大学生，叫庄伟，财经大学金融系的。”大军一乐：“那不是我的学弟嘛，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找我！”
我打量了一下这小伙子，比我当年从防暴队一脸憔悴地调过来时要精干多了，或许是刚进机关的缘故，他的眉宇间依然露出几分惶恐和羞涩。我突然想起当年拎着脸盆和行李在防暴队的大楼下等待中队长挑选时的自己，恍然间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我高兴地伸出手对庄伟说：“谢谢，在这里熬了三年，我终于成师兄了。欢迎你！”
黎科长调走后，科里的工作暂时由江科长负责。九月中旬，因为一起案子需要调查取证，我又离开了晴川市，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列车在秋天的田野上奔驰，我斜靠在窗边想着心事。
其实这次出差是我主动向江科长申请的，自己很想到北京几所高校的法学院看看，一是为论文写作查找些资料，二是因为感觉到老呆在一所学校做研究有点限制自己的思维，很想换个地方继续深造，打算多去找几位老师和师兄，询问一下考博士的情况，供自己十一月报名的时候做参考。
在北京取证的日子过得很快，每天又是转车又是倒地铁，忙得日夜晨昏颠倒。好容易才找到几个放风的机会，我连忙趁着休息时间去国家图书馆查资料，毕竟晴川市的学术资源有限，很多外文资料都得耗费心力去检索和查对。
那天，从国图出来已经是华灯初上，我直接拦了辆出租车准备到西直门地铁站倒地铁。摇下车窗，阵阵凉风拂面，让累了一天的大脑格外轻松。经过一条小街时，路边出现了成群结队穿着军装的人，我本以为是部队在拉练，认真一看，原来是刚刚军训完的大学新生打着背包从训练基地往学校赶，队伍拉得很长，那些裹在肥大的军装里的瘦小身躯明显透着疲惫，但是他们依然边抹着额头的汗水边放声歌唱，那些面孔充满稚气，却又那么阳光和张扬。
二胖发了条手机信息过来，上书：“我正在广东追逃犯，被蚊子叮惨了，你在哪里？”我回信息道：“北京，缅怀我那如肉包子打狗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从北京返回晴川的列车上，一个面容憔悴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留着光头，年纪看上去五十出头，面上的胡子已是许久未刮，一只手缠着绷带，一直坐在自己铺上闷不作声。一听到我们谈公安工作，马上露出了惶恐和警觉的眼神。我和同行的侦查员老王把目光一对，都觉得这个人可能有问题，说不定是一刚刚越狱出来的逃犯。
我坐在那里继续观察那家伙，老王叫来了列车上的乘警。经过盘问，那人果然坐过牢，查验了监狱开具的释放证明并电话确认后，乘警返回了岗位。那人见我和老王挺尴尬，主动和我们搭话道：“民警同志不要不好意思，我这人面相凶，而且这段时间也没空闲收拾自己，看着是挺像坏人的。”
老王在一边自我解嘲说：“你这还算好的了，我虽然是警察，这副长相还不是带来不少麻烦，坐飞机每次都不搜别人偏搜我的，走在小路上还经常有人问我抽不抽白面儿呢！”大家聊了几句，不一会儿就熟了，话题自然就扯到那人是如何被弄进去的问题上来了。
那人自称姓夏，这里姑且叫他老夏好了。老夏曾经是一名军人，转业后自己办了个油漆厂，由于信誉良好，产品品质高，很快就在晴川打开了局面，生意越做越大。老夏的妻子和儿子以前一直在外地，公司业务做开后老夏把他们全部接回了晴川，并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运输部门。
老夏不嗜烟酒，对女色也没什么爱好，生平最喜欢的就是收藏军事用品。他曾经通过朋友从云南的黑市买到一把崭新的五四军用手枪，闲暇时就把拆装、擦拭这把枪作为一大乐趣。前年七月的一天，几名民警突然携搜查证冲进他的办公室，人赃俱获后将其带走，不久，他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入狱一年。
服刑期间，妻子和儿子从未去看过他。走出监狱，老夏才发现以前的公司已物是人非，所有的亲信都被赶走，核心部门全部由妻子娘家的人控制。最让他痛心的是，直到那一刻他才知道当年是妻子和儿子告发的他，入狱后，妻子模仿他的笔迹伪造了授权委托书，将所有的资产转移到自己名下，现在连银行存折上都没有一分钱属于老夏了。
老夏企图争回自己的权益，去找妻子谈，可是公司的保安压根儿不让自己进门。在下班的路上拦住儿子的车，儿子连理都不理他。老夏在公司楼下叫着要去法院告他们。第二天妻子的弟弟就叫了几个地痞把他的一只手给打折了，还说只要他敢告状就把他卸成几块丢在马路上。
老夏说到这里已经是老泪纵横：“一个是自己老婆，一个是自己骨肉，他们怎么就这么狠心啊，不就是为了我的钱吗？他们真想要对我说不就成了嘛？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我和老王都算是老经侦了，这些年不知道见过多少儿子告父亲、公公告女婿，兄弟或者夫妻为钱反目的案子，说到底都是为了钱。不过像老夏这么惨的我们还真是头一次见。
我正打算建议老夏准备材料到我们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