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按规矩罚了款扣了老潘的分，然后啪的一个立正示意我们开路。我一看，那小子居然是我大学同系的同学辉子，本想和他打个招呼，但觉得人家也是公事公办，也不好再让他为难，就装作没看见。
车一发动老潘就开始指天骂娘，连声喊：“叛徒，叛徒，我们的队伍里面有叛徒！我们可是出去抓坏人的，怎么还想起罚咱们来了。”几个同事也在那儿议论，说现在办个案子太难了，出差得自己垫钱、案子不被批捕得自己负责、期限到了得玩命加班、指标完不成得扣工资、犯人闹了自杀得丢饭碗，现在还加上扣分罚款，老潘叹道：“领导们只看到咱们把碗给摔碎了，可没想到现在摔碗的都是洗碗的人啊。我也想有个有关系的后台每天可以狗屁不做坐在那里喝茶看报纸，可惜现在都快退休了，亲戚里面还没一个有出息的！”
我忙着安慰老潘，说那交通警察也是职责所在，很多东西咱们在生活中已经顺理成章地认为是合理的，比如自己人违反了交通规则亮一下证件就可以通融，其实这是变相的纵容。“至少目的合法不能证明手段就是合法的吧。这和不能因为破案心切而刑讯逼供打死人是一个道理啊。”我最后总结道。
老潘和大家都默不作声，我知道让大家接受我的观点暂时有点困难，心想没办法，为了活跃气氛我只有牺牲一下那位交警兄弟的形象了，就讲了一个大学时关于那小子的一段故事来活跃气氛。
我说那位交警辉子别看刚才酷得要命，在读书的时候也是一敢领潮流和风气之先的主儿，大三那年他独自跑到学校周边的一个投影厅看黄色投影，正好那天胖子贝贝和我急着找他有事，就直接奔那放色情投影的地儿找他，里面黑乎乎的，只闻一片男女喘息之声，贝贝急着借钱，和我在门口大喊辉子的名字，无人应答。遂骂骂咧咧地走了。晚上回寝室，辉子狂骂：“放这种片子的时候为什么喊我的名字？老子死也不会答应的！”我们恍然！
还有一次在大礼堂看刘德华的《黑金》，当出现一段长时间的激情镜头的时候，寂静中，辉子开始报复我们，用全场都听得见的声音喊着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我实在坐不住了，从前排站起来问：“国贸95A班的辉子同学！什么事情？”可能因为我当时在学校比较有名，一时间满礼堂都是嘘声。
大家没想到刚才那位酷哥当年还有这等乐事，哄堂大笑，罚款造成的不快马上烟消云散了。庄伟在一旁说：“刚才还觉得那警察青着脸像个包公呢，没想到背地里居然是此等活宝。”我笑道：“其实没必要把人脸谱化的，大家都是普通人，据说你们潘队长每天还回家给老婆端洗脚水呢！”话音未落，老潘已经开始狂按喇叭抗议了。
逃跑的嫌疑人在当晚被抓住。老潘他们在寒风里守候到晚上十一点，正被冻得牙齿都要结冰时，单元楼门洞里突然冒出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那小子在外面躲了一阵子偷偷摸回家拿钱了。老潘第一个发现了嫌疑人，猛地冲上前去，嫌疑人听到了动静，撒丫子就往外跑。老潘追了几十米，一个恶虎扑食压上去把那小子扑倒在地，因为怕他身上带着家伙，老潘几乎是保持平行地压在逃犯身上。
庄伟接着冲了上去，见逃犯已经倒在地上，恨由心生，照着逃犯就狠踢了几脚，边踢边骂：“我叫你跑，叫你跑！”直到同事们打着手电冲过来才感到不对劲，原来自己踢的几脚全部招呼到压在逃犯上面的老潘身上去了。
老潘被踢得差点胃出血，当晚就被送进了医院。庄伟更是被大队长和中队长大骂了一通。事后我去安慰过他，他把头埋着不怎么说话，我只好随手拍拍他肩膀作为安慰。
严冬到了，城市的空气变得愈发湿冷。安翔请我和大飞到学校吃火锅，我问他工作是否落实，安翔笑笑：“差不多了，已经和广东一家中级法院签了协议，可能会去刑事审判庭。”我连忙恭喜他。他狠狠抽了口烟，说道：“真要走出校园了还真有些怕，有时候自己都把握不好，我都怀疑自己能不能胜任法官的工作，你说怎样才能做个好法官呢？”我告诉他自己以前也常被如何做一个好警察的问题困扰，如果说是捍卫正义、消灭犯罪，那好像显得过于空泛，再说警察也分很多部门，不都是打击犯罪。
安翔又问大飞，大飞点上一根烟，说：“我好像不能说为维护法治和人权做什么贡献，作为一个记者，我只能说自己要做的贡献就是写好文章做好公安宣传，我不能保证自己把真话和盘托出，但我起码可以保证自己不说假话蒙骗大家。”我点点头，补充道：“好警察也是人，不可能像宣传中那样又红又专，他们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我觉得在现在的时代里，各司其职，秉公执法，就是一个合格的警察。你把思想境界拔得太高只会脱离实际，只会让人们更重视形式化的工作，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的屏障，忌讳的就是那些伪高尚和空洞虚伪的形式主义啊。”
安翔点点头，总结说：“对啊，就像我将来做法官，乐于助人也好，积极向灾区捐款也好，都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我只要严格按法律办事，不收黑钱，不为压力所屈服，就可以安心睡觉，每月按时数着工资笑了。”我和大飞同时骂：“你小子就知道数钱，看来读研究生真是穷疯了！”
“说到钱，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情。”安翔说道，“前段时间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兼职做法律顾问，那家公司好像卷到你们处办的一件案子中了，因为怕你小子犯忌讳我就没找你。前几天来了你们处一老一小两个侦查员来取证，我们倒是热情接待了，要什么材料给什么材料。第二天有个人打了电话过来，正好是我接的，他自称是你们处的，说我们公司可能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如果我们愿意给他若干表示，他可以帮我们避过刑事处罚。”我一愣，突然想起前两天庄伟给我看过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材料，我正好提过那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可能有问题，忙问安翔：“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么？”
“好像是个年轻人，名字没说。我自己对公司法很熟，很快拿出依据证明我们公司申报注册资本的程序是很规范的，他敷衍了几句就挂了。”安翔答道。我暗想，或许是别人吧，庄伟那小子毕竟才来，再说不过是没批准他入党，也不至于这么自暴自弃吧。
瑞雪之兆和个人承担责任的年代
二○○三年到了，处里的案子一下子增多了，各个大队的同志都忙着出差调查取证，打算赶在年关前把手上的案子都消化掉。
一月三日的早上，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雪，我收好正在看的考博英语词汇，走到门口看着雪花顺着北风缓缓沉下来。发了阵呆后，我问旁边一样在看雪的大军：“九九年那年的一月也下了这样一场大雪，你说这是好预兆还是坏预兆？”大军道：“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才不信你那套呢，不管大雪小雪，套在股市里的那些垃圾股能早日解套才是正事啊！”说完仰天作了几个揖回去了。
才一根烟的功夫，我突然听到大军的一声惊叫：“妈的，案卷怎么掉了几页？！”我连忙跑进办公室，看到大军坐在桌前目瞪口呆，问他缘由，大军说自己正在审核的一起合同诈骗案案卷的几份关键证据的原件和扣押使用的法律文书不见了，我一听也是倒抽一口凉气，在侦查部门丢了案卷那可是和丢枪一样严重的事件，前年就有一位同事因为丢失关键证据导致嫌疑人对我们反咬一口而险些被开除。
大军说前十分钟做整理的时候材料都还在的，怎么才出去一会儿就被人拿去了。我让他先别急着向上级汇报，好好想想这段时间有哪些人来过我们办公室。大军想了一会儿，说：“好像我出门时碰到了楼上大队的小吴下来给咱们内勤送报表，还有……”我追着问：“再想想，关键是你回去的时候看到谁了。”大军一拍脑门：“我想起来了，我回来的时候在楼道看到庄伟了，和他打招呼他也没怎么搭理我，走得挺快的。”
我直觉得一阵热血直冲脑门，其实从发现案卷丢失那一刻我就凭直觉怀疑是庄伟了。我让大军先不要声张，自己直接上楼去找庄伟。
庄伟正在楼上填案件登记表，我把他叫到隔壁一间空办公室里。他看着我严肃的神情，感觉非常不自在，不停地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说：“其实这段时间，一直想找你谈谈。知道你因为犯人逃走的事情和失手打伤老潘的事，心里一直有阴影。”庄伟在一旁咕哝道：“哪有啊？”
“你少装蒜！”我瞪了他一眼，“其实咱们年轻人谁没做错过事，就拿我来说，在防暴队的时候还差点把一个治安案件的嫌疑人给失手打死了呢！我还有一个朋友，曾经在上班的时候把枪弄丢了，挨了处分，被分离培训后给调到检查站去，可人家就是在那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两年来不知道识破了多少罪犯的伪装，现在已经是检查站的副站长了。你才遇到什么屁大的事情啊，就自暴自弃了？就不把自己当个警察看了？”
“我虽然大你两岁，但我们应该是一个年代的人。什么是成熟的表现？首先就是一个人得有责任感，这是一个个人应学会承担责任的年代。做错了就勇于承认，用自己的行动去改正，没有人会一棒子把你从政治上打死。天天和钱打交道，不动心那是胡扯，可是我们有我们的道德底线，有警察自己的行为准则，你能因为工作不如意就把所有的规则当废纸了吗？现在要是为了点小利益去违反法律，去损害自己战友的利益，将来只会在一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那样走下去迟早会走进班房，甚至走进地狱。”我喋喋不休地说了半天，不知道自己是在说给庄伟听，还是在说给自己听。
庄伟在一边涨红着脸，默不作声。我走过他身边，轻轻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不知道那些人会给你多少钱，但我觉得，这个世界最贵重的是人的良心，用金钱对它进行估量完全是对它的侮辱；最贱的也是人的良心，因为当你自己拿金钱把它精确度量过后，它就分文不值了。你自己好好考虑吧。我希望你能够固守住自己内心那些最初纯洁和理想的东西，做一个值得我们尊重的好警察。”
下午，大军再次打开办公室的门时，发现上午丢失的证据已经全部被人从门缝中塞进来了。
几天后，庄伟向局里交了辞职报告，并将赴上海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临走前，我和大军请他吃了顿饭，一再进行挽留。庄伟告诉我们，尽管我和大军的宽容把他从梦中点醒，但是偷案卷的事情使他实在无法面对衣柜里那套制服，或许只有离开队伍，才能真正使自己从误区中走出来。
“两位师兄，相信我，以后我一定会努力做一个负责任的，能经得起磨难和抵抗得了诱惑的人。”庄伟最后说。我和大军对视一眼，心想，虽然我们损失了一个好战友，但是这个小伙子一定会在属于自己的那份天地里干出一番真正的事业来。我们衷心地祝福他在搏击商海之余，能够严守自己良心的底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