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图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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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图的乡村- 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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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子成家里制作水枪。那种水枪并不是现在市场上五花八门制作精巧的水枪,那只是农村孩子流传下来的简陋玩具。取一段苦竹,保留一个竹节,在中心钻个小孔,再找根细木棍,裹上布条,塞进苦竹筒就可以去水渠里抽满水。其实就跟年秀奶奶打针用的注射针筒一样,抽满水的苦竹水枪,重重的推挤那根细木棍,里面的水就压成细水柱打在别人的身上。我们每人都有一支这样的水枪,往往藏在书包里,在放学的路上,约好上新屋的孩子们在水渠边列队。统一取出水枪,统一抽满水,然后郑重其事的宣布一些规则:不可以把水射向书包,因为里面有书本和作业本;不可以射人眼睛;不可以射人耳朵。我很好奇这大概就是最原始时代的战争模式吧,大家开战之前都遵守规则和礼仪。

  184 苦竹水枪还没制作好,就听见广播里有人说话,接驳的是乡里的教育办。一个外乡口音的人开始念名单,初始我们还笑话那个外乡人蹩口的发音,后来突然听到“刘敬敬”的类似发音,我们都有些惊讶,这毕竟是第一次听到广播里说起我们邹家坊的孩子的名字。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份考上中专示范的名单,刘敬敬初中毕业考上去了吉首的一个农业学校。这在当时是绝对受人瞩目的,毕竟从山村里考出去的孩子并不多。一时之间议论此事的大人们都大赞刘敬敬争气,见到刘敬敬的父母也有些嫉妒的说些奇怪的话。

  我那时也确实充满崇拜的羡慕那位刘敬敬哥哥。我知道他家单独住在梯田上,比谁家都偏远,平时没准半年都没人去他家拜访。很早就耳闻说他和他的妹妹是极其懂事和爱学习的孩子,即便去放牛也都是带上小马扎坐在到稻田边看书。我也确实见到那位考取功名的刘敬敬哥哥回家时掩不住的满脸笑容和自豪。

  185 事实上,刘敬敬不算的上村里最早的大学生,我的三叔才是,而且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只不过那时实在村里可以考取功名的孩子太少,好多年才出一位,每一位都让乡亲们视为骄傲。我们这帮整日无所事事,玩水枪,抓蜻蜓的孩子们虽然心存羡慕,却没有人要求奋发图强。只是大人们却总拿刘敬敬哥哥来说事,见着我们不学好就大声骂我们没出息,瞧瞧人家刘敬敬哥哥。

  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不要总是和人比较,人比人,害死人。但是我也不否认,自小就是靠这样的比较才让自己渐渐明白什么是正道,什么是荣耀,什么是是非。那些走出大山的年轻人虽然有些可恨的总是成为教育我们的典范,但我却在心里明白,我将来也要走这样的路,而且比他们都要强悍才解恨。

  186 母亲成为村里的妇女主任之后,总要督促那些育龄妇女按时进行检查。我记得定期会有医疗小队来邹家坊小学,带上B超仪器,摆在二楼的房间里,然后母亲通知村里需要检查的妇女都过来。那些年代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所以管理计生的队伍超前强大,强大到足以让人害怕。母亲说起自己第一次去县医院开展工作时,见到那些需要打掉肚子孩子的年轻母亲们都无助和痛苦的坐在走廊里,人数太多找顾不过来,连个送水问候的人都没有。

  我的一位远房阿姨嫁给汉英爷爷家的长子,因为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有先天病症,一直准备再生。我印象中,每年他们都会出远门,躲避计生队伍的抽查,因为在外生活,不懂得接生,生下来的孩子都夭折了,好几年都如此,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山里踏踏实实的生活。

  187 母亲每每讲到这些往事,总是叹气,母亲叹息的是那些年那些年轻的妇女们承受的痛苦和心理悲伤,作为妇女工作者,母亲的慈爱和同情之心总是大过自己要承受的压力。我听母亲说过,当初有封建思想顽固的人家非得生上一个男孩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计生队伍去执行罚款时,受到那家人的围攻。山村里世世代代最重视的家族子嗣观念受到挑战,固守生活的人群适应不了接受不到这种改变,于是变得颇有攻击性。

  我常常想,母亲出去工作时会不会害怕,因为她或许也要面临那些固执家庭的反抗甚至辱骂出门,但是母亲却始终处理的很好。她总是将心比心的关照那些妇女,给那些新婚的女儿们善心的辅导。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还不清的劳作
188 因为收皮革换麦芽糖的师傅从来不吆喝,除去偶尔来补锅的师傅吆喝外,山村里经常听到的吆喝声是一位挑担子卖豆腐的中年人喊的。他家在大屋组,因为生来腿脚不灵便,在自家的后院起了个豆腐作坊,平日里大致全村的人家都从他家买豆腐块。早晨天刚亮,就听得见他清脆的吆喝声:卖豆腐喽,卖豆腐脑……

  母亲通常都会在前一天晚上都想好第二天早晨吃什么,如若决定第二天早晨买豆腐脑吃,就很早把五毛钱放在一个大碗里。第二天早晨要是母亲去菜园里了,我和弟弟听见吆喝声,就匆匆拿起大碗去山坡下找那位大叔打一碗豆腐脑。

  老实说,最初的时候,总会用一些奇异的目光去望他,只因为他腿脚不便,挑担子一瘸一拐的。后来渐渐长大了,就担心他担子上的豆腐晃来晃去掉地上了,那样会替他可惜。再后来,我知道那位大叔和他的妻子每天劳作到很晚,清早又得起来出去卖豆腐,白天还要做农活,靠辛勤的劳作才撑起自己的家。即便在大人的眼里,也很多人赞赏说,邹家坊里最勤劳的就数他们夫妻了。

  189 每年秋季水稻收割之后,等各家晒好了稻谷,就得准备稻谷送去乡里的粮仓“还粮”。相邻的几家都约好了,把大麻袋的稻谷搬到一块,等村里租的拖拉机来了,就装上车一起去乡里。我们那时候很喜欢跟车,因为可以坐在高高的稻谷麻袋上,颠簸颠簸的去乡里。

  我记得那时父亲总在家里二楼的粮仓里,望着稻谷堆子,估算着重量,预留出明年夏天收割水稻前一家人食用的稻谷,然后把稻谷都装进化肥袋子里,除开“还粮”的重量,多出来的就卖给粮仓换现金。

  乡里的粮仓旁有一个大的酒厂,站在粮仓的院子里,就可以闻得到浓郁的米酒香气。“还粮”的时节,因为闷热的夏天刚过,妇女们都还忙于农活,各家都没来得及蒸米酒,于是那些零头斤两的稻谷就被拿到那个大酒厂换米酒喝。等粮食上缴了,买酒的大人们都会去市集上买些猪肉或者平日里甚少吃到的荤菜,带着我们一帮孩子坐拖拉机回村里。

  190 那些晚上,各家都是好菜好酒的,毕竟忙碌了一年终究算是可以稍微休息了。一年的辛劳终于换得收获,虽然不见得卖粮食的钱可以维持家用,但至少也算很大一部分了。经历过双抢和秋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的大人们都显得消瘦了,父亲和母亲的皮肤也黝黑了不少。父亲和母亲或许不懂得更多衡量健康的标准,但他们知道用胖瘦来形容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母亲总说,春节过后的父亲会“水色”好很多,至少白了,也胖回去一些。

  我喜欢那样的晚餐,不仅仅因为有好菜好酒,更因为我看得到微醉的父亲面容上的笑意和欢畅,还有母亲疲劳了之后满脸的松弛。

  191 也有个别农户实在收成不好,或者村里尚欠着他家钱款的,就拒绝还粮。那些农户初始总还是可以躲避过去的,但等粮仓清点完了全乡主动还粮的人家之后,就会派工作小组到村里听取意见,催收粮食。

  很多收成不好的人家,总归可以通过邻里相济,先借去一些粮食还清的,但有一户人家却坚持抗争到底,当初在村子里闹的很激烈,这户人家就是二叔曾经的老丈人王家。

  王家有长子去部队里参军考上军校,后来算是官员了。只不过突然有一天,家里收到部队送来的骨灰盒和慰问金,说王家的长子因公牺牲了。这对于王家是个莫大沉重的打击,家里都指望着儿子将来带领一家脱离贫困,现在希望瞬间灭了,说没就没了,大人们是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以后的年间,每逢还粮,王家都拒还,理由就是政府亏欠他儿子的。

  但有一年,不知道是新换了工作小组还是其他原因,乡里派了很多人来催王家还粮,连警车都来了,俨然把王家拒还粮这种行为当做反面典型来收场了。王家人继续以长子的事做反驳时,工作组人员直接进门搬走了他家的电视,再后来闹得大了,王家人把警车的胎扎破了,那位母亲甚至还钻到汽车底盘下不起身了。

  192 这样的场景多少是复杂的,在旁的乡亲们肯定有同情和怜悯那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的,甚至觉得就是政府亏欠王家的,这样的催粮方式多少有些残忍和不公平。但肯定也有人认为那些反抗的王家人有些滑稽胡闹的意味,自己把自己陷进去反面典型的行列了,这么一闹之后,估计原本那些质朴的同情之心也渐渐疏远了。现在想来,失去希望的王家人多少有些可怜,要知道一个家族的希望才是延续生活的兴奋剂,但可惜固执传统的山村里,没有教会人更多的变通和寻找更新更好的希望,那些盯着自己多年盼望的时刻突然消失了的老人,终究只会抱憾终身,找不回生活的乐趣。

  193 村里也有不用还粮的人家,那些被称作五保户。原本按照规定,五保户是需要到乡里的敬老院生活的,但是在邹家坊却有一位五保户坚持住在村里,她叫雷英。按照年长辈分,我应该叫她奶奶的,但是因为小时候调皮捣蛋,总是跟大人们叫她“下集脑”,这是家乡对外来人的一种不尊敬的称呼。事实上,村里尊敬她的也并不多,除去那些与她年纪相仿的邻舍对她好声称呼外,都见到她时在背地里叫“下集脑”。

  近几年回家,已经见不到了她了,母亲说年纪大了,终于照顾不了自己,搬到敬老院里了。我依然记得她大概的模样,总是青衣黑裤,衣服都是老旧的款式,留短截的头发。碰到赶集的天数,就扛着长长的锄头,挂着菜篮,里面有些萝卜或者南瓜之类自己种的蔬菜,带到集市上去卖。

  印象中她总是孤身一人走来走去,脸上甚少有笑容。她的丈夫是邹家坊人,但她是外乡人,丈夫多年前就死去,她一直坚持住在那间外面堆满柴垛的旧屋里。虽然村里会按年给一些五保费用,但终究是极少的。一个年纪老化的妇女苦苦支撑,还要受旁人的指责甚至不欢迎,我那时就在想,她每天生活的希望在哪里,肯定不是卖蔬菜得来的几块钱,也不是邻舍经常救济她给的蔬菜和肉类。

  194 每逢过年时候,拜年的人群路过她的旧屋,都会客气的进屋去给雷英奶奶拜年,但没有人愿意坐进她的屋子吃她准备的果子,哪怕只喝杯茶水。一来知道她贫寒,能准备一些果子不容易,不舍得吃下去,二来还是对她没有更多的好感,即便平日里她有生活困难,大家还是会关照和帮助。

  母亲代表村里劝她好几次搬去敬老院,可以过的舒适一些,但她都拒绝了,始终在那间牛栏旁的旧屋里过去春秋寒暑。多年之后,在我上大学了,再回去见到雷英奶奶时,我再也不愿意叫她“下集脑”了,还教育那些唤她“下集脑”的孩子要懂得尊重老人。不是我同情已经弯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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