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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与姐姐如出一辙，一样的不听话，从小到大，让父母为他们操透了心。他理着根根竖立的毛寸，走起路来左摇右晃，把家里的东西摔得叮当作响，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怒火。他常常毫无礼貌地指责妈妈的聒噪和唠叨。很小的时候，爸爸总是舍不得打他，也有例外，他十二岁的时候躲在厕所里抽烟，被父亲抓住，皮开肉绽地打了一次。可他本性桀骜，是不可更改的性情。后来，爸爸再教训他的时候，扬起的手被他架在了半空，他大逆不道地说：“你太老了，留着点力气撑着自己的最后一口气吧。”然后狠狠地一推，爸爸踉跄地退了几步才算站稳。
弟弟叫潘景家。已经十八岁了。姐姐叫陆曼娜。而我叫卢榛榛。这是一个奇怪的家庭。
弟弟是父母领养的最后一个孩子。弟弟的妈妈因为生弟弟大出血去世，而他的父亲拒绝认领这个孩子，因为弟弟不过是他和那个可怜的女人的私生子。他是一个没有一点责任感和怜悯心的男人。所以，一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弟弟就失去了双亲，他就亲身历练着人情冷暖，没有爱，没有呵护，什么也没有，光溜着屁股躺在一张小床上，他本能地伸开双臂，粉红色的肉乎乎的小手在空中抓着些什么——连刚出世的孩子都知道寻找爱，可是他注定什么也抓不到。自己的命运仿佛是一团被揉捏的废纸，任意抛弃在世界的角落，等待陌生人来翻云覆雨。这就是弟弟。从一降生，陌生和疏离就成为他命运中解不开的结，他只有生活在自己用隔膜做成的世界里才感到安全。
后来，弟弟被送到孤儿院。
我九岁的时候，爸爸有一天下班回来郑重其事地坐在我的对面。他和蔼慈祥的脸上有掩饰不住的不安和慌张，他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他小心试探着问我：“榛，你不是想知道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吗？”
我睁着明亮的眼睛，略微有些恐惧地望着父亲，父亲有很大的鼻子。更小的时候，我被他抱在怀里的时候总是没完没了地拿捏他的鼻子。我其实已经有些隐约。
在我更小的时候，大约四五岁的年纪，在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候，他们总是刻毒地喊我是“私生子”。有一次，我哭着鼻子去问幼儿园的阿姨什么是“私生子”，她停下手中的活，俯下身来，紧紧地贴住我的脸，对我说“私生子”就是没人要，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你有爸爸也有妈妈，有温暖的家，还有一个姐姐呢！最后她直起身来，照例拍拍我的头顶，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地下了一个结论，你不是私生子！我安心地看了看幼儿园的阿姨，快快乐乐地走开了。
可是那样容易被美丽的谎言所欺骗的年纪早已灰飞烟灭。
姐姐说：“榛，你是私生子。”
姐姐交叉着光溜溜的大腿坐在我的对面。麦当劳店里人来人往，她盯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咬牙切齿。面目狰狞。我突然停止了咀嚼，手里还捧着一个汉堡，两条腿晃晃悠悠地吊在半空中，忽然就停止了摆动。
我说：“姐姐，那你呢？”
她说：“我也是，我和你，我们都不是好东西，是私生子！”
——姐姐那一年十六岁，正式从学校退学。因为她和一个男孩子在自习课上拥抱和亲嘴，且拒不承认错误。她还打架、抽烟、说脏话，是个女流氓。她被学校开除了，狠狠地开除了。她离开学校那天连头都没回一下。
她带我来麦当劳，这钱是她从妈妈那儿偷来的，她就坐在我对面，阴郁着脸，看我，警告我：“不许说你吃麦当劳了！”
她是一朵半途而废的花，猖獗且不顾一切地怒放。
我觉得姐姐美丽极了。
——爸爸把我的手攥在手心里。我觉得很温暖。
我说：“爸爸，我不想知道。”
爸爸说：“不，榛，你迟早需要知道。”
第二天，爸爸带我去了孤儿院。那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弟，他理着平头，穿着一件小白衬衫，纽扣系错了一颗，睁着大而灵动的眼睛，双手狠狠扯住栅栏的栏杆，向外张望，同时，身体不停地向后荡去。
还有很多孩子，可是我却在他面前停下了脚步。
我走过去，隔着栅栏摸他的脸，冷，有雨后润凉的气息。我雀跃着叫他“弟”。他定定地看我，忽然开口说：“你们是来带我走的吗？”
我说：“你不喜欢这里吗？”
他回头看了一眼，我的目光被牵引过去，看见了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小男孩，安静地站在那儿，他又转过头看我，凶巴巴地说：“我恨透了这里！”
爸爸告诉我，六年前，我就是从这里被他和妈妈抱回家的。现在他和妈妈想收养最后一个孩子，想要一个男孩，姐姐让他们太失望了太伤心了。我被爸爸拉在手里，沿着栅栏在一条石板小路上走过去。之后，我们见到孤儿院院长。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中年女人。
她似乎和爸爸是老朋友了。
她坐在茶几后面，笑容满面：“老卢啊，要我说你就带这个叫沈小朋的孩子。”
她欠过身，递来一张照片和一沓资料。照片是黑白的，小小的，上面一个瘦小的男孩子，有点惶恐的样子，嘴唇紧咬住。
院长接着说：“这孩子天性温顺，从不惹是生非，而且脑子聪明。你也这么大的年纪了，也不容易，收养一个将来有指望的孩子吧。”
父亲笑着说：“这孩子的身世？”
院长说：“一个女人送来的，她说她是从一个垃圾箱旁边捡来的，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送到这里来了。做父母的也真够狠心的，或者是走投无路了吧。这些事谁说得清？只可怜了孩子。”
父亲翻来覆去地把那些资料和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看了又看，笃定地点头。他对院长说：“就沈小朋了！就这个孩子了！”
我们三个人沿着栅栏在那条石板小路又走回去。春天的上午，阳光明晃晃的，几只燕子停在电线上，又扑棱着翅膀飞开，一些女孩子发出了美丽的尖叫。幼儿园的小操场上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两个六岁的男孩子大打出手，一个穿小白衬衫的男孩把一个穿蓝颜色Ｔ恤的男孩骑在了身下，同时，手持一块小石头重重地拍下去，下面的男孩即刻头破血流，他先是抽搐了几下，不久就爆炸一样哭了出来，哭天抢地。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小男孩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用陌生疏离的眼神看着仰面朝天倒在地上的男孩，不说一句话。
院长大声叫着，声嘶力竭：“潘景家！潘景家！潘景家！”
她给气得脸色煞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应声扭头朝我们瞥了一眼，是那个穿小白衬衫的男孩。我记住了他的名字，潘景家。而倒在地上的那个，血流不止，他就是爸爸准备领养的沈小朋。
我扯了扯爸爸的衣角，他弯下身，拍着我的头顶，说：“榛，别怕，男孩子打架而已。”
我指了指手里还拎着小石头的潘景家，我说：“爸爸，我要他做弟弟。”
透过栅栏，可以看见小操场上惶恐的人群，所有的小孩子们像是惊恐的小兔子三三两两地蜷缩成一团，胆战心惊地看着跑道上的两个小男孩，风吹起了他们的衣服，鼓鼓的像一片迎风飘扬的旗帜。潘景家面不改色地站在那里，怒气冲冲，而倒在地上的沈小朋这会则坐了起来，泪眼婆娑，他身后的天空笔直着倾斜下去。
我绕过栅栏走到他的身旁，我比他高出一头，我拉起他的手说：“弟，我们回家。”就是那时，沈小朋的哭声戛然而止。
潘景家就这样意外地走进了卢家的院门，但从始至终，都无法融入这个家庭。
十几岁以前，我们总是无休无止地战争。很多次，他抓破我的脸，把我打哭。之后，又喃喃地叫我“姐姐”。我总是试图对他好，可他总是拒绝，或者厌恶地将我打哭。这似乎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漫长游戏，我们都乐此不疲。但注定终究会有厌倦的一天。
夜晚，我们睡在一张床上，经常是他的两条胳膊绕住我的脖子，越绕越紧，像系在我脖子上的绳索，将我从黑暗中勒醒，我在暗夜里看他的脸，总是有些惶恐。额头上凝满了汗，熠熠闪光。
再长大一些，我们分床而睡。相互之间很少说话、交流，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他才叫我一声“姐姐”。读小学的时候，我一直送他到学校，看着他背着书包晃进教室之后我才安心地离开。我总是说，弟，你要让姐安心。
可我却一直怀念以前的日子，我甚至从未曾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情愫有何异常。亲情之外，我们在最初的相遇中就已注定了一些纠葛，可是却无处逃逸。
从小，弟就没有让父母省心。他总是没有尽头地打架，总是不断有“仇人”找上家门或者偷偷地砸碎家里的玻璃。我终日胆战心惊。一起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有时会遭到一群男孩的围攻。我知道他们是弟的敌人。可弟毫无畏惧，他和他们厮打像头凶狠残忍的小兽。似乎生下来，他就天生一副打架的坯子，即便被打倒在地，头破血流，他也不哭，从不哭。我书包里总是备有创可贴，每次打完架，我都给他处理伤口。
弟的身上，早已是伤痕累累。
有一次，他的额头被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横流。我用酒精棉止血之后，用蘸了药水的纱布将伤口精心地缠住，绷紧，用牙齿咬住纱布，系紧，当我全神贯注地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坐在床上的弟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双手已经揽住了我的腰，他把头探进我的怀中，我蹲下去，看着他，他冰冷的唇凑了过来。才十几岁，他还太小，我们的亲吻，有力而仓皇。
可是，从那以后，弟再也不肯同我多说话，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形同陌路。
弟在十四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女朋友。那是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脸面有些单薄，经常是叉着双腿，嘴巴上叼着棒棒糖，背着一个大书包在马路对面等待她的小爱人。弟会拉她的手，一起匆匆走掉，像两只纯良的小白兔，转弯消失的瞬间，我安慰自己说，榛，这样是好的。弟一直是一个孤单的孩子，两个人在一起，就会觉得暖了。
可我依旧是不能自抑地悲伤。
站在黄昏的马路尽头，看到清洁工将风吹落的枯叶扫成一团，又用火点着，树叶的燃烧发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