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越南、高丽、日本、东南亚。唐朝不少大臣、高僧、将军都不是汉人。东南亚的华人至今仍称自己为唐人，决不是偶然的。如果新加坡需要一个中华文化的历史模式的话，唐代的中国就是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新加坡，全世界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以唐代中国为模式。台湾、香港正因为对外开放，经济才繁荣起来了。同样，中国大陆要继续进步就应该坚持面向国际，对外开放。一个像唐代那样的中华文化将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繁荣。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历史性的改造。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我们欢迎中国在贸易、投资、财产保护、污染控制、外交行为、防止核扩散等方面符合国际准则，这不是说中国会变成美国那样。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在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中，正在探索民主的实践，但中国将按照自身历史和文化的逻辑变化，它不可能变得像美国或欧洲那样。要中国按照别人的理念去改变，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西方自由派人士常常嗤笑亚洲式的民主。他们忘了西方民主的发展曾经历了几百年，并且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过去十五年来，民主逐步在中国演进，如地方政府的选举和权力逐渐下放。但西方观察家对这些重要的发展却视而不见。据我了解，中国行政上划分成许多个地区，每个地区有二百万到一千万的人口，有一定的自主权。
地方政府需要解决城市规划、住宅、交通、教育、治安等问题，需要吸引投资，需要创造就业机会。他们可以把新加坡当作一个模式来研究，不但考察我们的成功，也要研究我们的错误。
“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时代，经济生产要素从未像现在这样有流动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在竞争和合作、独立和相互依靠、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需要找到一种平衡。
“亚洲的民主只能按适合亚洲本身的历史和文化的方式发展。民主的概念在发展，社会主义也在发展。新加坡政府为国民的住宅。健康和教育投入巨额的经费，为的是增加生产，而不是增加消费。这可算是一种有意识的社会主义。但凭这个就能说新加坡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日本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同于西方：穷人能够得到帮助，但是政府也要求他们承担自食其力的责任。有些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无异于过去中国大陆的‘铁饭碗’，鼓励了‘自助餐综合症’：用餐者付一点费，就可以尽量享用。这削弱了个人的责任心。
“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民主国家迟早会毁灭自己。
“没有西方法制和个人自由的理念的影响，亚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但是同样，亚洲的兴盛，迟早会对西方，对全世界带来深远的影响。”
唐庆华哈佛经理学院毕业后，我先在一家欧洲国际管理咨询公司担任投资咨询三年，嗣后一直从事投资管理工作。投资的范围有上市的公司，也有非上市企业，有股票，也有债券。
1995 年初北京电视台摄制的电视专题节目《华尔街上谈金融》是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负责人热心倡议的。他们曾读过这本《哈佛经理学院亲历记），又觉得我当时正在写的《如何投资——华尔街理财实践记》一书内容尚有可取之处。以金融为题材的电视系列节目虽然在美国早已有了，但是类似的节目在国内不多。他们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让国内观众通过电视感性地了解一下美国的证券市场和金融服务是有借鉴意义的。因此建议我出面搞。
此片分《华尔街》、《从钱币到信用卡》、《保险》、《投资管理》、《信息世界》、《期货》、《企业买卖》、《华尔街展望中国》等八集。主要内容根据《如何投资——华尔街理财实践记》一书改编，部分内容取自尚未出版的《现代家庭和个人财务策划》一书中的篇章。此书是（如何投资）的姐妹篇。
这部电视节目有幸获得美国安泰国际保险公司、美国VISA 国际组织、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那斯达克证券市场的慷慨赞助。美国财政部、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美国公共电视台、《华尔街日报》所属的道·琼斯公司以及纽约证券交易所提供了人员、资料、设备方面的协助。还有不少美国公司、商会和外国使馆也在信息和材料方面给予支援。
这部电视专题片以大量实例和第一手信息形象地阐述了每集的主题，以丰富的史料回顾了各种金融服务的历史，展示了美国现代金融业的现状。我们尽可能地做到题材新颖，内容充实，生动活泼，节奏明快。我作为主持人走访了多位美国政府和金融界权威人士。他们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其中不乏精辟之论。
金融业的范围很广，分工很细，有一定的专业性。但它跟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密切关系，例如保险、信用卡、投资、企业融资等等。可以说金融对现代经济的作用就像神经中枢之对人体一样重要。金融是市场经济全局关键的一环。搞不好金融，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会发生肠梗阻。
金融有一定的技术性，然而又决非单纯的技术性业务。金融是一个全方位机制，必须有相应的配套，包括法制的健全、执法的公正、信息的公开和流通、会计的规范化等等。只有在这种全方位配套的配合下，金融机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中国在有些方面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华尔街上谈金融》电视系列节目谈的不仅仅是金融这个课题，也包括与之有关的其他方面。
美国在发展过程中走过弯路，犯过错误。如果通过了解美国金融业的历史和现状，从而使我们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不犯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就能更快地达到目的，这便是此系列片的出发点。
不过，写书也好，主持电视节目也好，不是我的主要兴趣。可以说，它们只是某种过程的副产品。我的本行和志趣所在是投资管理。我希望今后能继续为对中国有兴趣的美国投资者提供服务，也能跟有条件、有兴趣到美国投资的中国机构、公司，乃至个人一起合作，不但搞美资中投，也搞中资美投。我是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注册投资咨询。我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是组织合伙投资基金来进行这方面的操作。
合伙基金是美国最高层次的较新的一种投资方式。在美国，个人及集团投资者出于多元化投资的考虑，将一部分资金投在自己本行业以外的领域里。由于投资者自己没有时间或精力熟悉非本行投资对象，因而在确定投资的大方向后，将资金投入有专业人员管理的组合基金。所投的具体行业、项目、企业种类及方式均由专业管理人员决定。不仅可投上市企业，也投非上市企业和项目，以及作国际性多元投资，投资面较广，投资期较长，操作比较灵后，因而它往往是收益率最高的一种投资形式。
就我而言，最理想的是组织一个基金专门搞美资中投；另一个基金专门搞中资美投。这方面我有信心。
我的经验谈不上成功，但我想成功的条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有明确的生涯目标；第二要有自信心；第三是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第四是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这是本钱。此外，还要学会处世为人的艺术，如自我情绪的控制，和各种人交际的能力等。
成功必须以道德准则为基础，决不能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至于健康的体魄，旺盛的精力重要性自不待言。我平时爱骑马、游泳、打网球。运动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有的人错失机会是因为他们看不起机会，有的人错失机会是因为他们没有耐心，以为机会会来找他们，以为除非是一种突破，否则任何机会都意义不大。但是世界上突破性的机会很少，突破不会自动到来，你必须为自己创造突破性机会。哈佛经理学院的一位教授说，一个人要为自己定出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要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而不是被动地对事物的变化作反应。
凡是我认定是正确的事，我就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我不管，也不在乎。我认为对的事，哪怕只有我一人，也会做下去。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在念初中二年级。我很快地省悟到文革的残酷、荒唐和反理性的本质，而且深信这种疯狂必将结束，中国迟早将发生大的变化。真理的认识有时是痛苦的，但是真理给了我自由，至少是思想的自由，于是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只有自甘的不争才是真正的不幸。
一九六七年我开始系统地自学。一九六九年中学“毕业”后“待业”五年期间，以及被分配到废品收购站后都没有中断过。对我来说，这很自然。
我现在还保存着不少当时的读书笔记（本书的引用语多取自这些笔记）。
家祖父学问很好，外祖父（葛鲤庭）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教育家。他们见广识博，慈蔼而有尊严。文化革命时期除了学习外语和数理化外，我在祖父的指导下读了经史于集中不少古典精华，的确获益匪浅。家父母都是教师，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担着风险尽可能地为孩子们的学习创造条件。
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值我十五到二十五岁一生最宝贵的时光。那时我虽然早已认识到周围的疯狂与畸形，却只能像基度山伯爵所说：等待与希望。
我对古典音乐的爱好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记得十七岁那年第一次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那种千军万马不可摧的英雄气概，使我感到精神振奋，天地豁朗。我听了十几遍，每听一遍都有新的体会。又记得集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里那坚定而理性的乐观，似乎划破了周围的黑暗，展现出一个美好灿烂的世界。
人应该有理想。我认为孔子和孙中山是中国最了不起的人物。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当代国际投资家乔治·所罗斯和杰姆·罗杰斯是我的楷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结 语历史已经向我们指出真理的方向，但是为了彻底掌握真理，我们首先要热爱它。在迈向真理的道路上，即使一千个旧的信仰要被摧毁，我们仍然必须勇往直前。
真正的智慧，前人已思考过千万次，但是要使它成为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就必须再一次认真地思考，直到它在我们头脑里扎根。
然而，思想，即使是最高尚的，也不是人生的目的。决定人生价值的不是我们的美好思想，而是我们的作为。一切的话语毕竟是话语，一切的理论终究是理论，唯有行动才是现实，唯有实绩才是衡量你的勇气、信心，和才干的最佳准尺。唯有经验才能赋予你不断成长，不断向上的自由。
行动是命运的种子，永远不会绝灭。行动决定我们，正如我们决定行动。
当别的一切全被人遗忘时，世界将记住你的业绩，更重要的是，你也将记住自己光荣的努力。
高尚的理想培养高尚的情操，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努力，人生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