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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移民到马湖时还想战天斗地，结束“渴死寡妇”的日子，他们集资打井，宣称要解决吃水问题，但一口井打了一百多米深也没能见到水的影子……
打井的移民绝望地扔下工具仰天长叹，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从此在王福义的心中再也无法消褪。他分明感到：到马湖的移民都像一颗颗种子落在石板上，永远也无法落地生根。
也就是从迁移到马湖那天起，一个念头顽固地占据了王福义的思想：“当初，是我的现身说事欺骗了移民，今后，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库区”……
从1961年开始，王福义开始了“拉吊桩”的生产生活方式，一年9个月都在库区耕种生活，有3个月在安置区。后来，很多时候都是忙时种地，闲时上访告状，要求返库——他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他的家园。可是，突然有一天，王福义看见一支支背负标杆测尺的勘测队踏荒而来，在库区里又是竖界碑打地桩，又是架电线，修道路，接着，他们烧砖运瓦，大兴土木，安营扎寨后把拖拉机开到地里播种了。
同所有移民一样，“有文化有见识”的王福义也不知道几百公里外的三门峡电站大坝究竟出了什么事，库区的土地为什么又不淹了，他们只是本能地对那些新涌入的土地占有者感到震惊恼怒，接着，一种本能的思维方式使他“恍然大悟”：政府说修三门峡电站把我们迁走，原来是为了让城里人和部队在这里办农场！
王福义怀着悲愤之情给“上边”写了好几封信，但那些满载移民希望的信都泥牛入海。一气之下，王福义带人去了北京。当他把库区的情况给并不知情的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后，工作人员不相信，“不可能，库区怎会让人办农场呢？”王福义不服气，“既然不允许长期居住，那他们为什么在库区架高压线修房子？是不是不拦水了？”不知怎么回答的工作人员打起了官腔：现在不拦水，也许五十年一百年后有特大洪水，国家一声令下，马上就会关水的。
王福义认死理：既然要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才拦水，就该让我们重返家园！
没人允许。王福义自己行动了。他带着移民到库区同干部们“打游击”，他鼓动受苦挨饿的移民跟着他在库区抢地、抢粮。他不觉得去抢那些“国家干部”与“子弟兵”的粮食和土地有什么不好，“地原本就是我们移民的，他们是拿着工资吃着皇粮的国家干部凭什么抢占我们的土地？”王福义对部队占地也颇多“微词”：那些当兵的，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人民管你吃管你穿，你们怎么也同我们抢地？多少年的军民鱼水情了，如今，你们这些“鱼”竟然来破“塘”“放水”，我们这些“水”无法存在了，你那些“鱼”还能活吗？
王福义的话虽理直气壮，但当地干部说他诡辩，他和他带领的移民在库区抢地抢粮时老被人追得鸡飞狗跳。他觉得不能只是这样小打小闹，应把大家联合起来，人多力量大，有了力量才能“闹”回库区去。
他开始四处联络1964年闹返库时的旧部。蒲城县的移民代表几乎是一呼百应——二十多年来，当初从华阴、大荔两县（含原朝邑县）迁到蒲城县的68158个移民全都集中生活在该县最贫穷、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北部山边的沟壑区、南部的卤泊滩区、中部旱原的氟水区。直到七十年代末，这些地方的日工分值还不到1毛钱，人均口粮不足百斤。实行土地承包制后，当地老社员把较好的土地都留给了自己，分给移民新社员的全都是最贫瘠、最边远的土地。
1979年春天，王福义曾带本县基本进入生活绝境的几百移民闹过一次返库，但很快被政府采取了“措施”。后来，王福义对刘怀荣讲：多年的经验使我明白，仅凭一乡一县的力量想搞成返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必须走联合抗争的道路。
王福义想与其联合抗争的力量是渭北八县移民。这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从1956年起，渭南迁出的28万多移民大多集中在渭北，经过二十多年的繁衍，移民总数当时已过四十余万。四十万人如果闹腾起来，那将是一股多大的力量！
这些力量也都有联合的意愿。1964年的种地风波后，移民们的返乡之梦并未破灭，在安置区平静的表面背后，风暴在酝酿着。各县移民以村或者乡自发结盟，并在这种结盟中推选出自己的“头家”。“头家”只是移民的“基层领导”，主要负责一村、一乡的移民联络，开展宣传、发动和上传下达等工作。一个县或一个地区的移民领头人又被“头家”们推举为“司令”。“司令”不同于普通“头家”，在整个返库活动中，相当于统领一方的“方面军头目”，主要肩负筹划、安排返库活动，组织调度力量，带头上访，与政府讲理、提谈判要求等等职责。
当时，整个安置区共形成了以华阴县刘怀荣、澄城县苗福群、陈文山、蒲城王福义为首的“四大司令”。1978年以来，四人分别带本县移民进行过多次小规模的闹返库，特别是刘怀荣影响较大，当地干部评价他“善于谋略，诡计多端，组织能力强，是一个难以对付的移民司令。”
闹返库的共同目标终于使几大“司令”走到了一起。
1979年8月，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的返库后，王福义与刘怀荣、陈文山等人开始筹划下一次更大的返库行动。刘怀荣回忆说：“以前，移民以村以乡为单位小打小闹，结果没能返成库，每次很容易就被政府干部赶了回去。为了能把所有的移民都组织、整合起来闹返库，使各县的移民从分到合，形成一股绳，便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我们在马湖开了一个会议。”
刘怀荣所说的那个会议后来被无数记者、作家称之为马湖会议。马湖会议前，王福义手下有个叫严树德的移民“头家”专程去刘怀荣居住的渭北下吉镇七村，商议开会地点、时间、参会人员等事宜。二人商议的结果是地点就定在蒲城马湖乡马湖村王福义家，参会人员除各县“司令”和主要“头家”外，蒲城县村一级的移民“头家”都参加会议。同时确定，今后闹返库时，华阴、渭南、临潼、富平四县由刘怀荣联系组织，其他几县由苗福群、陈文山、王福义等人负责。时间当时没能确定，因严树德还要到其他县的移民骨干处联系，征求大家的意见后才能确定。
在刘怀荣处联系好后，严树德又连续跑了富平、澄城、白水等县，综合大家的意见，王福义、严树德等人把会议时间定在了10月22日。时间定下来后，严树德分别以信件的形式给各县的“司令”和移民“头家”都邮发了会议通知。
刘怀荣没有收到会议通知。其他几县也未收到从邮局寄出的通知，22日那天，只有澄城、白水、大荔、合阳、蒲城五县的“司令”和移民“头家”到会，因人员差得太多，王福义宣布休会，一边让到会者等着，一边派人再次通知未到会者。
10月23日早上，刘怀荣还未起床，蒲城移民骨干仇明学便敲响了他的房门。听说几十号会议代表已在马湖等待，刘怀荣忙叫来本村的移民骨干去县内通知其他参会代表，自己则同仇明学骑自行车向蒲城赶去。
10月23日，王福义在自己的那片果园里先组织到会的部分代表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对闹返库可能出现的状况和风险进行评估。王福义首先讲明：和国家闹事，自古以来都没有好结果；闹返库有可能会出现戴绳（指被拘捕）、犯错误等下场；不愿承担这种风险的人请退出会议。
会场静悄悄的，与会的六十余人稳稳地坐在原处，无人左顾右盼，没人胆怯畏缩，全都一副义无返顾的神态。
稍顷，已被生活逼到山穷水尽的移民“头家”们纷纷表态：“闹吧！老王，不闹，留在这里受穷受煎熬不说，把后代的路都堵死了。闹，大不过背绳（被抓被判刑）！闹成了，我们的后代就有出路了……”
王福义大受鼓舞，当天晚上，又同刚赶到马湖的刘怀荣、陈文山等人详细研究统一了返库的诸般事宜。总结过去力量分散，小打小闹而导致返库屡屡失败的原因后，刘怀荣等“司令”确定了“同时返库，统一行动，上访与返库相结合”的策略，商定了一旦返库，就各县回各县移民前种地的返库地点，并拟出了“宁作库区鬼，不当安置区人”，“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种地无罪，返库有理”等口号。返库的时间没能具体确定，大家的一致意见是：等把所有移民动员起来后再另定时间。
虽确定了统一抗争的返库策略，但在是以上访为主、带动返库，还是以返库为主、带动上访及是否可与政府干部合作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刘怀荣和苗福群的人（苗本人未参会）“不愿意与那些日哄人的干部打交道，也不想同他们对话。要闹就闹个针锋相对，决不妥协，直闹到他们同意返库为止”。王福义、陈文山则主张：“移民不能拿政府干部作对头。我们闹这么多年，一不夺权，二不反党，只不过是要种地，要土地，要返库。既然是这个目的，最后还是要政府解决才行。”王福义还在会上讲了句他曾在多种场合下讲过的一句“名言”：“共产党把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打到台湾去了，还把咱移民没办法？”
会后，苗福群、刘怀荣一直不认可王福义、陈文山的观点，陈文山“与政府配合”的主张更在刘怀荣的心头留下了怀疑的阴影。二十九年后，回忆到马湖会议和后来的多次返库时，刘怀荣仍怀疑“当地政府肯定给陈老头和王福义他们承诺过什么。我们闹返库是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每个移民从骨子里就不会反党反政府，我们只是不愿同当地那些不执行上级移民政策、欺压移民的人合作，可他老给我们扣反政府的帽子。”
正是这种怀疑和分歧给马湖会议蒙上了阴影，会议最后不欢而散。
不太成功的马湖会议却使刘怀荣在移民中成功地当了一回“司令”。他得意地给记者回忆说，“马湖会议，王福义、严树德等人都称我头家。当天晚上，移民代表纷纷要求我讲渭南县的返库经验，我坐在中间的藤椅上讲了三个多小时，大家坐四周，听得很认真，会一直开到凌晨四点。两百多移民围在会场外一直不肯离开，后来，干脆跑到会场问我，头家，返库究竟能不能搞成？我告诉他们，只要大家齐心，我们就一定能回到老家去……”
19、败走沙苑滩
经过一年多的串联和准备，1981年春播时节，又一次返库风暴在渭北高原降临了。
渭南移民志载：1981年4月上旬，随着国家落实有关政策，蒲城、澄城、合阳、白水、富平5县移民，秘密自发成立“移民返库总指挥部”，该指挥部组织较大规模的返库，人数2000余人（据参与的移民回忆，返库的移民至少有5000多人），在库区抢种土地4000多亩。搭设庵棚，砍伐树木无数。
对这一次返库，李孝玉至今仍记忆犹新：返库的场面非常壮观，“移民返库总指挥部”的大旗在前开道，一队护旗的青壮年围在大旗周围，王福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