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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荣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政治激情燃烧的岁月——党和国家教育刚翻身做主人的农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都要以听从党和国家的指 挥为天职，以服从党和国家为己任。
那时有一首歌：“我是党的一块砖，任党用来任党搬……”
以歌词的标准衡量，刘怀荣绝对是一块好“砖”——当年，他“官场”的职务是华阴县（注：1990年12月改为华阴市）义合乡义升村三生产队队长。1956 年初春，在乡上参加过“建设三门峡电站干部动员大会”回到村里的当天，他就同村干部们提着石灰浆桶用他那歪歪斜斜得有些难看的“手迹”到处书写“国家利益 高于一切，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支援国家建设！”“奉献三门峡、永远不后悔！”等标语。
数十年后的今天，刘怀荣依然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确实永远需要有国家和民族主义精神。在国家利益确有需要时，个人应该无条件做出牺牲。
但他又老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五十多年前，国家确实需要我们作出那样的牺牲吗？国家有能力修建三门峡电站或者的确需要修建三门峡电站吗？三门峡电站建设中的 错误和几十万移民的巨大牺牲都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牺牲的实际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
对三门峡工程的怀疑颠覆了刘怀荣移民初期“国家至上”的觉悟，这种思想的变化使刘怀荣的人生发生了质的演变——他因此而由华阴县移民初期的一颗小如萤火的 “明星”蜕变成了一颗渭北平原上空很惹眼的“流星”……
2、“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就要用来装水了”
五十多年前，华阴县义升村的“建设三门峡电站积极分子动员大会”是在村小学召开的。
那天，天公不作美，闹起了倒春寒。刺骨的北风夹裹着雪花来势汹汹地从渭北山区袭来，在渭河平原上凝聚、徘徊。窗外寒风怒吼，树木在白茫茫的原野上摇曳挣 扎，雪花在风里盘旋着，风在雪里撕扯着，打着尖利的响哨狂暴地扫荡着关中大地。
一间50平方米的教室里，全村近百名先遣队积极分子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往常开会，会场里比集市还嘈杂，难得聚在一起的村民们会格外珍惜这种机会，他们 一边抽烟，一边嘻哈打笑地打趣聊天，大着喉咙讲些家长里短，牲口庄稼之类的闲话。一会儿工夫，会场就烟雾缭绕，人声鼎沸，主持会议的村干部要站在讲台上又 是挥手又是用教棍猛敲桌子才能让乱哄哄的会场安静下来。
可这天的动员会，教室里却出奇地静，除偶尔响起几声咂吧着嘴抽土烟的声音和有人被呛得直咳嗽的声音外，连人们粗重的呼吸声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乡政府主持会议的冯乡长（根据部分受访者要求，书中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书中还有数人因读者可理解的原因，也都使用了化名。化名只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 其后出现时不再注明）省去了以往开会时那冗长的开场白，只用严肃的口吻宣布：下面，由李运龙大队长传达中央重要指示！
坐在冯乡长旁边的村大队长（后改称村主任）李运龙一脸肃容，从怀里拿出笔记本开始传达乡里前几天召开的会议精神。李运龙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能说会道，口 才极好，平时开会总是信马由缰，口若悬河。但在这天的会议上，他一改往日的滔滔不绝，诚惶诚恐地拿着在乡里开会时作的记录照本宣科，声音里的沉重超过了他 故意的轻描淡写，一副不敢多说一个字，不敢错说一个词的样子。
已在乡里开过“三干会”的刘怀荣知道，“教育”或者说动员的口径从省、地、县到乡、村、社都是一致的，在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会议上，谁要是突破了或讲错 了上边统一的口径是要负政治责任的——那个年代的“政治责任”包含着批评、检讨、撤职、开除、遭批斗、坐大牢乃至于家破人亡等等“一条龙”的处罚——这样 的原因导致李运龙在整个传达中一直提心吊胆并格外地小心翼翼。
李运龙讲完，村支书刘柏松又表情凄然地念着为什么要把华阴等县作为库区的问题，肃穆的语气像是在给生他养他几十年的这片土地致永别的悼词。刘支书结结巴巴 地照笔记本念几句，又忍不住离开笔记本想补充些什么，他费力地在脑海深处搜索并组织着语言的阶梯，竭力想表述清楚自己此时此刻的思想情感，但任他怎样搜肠 刮肚也没能找到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只言片语，一时，“卡”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卡”了片刻，刘柏松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一句沉重的叹息：“这里自古以来就号 称是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啊！可如今，这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就要用来装水了……”
讲完这句话，刘柏松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偏离了会议的主题和动员口径，于是赶紧又去照笔记本念会议记录。结果，费力地念了半天，他也没能从“八百里秦川粮 仓”转到“库区”的概念。念着念着，刘柏松觉得自己还是没能进入会议所需要的状态，还是没能把库区的意思说清楚，便烦躁地站起身，从讲台上拾起一个粉笔 头，然后转过身在黑板上画了一块瓦，接着，用教棍指着“瓦片”说：我们整个渭南地区都位于渭河平原东部，北边是渭北高原，南边是秦巴山地，黄土台塬，中间 是渭河平原。地形呈现南北高，中间低，东西开阔，像一块不规则的瓦仰放在关中八百里秦川的东北部。我们华阴、大荔、朝邑、潼关四县就在“瓦片”最低的部 位。所以，三门峡水库修成后，就等于堵住了“瓦片”的东北部，我们这几个县就成了蓄水的库区。
刘柏松以“瓦片底”作模型解释的“库区”形象而直观，五十多年后，参加那次会议的积极分子们依然对“库区”的解释记忆犹新。但刘柏松对库区的解释毕竟过于 简单，这个只读了一年初中的村支书不懂库容、水位高程这些水利术语，更不知道“苏联老大哥”对三门峡水库建设的巨大影响，所以，他没能讲清富饶的“瓦片 底”为什么会变成库区。
当时，为了修建三门峡电站，中国从苏联请来了原就职于苏联电站工业部的科洛略夫等人为主的外国专家组。
对科洛略夫出任专家组组长一职，他的同门师辈们早有微词。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康恰洛夫说：中国找错门儿了。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 他仅能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子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 科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
康恰洛夫一语成谶。在三门峡电站设计中，科洛略夫一门心思于高库大坝发电。在一次中外专家会议上，他用带卷舌音的俄语轻松而不可置疑地说：想找一个既不迁 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但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 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和水利枢纽的造价。
凭着苏联人的气势和那时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老大哥”用淹没换库容的观点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事过十年，水电部党组在给毛主席和周 总理汇报的材料中言辞颇为沉痛地说：三门峡修坝的问题，日本人研究过，***研究过，解放后我们研究过，都不敢定案。但是苏联专家说行，我们就定案 了；1955年，针对不同意见，也组织了全国专家展开鸣放讨论，但是，我们急于想把三门峡定案，听不进不同意见，鸣放讨论只是走了个过场。
“急于想把三门峡定案”和“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不仅仅只是水电部党组，包括主席和总理在内的很多中央领导也都想把建三门峡电站的事定下来，当陕西官员有抵 触情绪时，周恩来总理还让对西北局有很大影响力的彭德怀、习仲勋前去做说服工作，讲“淹一家救万家”的道理，讲三门峡电站修好后对中国工业建设的影响，讲 在朝朝代代都没能治理好的黄河上建修大电站对提升新中国形象的意义——当然，也暗示“圣人出，黄河清”高层梦想。终于，陕西官员们向中央作出了“无条件服 从”的表态。由此，在修建三门峡电站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清除的同时，三门峡电站的大错也从此铸成。
为此，在1964年的半年内，总理曾两次实事求是地总结三门峡水库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承认：“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 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
对“科学态度不够”的原因，总理总结为，“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 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 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面想想？”
本来，若是走错方向；停止就是进步。但中国的决策者们如此深刻而辨证地认识三门峡电站时为时已晚——修建三门峡电站的脚步已无法停止。按照苏联人设计的方 案，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要达到360米高程（海拔以上的水位高），淹没农田325万亩，库区移民87万人。后经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水利部青年技术员温 善章等专家多次反对，三门峡水利枢纽终于有了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的设计思路。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三门峡水库现场会议上，才制定出了既保留了苏联专 家的意见，又兼顾国情的修正方案：三门峡水库拦河大坝按360米高程设计，汛前高程为335米。
即使是这样，专家们计算出的淹地和移民数字仍然大得惊人：库区要淹没山西省的平陆、永济、芮城和河南省的灵宝、陕县等县（占全库区总受淹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左右），移民11万。而陕西省的大荔、朝邑、华阴、潼关等335米高程以下的100多万亩土地也将成为“库区”，库区须迁出移民28。7万余人。须搬迁朝 邑、潼关两个县城和21个乡镇，253个村庄……
在华阴县义升村召开的“积极分子动员大会”上，当这组淹地和移民的数据经冯乡长之口补充出来后，会场上发出了一阵唏嘘和惊叹。
在一片躁动声中，刘柏松缓缓坐下，挥手示意大家静下来后才继续照着笔记本念道：这次库区移民动员的要点是，建设新宁夏，建设大西北。接着，他念了很多关于 黄河祸害下游的事情，并念了三门峡电站修成后的发电量，对工业建设发挥多大作用等等一大串数字。他说：中央已作出修建三门峡电站的决定，三门峡电站修成 后，不仅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还能保护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库区移民要放弃狭隘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