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说，协作办主任还是比较务实的，他并没有要求我们象征性地搞一个“意向投资协议书”，如果他有这项要求，我也会尽力满足他的，如果那样，他当年的“政绩”肯定会更好些，但协作办主任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他还是个蛮正派的人，我为家乡有这样廉洁奉公的好官员而感到欣慰，也为主任的表现没有让我们大陆人丢脸而对他心存感激。大约感激是互相的，协作办主任对我好像也十分感激，觉得我为家乡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让我有点莫名其妙，以为他当官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地会说客气话，其实不然，他是当真的。就在我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协作办主任将我拉到一边，正儿八经地说：“你看，你对家乡这么关心，我们真的想好好感谢你，这样吧，你看你有什么事需要市里面出面帮忙的，尽管说，没问题。”我刚开始有一种无功受禄的感觉，但看他说的那么认真，如果不找他帮点忙倒像是反而不给他面子了，于是想了想，还真想出了事来。我说：“是这样，我现在跟单位算是请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如果方便，能不能帮我把人事关系挂到市里？”主任满口答应，说没问题，这事我正好可以管得着，我就帮你把关系挂在市政府驻深办事处，你们院虽说是与市里平级的，但只要我发函，他们肯定会给面子。
孔老板还专门上我家坐了坐，看望了我的老婆孩子。遗憾的是他空手而来。我按自己的做人标准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空手。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很在意，想着毕竟是台湾来的，可能礼节与我们不同吧。那天我岳父恰好在我家，他们还聊了聊。岳父有个哥哥在台北，四九年过去的，当时是国民党空军，后来是公务员，想着条件应当可以，但从来没回来过，可能是他在台湾另成家了，不好面对这边的亲儿子。前二年从台北寄来1000美元，是寄到我岳父这里的，大约是相信我岳父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处长，会比较公正地分配这笔钱。尽管如此，为了不给自己的弟弟带来可能的麻烦，他还专门列了份长长的名单，指明谁谁谁多少多少，其中在清华大学当讲师的侄女只分到10美元。好在那位讲师当时不在国内，正在美利坚合众国作为期两年的交流讲学，否则分到这10美元不知怎么想。我岳父还不错，分到100，但岳父没要，全部给了他哥哥那一房的人，并且岳父好像还不高兴，说：台湾人一定还以为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所以，今天岳父对孔老板的空手造访也见怪不怪。岳父好像比那位协作办主任更有见识，对孔老板不卑不亢，给我长了脸。
不知是岳父的长脸的缘故还是主任的盛情原因，或者是我老婆孩子的客观存在让孔老板更放心，总之，出差回来后孔祥儒对我更信任。表现之一是他经常让我去罗湖提现金。要用钱了，他就拿出一张取款单，在上面签上他“孔祥儒”三个大字，交给我，并让公司那辆拉货用的双排座跟着我，去位于罗湖的海燕大厦二楼一家外资银行取现金。最多的一次是取15万港币，一千元一张的票子，150张，将裤子口袋塞得满满的。说实话，我完全可以将它拿走，那个双排座司机根本就没跟我上来，海燕大厦附近不允许停车，车停得老远，我拿了钱跑到广州了他可能都不知道，如果孔祥儒为此找到我家，我老婆完全可以反过来向他要人，这么大的中国，他到哪找我？报案也没任何证据，没法受理，但我不可能这么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除非我永远不想做君子了。我还是要做君子的，所以没有这么做。说实话，有时想着他对小姐们的那个猴相，又觉得真该把他的钱拿走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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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跟老板也有“站错队”的问题
孔小姐告诉他哥哥，有十几万元对不上账。孔老板说：“到底多少？准确点，拿个清单出来，一笔一笔写清楚。”
总共是16万，恰好是笔整数，肯定被挪用了。
“董事长信箱”接到一封检举揭发信，说张国良已经在村尾租了厂房，并且买了设备，准备自己干了。揭发信没名没姓，不知真假。孔老板递给我，我说这有什么可考虑的？不就三分钟的路嘛，过去看看就行了。
村尾还真新建了两栋厂房，比我们现在用的厂房的漂亮多了。新厂房虽然还没完全建好，门口的场地和道路还没弄平，却已经有工厂开始往里搬迁了。我和孔老板把脸凑到窗户上一间一间看过去，果然发现东面的一个大开间了里安装着几台冲床。我们找到看场地的老头子，问宏大厂张老板的新厂房是哪间？老头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但也看出我们明显我是干部孔祥儒是台湾人，所以很热情，马上把我们带到刚才我们看到冲床的那个大开间，说：“这就是。机器已经搬来了，过两天就生产。”我侧过头看着孔祥儒，发现他的蛤蟆眼已经变成了三角眼。
离开老头，我对孔祥儒说：“说话一定要兑现，找到那个写揭发信的人，发奖金。”
我们还没有找到写信的人，就有人先找到我们了。西乡万昌公司找上门来，讨要买车床的钱。孔老板说：“我们向来都是现金交易的，谁欠你的钱？”
孔老板让他妹妹拿出账本，翻出凭据，指给对方看：款已付了，这是凭据。万昌公司的来人将脸凑近些，说：“凭据上写的是‘机床’，事实是冲床，这张凭据付的是冲床的款，车床的钱一直没付。”
我将凭据要过来看了看，说：“既然是冲床，为什么票上不写冲床，偏要写‘机床’呢？”
“是你们张老板坚持要这么写的，并说冲床也属于机床的一种，这么写也可以。”来人说，“不过没关系，发票上有机器型号，你们可以核对一下。”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孔老板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对万昌公司的人说：“冲床我们还没用，退货，货款冲抵车床的钱，多退少补。”
来人说：“这我作不了主，得回去问老板。”
我向孔祥儒建议：“赶快弄清楚他有没有私刻公章和财务章，如果刻了，立即报案，如果没有，再作处理。”
此时的张国良恰好不在凤凰冈，他昨天请了假，说是随女朋友去衡阳。孔祥儒说：什么女朋友！他在台湾早有老婆孩子，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我看着孔祥儒，没说话，心里想着一句成语：五十步笑百步。
我先叫来厂长，让她陪着我和孔祥儒一起来到村委会，了解新厂房的情况。村主任说张老板是来签了份租房合同，并且已经交了三个月租金，但不是以宏大公司名义签的。我们问是以什么名义签的，我们想看看合同。主任支吾了半天，说保管合同的人不在，他记不清是以什么公司名义签的了。
我又向孔祥儒建议：“村委会这边的事交给厂长处理，她是村里人，好办。你自己赶快给你的老客户打电话，他们或许知道。”
孔祥儒照我的话做了，他这时候才好像特别听我的。
老客户们有三种回话。第一种是真正的老客户，是孔老板在台湾他姐夫的厂里做事时的老客户，他们说绝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并说博儒你放心，姓张就是开厂我们也绝不和他做生意，除非你要我们关照他；第二种是到深圳这边才认识的新客户，他们说知道这件事，张国良请他们吃饭时说过，说他自己要开工厂，并要我们今后关照他，我们当时并没把他当回事，只是应付着说没问题，但不知道他真搞起来了；第三种是张国良自己到深圳后开发的客户，孔老板本人跟他们反而不是很熟悉，他们说话态度比较暧昧，模棱两可，甚至还有一个姓佟的客户反过来“开导”孔老板，说有生意大家做嘛，兄弟之间做长了还分家呢，大家都是台湾人，互相关照点，别搞得太僵，等等。我抢过电话，对他说：宏大公司是孔祥儒的，张国良没有一分钱股份，他是给孔老板打工的，不存在“兄弟分家”一说。对方停了一下，说：是吗？你是谁？孔老板把电话键按住了，说别跟他讲了，张国良没去衡阳，就在深圳，也许就在他那里。
我再次向孔老板建议：到工商管理局查查，看有没有一个叫张国良的台商来注册过什么公司。这一次孔老板没有采纳我的建议，但他也没说不，而是直接拿起电话，拨打张国良的手机，关机。
我说：“接通也没用，他说他在衡阳，几天回不来，你怎么办？”
“你认为他在衡阳吗？”孔祥儒问。
“肯定不会，”孔小姐抢着说，“他这边要开工了，那边怎么可能跑到衡阳去？”
“不一定，”我说，“假如他到衡阳是为了搞钱呢？”
孔老板和孔小姐互相看看，又一起看着我，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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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不能为老板丢性命（1）
还真让我一口猜中。张国良确实是去了衡阳，确实是为钱而去。
张国良的“女朋友”是衡阳人，长的还可以，撇开像唐小姐这类文艺界专业出身的人，她算是漂亮的。好像比赖晓芸还漂亮一些，但绝对不及赖晓芸可爱，差远了。主要差别是赖晓芸洋气，她不土不洋；赖晓芸天真活波，她忸里做作；赖晓芸单纯真挚，她势利虚荣。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准确，很有可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女朋友”中专毕业，本来是在宏大公司做文员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是她主动的还是张国良主动的，反正和“张老板”搞到了一起，正儿八经地做起了“老板娘”。在我来公司之前，全凤凰冈的人大约都知道她是宏大的“老板娘”。有没有实际搞到钱谁也说不清，但虚荣心已经赚足了，甚至可以说是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听说就在我来的前几天，“丈母娘”还亲自从衡阳赶来凤凰冈，实地考察了“女婿”的实力。“女婿”说眼下这个厂条件是差了些，主要是对大陆的政策还吃不准，现在已经摸准了，马上就投资干个大的。“女婿”不仅说，而且还把“丈母娘”带到当时正在建设中的那两栋新厂房面前，请“丈母娘”做主，看挑哪间好。“丈母娘”很有见识，当即给予原则指导：第一，设备重，应选一楼，脚踏实地发展快；第二，就东不就西，迎着太阳好长。“女婿”言听计从，当即与母女俩一起找到村主任，说：“东头一楼那个最大的开间我要了，现在就付定金。”把个“丈母娘”羡慕得要死，恨不能自己年轻20岁，当即问“女婿”：你爸爸还好吗？
张国良这次衡阳之行主要是为了筹款。本来是不需要的，但没想到孔祥儒不声不响地来了个釜底抽薪，将自己的妹妹安排进来当了会计，一下子断了财路，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资金还是不够，只好硬着头皮来求“丈母娘”。
张国良很懂得做事情的路数，来衡阳之前就先做好了“女朋友”的工作。他对“女朋友”说：“其实钱是够的，但为了争取客户，我已经对他们说好是‘送二结一’，也就是说，头一批先不收钱，用了再说，等到第二批货到时才结第一笔款，这样就押了一批款，流动资金就没有了，所以急需解决一笔流动资金。”
“女朋友”不放心，她问：“如果别人只订这一批货，下次不在你这里进货了怎么办？如果第二批货到了对还不付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