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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民间那些有着太多想象色彩的传说相反，大荔县移民局的档案材料里记载的那个**事件则完全有根有据：
1961年8月，仁义村的李启生、薛武亭，柳园薛董村的董思潮等三个支部书记等代表，到党中央、国务院、西北局、省委、省人委、宁夏自治区党委以及渭南专
署、大荔县委、县人委等机关，到处告状，随即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批返陕的局面……
冷梦在《黄河大移民》中这样记录了三位党支书**的过程：
复转军人陈向荣清楚地记得那天在贺兰街上遇到三位支部书记的情景。陈向荣在部队时是汽车兵，随家迁移到贺兰后不久又干上了老行当。这天，他一眼瞥见人群中走着三个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三位支部书记当年都只有二十**岁，他们分别是贺兰县一、二、三农庄的党支部书记。陈向荣跳下了车，和自己农庄的书记薛武亭打招呼。
“国务院在哪儿？我们要去见周总理。”
薛武亭一脸茫然地向他这位“见过世面”的人打问。他也不知道国务院在哪里。一脸茫然的薛武亭却坚定地对他说：
“移民这事中央知道，至于移民到宁夏，中央不一定知道。”
他们相信，几千里外他们受苦受难的情形党中央不知道。
三位年轻的支部书记，代表着三千多个农庄的移民，身背干粮袋，进京**了。
在国务院门口，警卫拦住了他们：移民问题得到农垦部反映。
农垦部的回答很原则：“国家拨款，地方移民。至于移民怎么安置，中央不知道，属西北局与省协议的。”
……进京**的结局就这么简单，简单得令三位青年农民痛苦不已。临行前乡亲们满怀希望，叮嘱再叮嘱：“不管花多少钱，把问题向上级反映上去，能够把土地给咱。”乡亲们勒紧裤带，你几毛，他几块地为他们凑足了路费；而他们自己，也是抱着“犯错误，丢党籍”的决心来的。事情的尴尬，莫过于想像中极复杂极壮举的事情现实中却太简单太平淡。三位青年农民茫然地漫步在长安街上，越过京城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仿佛看到荒芜的内蒙古沙漠边缘，沼泽地，芦苇野草丛，饥饿而衣衫褴褛的人群，乡亲们饱含希望的几千双眼睛……
他们流泪了。
他们是为民请命啊！
三位风尘仆仆的青年农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陕西省委办公厅他们见到了一位姓张的干部。
“我们是从宁夏回来的，要找薛玉怀省长。”
“薛省长不在。”张干部抬起眼，冷冷地。
农民的话里带上了哭音，几乎在哀求：
“我们这些移民，在宁夏生存不下去……”
张干部陡然色变，发脾气了：
“把你们移民移到宁夏，是政府的决定，你们告状！告什么状？”
“我们移民要回来！”薛武亭趋前一步。他豁出来了。冷遇、委屈，太多的复杂感情撞击着他的胸膛，他不顾一切地脸对脸地冲着干部吼起来。
张干部一拍桌子：“回来你负责！”
“如果问题解决了，把土地给我们，回来了，我用头担保！……可是，我大队饿死十七个人，你能不能用头担保？’，
薛武亭几乎是悲愤地叫道。舍去一人的头颅，拯救苍生，这恐怕是一个青年农民、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所能抉择的最高生命价值取向。父亲亲手扼死饥饿啼哭的儿子的惨状，那一溜蹲在墙根晒太阳悄悄毙命的老汉老婆们，鬼影憧憧，阴魂不散地游荡在他心房——远在省城的张干部，你怎么能知道苍生的疾苦、苍生的磨难、苍生的死死生生！
薛武亭抓起纸笔，愤然书道：“薛省长，宁夏移民回来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薛武亭。”
他们必须面见省长，面见移民的父母官。
一小时以后，他们下榻的简陋的旅馆里来了一位老干部，老干部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让他们眼潮心热：
“哎呀，打发了的姑娘回娘家来了！回家了不住家里还住旅社？走走走，回家住去！”
老干部是位“大官”，陕西省民政厅的苏厅长。
三十多年后当薛武亭老汉对笔者讲起当年这温暖的一幕，刚刚流过泪的沟壑纵横的脸上闪现出光泽。百姓的心是易温暖的，一个笑容，一句温暖的话，会让他们终生不忘……
苏厅长安排他们住进了省委招待所，亲自陪同他们吃了顿“娘家的饭”，席间，苏厅长详细询问了宁夏移民的生活状况，沉吟道：
“你们反映的都是实际问题。六十条贯彻后，纠正‘**风’，中央要给宁夏说，才能解决土地问题……”
“那咱陕西省啥时候去人呢？”
“给省长汇报后，一个星期内派代表去宁夏，协商解决移民问题。”
两省（陕西、宁夏）工作会议于1962年夏作出决定：愿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所需经费由陕西给予解决……
在库区采访时，不少移民对冷梦笔下三个支部书记**对于移民返库起到绝对作用的说法提出了异议。移民们说，只能讲他们的**起了作用或者是起了重要作用，但不会是绝对作用，更不会是一访定乾坤。移民能回到库区，同很多移民**和移民自身的努力分不开，也同三门峡电站在修建中出了问题分不开……
翻开有关三门峡电站修建的记载，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当年，三门峡库区移民在受饥饿、受歧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苦苦挣扎时，他们为之奉献了故土、幸福甚至是生命的三门峡水电站的修建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1960年7月28日下午，苏联专家和各地来宾代表共三万余人庆祝三门峡水利枢纽胜利拦洪大会在三门峡大坝右岸隆重举行，人们挥舞花束，欢歌笑语，热烈欢
呼工程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然而，在那欢呼胜利的庆典还未开始之前，西北利亚的“寒潮”就已使中苏关系降温了，“老大哥”不愿把他们当初承诺的援建项目进行下去。8月10日，科洛略
夫等苏联专家离开三门峡回到他们的“修正主义”国家去了，把一个有严重隐患的工程留给了中国人民……
1960年9月14日，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
又一个万众欢庆的热闹场面出现了。当时的报纸说：“当一个绿色的人工湖出现在人们眼前时，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使在场的上万名观众无不欢欣鼓舞，热泪盈眶。”
圣人出、黄河清，中国人千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但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黄河已经不露声色地开始了它的报复。专家们用可怕的数据计算着水库“寿终正寝”的日子：
“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蓄水仅一年半，三门峡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到19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七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瀑布。”
灾难并不止于此。严重的淤积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黄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坝。还未完工，近20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及关中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安全受到威胁。
1962年3月，国务院据此决定：三门峡水库改变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按原计划蓄水360米而强行搬迁腾空的上百万亩土地并没被淹没，而成为闲置无用的荒原。很快，各种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瓜分了这片沃土。
国务院的决定把三门峡移民强烈要求返库的势头推向了**。《华阴县移民志》不惜笔墨地记录了这一**的形成过程：
“1956年至1958年，移民自行返库从未间断。开始是自发的分散的小规模举动，后发展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举动，返库次数、人数愈来愈多。
“1956年8月迁，迁往陶乐的朝邑县移民因安置点离村庄较远，自行迁往宁朔。对安置在永宁县的本县移民影响很大。1957年6月，陕甘移民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确定移民任务缩减，移民情绪波动，形成群众性的自行返籍。先后返回1510户2071人，占迁出人数的56。3％。1959年秋，省内移民开始后，部分迁往宁夏的移民返回库区，要求内迁，先后返回898人。
“1960年，三门峡水库拦洪蓄水后，水库蓄水面积不大，为增加安置区移民生产队的收入，安置区采取了在库区‘拉吊庄’的耕种方式。加之一些机关、部队、厂矿、学校和库边的社队到库区耕种土地，诱发了移民大批返回库区。1961年10月，外迁移民返回库区1061人。11月中旬增加到1262人，坚决不回宁夏……”
华阴一县虽只有千余人，而数县滞留库区不肯再去宁夏者却有万余人之多。
根据这种情况，1962年3月13日下午，**中央西北局在陕西西安人民大厦召集陕西、宁夏两省（区）开会，专门研究三门峡库区移民由宁夏返陕问题。
据当天的会议纪要记录，参加会议的除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白治民、西北局农业办公室主任李登沄外，宁夏民政厅副厅长金民、宁夏安置办主任林德民及陕西农业厅厅长赵锦锋、陕西粮食厅副厅长高秀山等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议纪要记载：1956年至1958年，陕西三门峡库区迁往宁夏移民2。9万余人，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移民自发返陕达五万七千多人（次）。目前，在三门峡库区难以送回宁夏的移民达9400多人。为了确实解决这一问题，宁夏民政厅金民厅长来陕，先与陕西省农业厅赵锦锋厅长交换了意见，又共同向陕西省谢怀德书记作了汇报，最后并请西北局白治民同志参加对移民返陕问题进行了研究。
这次西北局召集的会议，实质上只作了一个决定：允许陕西迁到宁夏的移民都回陕西，由陕西进行第二次安置。但会议仍说：“首先应积极作好巩固工作，尽可能地把宁夏现有移民巩固下来。”会议同时强调：对经过认真工作后仍坚决要求返陕的移民，不能强行阻止。要给他们迁移自由。对他们，宁夏要送好，陕西要安好……
会议纪要很快便报送到了中央。几天后，中央批准了西北局和陕西、宁夏的决定。3月下旬，同意移民返陕的决定传到了陶乐县。
如今已70多岁的华阴市华西村移民张吉胜当年在陶乐县马太沟人民公社食堂当管理员，老人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62年3月26日。我死都不会忘记这个
时间！”
提到这个难忘的日子，张吉胜那已干涩的眼中闪烁着泪光，他的思绪又随着这个日子回到了当时的情景。“那天，下了点小雨，我在大队值班，马太沟公社文书岳明德来叫我通知移民干部开会传达返陕的事。当时我根本不信，还骂他你小子想回陕西想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