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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95年底，Christy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巨大改变：他在台湾的生父去世了。
生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老部下都纷纷赶回台北参加后事，在香港的养父也提前到了台北，但是不管这一帮子人如何据理力争（因为Christy的妈妈在生前认识他们很多人），生父现在的整个家族都仍然一句话“不可能让她出现在葬礼上！那会变成头版头条！”一些不相干的关系人物也从中调停“要为X公的清誉着想。。。”僵持到最后，Christy在美国都已经上了飞机，生父家族那边才终于决定由主事的大儿子去桃园机场见面。
Christy中午下飞机，立即就被从来都没见过面的大哥“拦截”。没有人知道他们俩在候机楼的咖啡厅里谈了些什么，但其实可以理解的：Christy在面对年龄完全可以做他父亲的大哥时，应该还是有很多话无法讲出口，也有很多辛酸只能深埋心底。。。几小时后，她又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连候机楼的门都没有出。走的时候给养父说了句话“一辈子也不会再回台湾！”
生父的去世给她的命运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后来一些在美国的GMD遗老“头面人物”给了她很多照顾，如果要算的话，这就是她唯一能算沾生父的光。这些生父故人给予的照顾都是些人脉关系，再加上卡莱的那个“重量级人物”引荐，半年以后Christy就直接进入了前面我们提到过的美国“总BOSS”的势力圈子，开始在某家族基金会担任特殊联络人的职务，把住处搬到了纽约，每周都华尔街—华盛顿来回跑。
时间到了1997年，Christy接手了总BOSS“直辖”的一个基金。这个基金是由XX家族基金、卡莱、XX银行等一摊子总BOSS的小弟共同出资，决策委员会里面全是big name。这笔资本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代表一些利益进入中国；成立的原因也只有一个：他们有了Christy这个具体的执行人。
1997年底，Christy回到了香港。她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扯山头，那样做铁定会寸步难行，而是选择已经在中国大陆扎下根的美国五大会所作为“跳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idea，我后来甚至都怀疑这是美国那边想出来的办法，而不是出自Christy自己）。
对于五大（现在的四大），相信在里面做到过一定level的兄弟姐妹都明白：他们在中国赚钱是一个主要目的，还有一个非常隐讳的目的就是“帮助”有需要的各大外企。什么需要？我们首先说一点，在中国赚了钱的公司，不管你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没有任何一家敢说自己没有违反过、并且在将来数年也不打算违反中国的经济法规！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整体环境下，100％的守法经营是不可能赚到钱的，收入再多都会变成各种各样的成本。。。所以每家公司随时都在变着花样和政府作对，国企靠和上面“博弈”赚钱，民企靠关系硬胆子大赚钱，那外企呢？毕竟在人家的地头上，所以不敢像国企一样和政府直面PK；自己好歹也是top500，所以也不可能像民企一样混水摸鱼，那只剩下一条路：玩技术活。
五大的隐讳任务就是帮助这些外企“作技术”。最厉害的，几亿上十亿美元，半个月之内七弯八道拐的在国境线来回转几圈，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影子都没有！当然钱不会自动长翅膀，钱仍然是躺在某家银行里的，消失的只是帐面上的数字“没利润，亏损了”。如果有相反的需求，五大也能给你做出来，当然那是另外一套手法了。之所以朝廷对这种“灰色活动”虽然一清二楚但又毫无办法，就是因为中国是资本管制的，在金融上和外部世界完全是割裂开来的，所以就算你有怀疑也无法拿到证据。查，去哪里查？你以为走出国门后五星红旗还管用？
在中国的top 500从来没有哪家上过全国纳税大户的名单，上面从来都只有本系统、中X油、中X寿这些“大单位”的名字。甚至大名鼎鼎的18M中国公司都连续“亏损”过3年，你相信他们也会亏损吗？更离奇的还有某著名欧洲电信设备厂商，在本系统大量采购产品、单子都是用亿元来计算的2001年，竟然应纳税额还不到500W人民币（我当时就在PwC，这是亲眼所见），简直他妈不可思议！。。。这些都是五大的功劳。当然收费也是不菲地。
Christy当时就是看准了五大这种地方完全可以做为一个深入中国经济的“跳板”。因为直接以美国资本代理人的身份进来，绝对会无人敢理你“对不起，我们不敢接触。。。”那时候不要说这种总BOSS直辖的代表某种利益的隐秘资本，就算是沟满桑科斯、大摩、米瑞利奇（和卡莱一样，都用的谐音化名，行内兄弟大家就会心一笑吧^_^）这些做“阳光生意”的华尔街公司都只能在中国开个小办事处，整天就和政府官员喝茶沟通感情，呵呵。
当时华尔街的各路诸侯其实都屯兵香港，但是望着深圳河这边也只能“慢慢来”。。。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利益驱动的，这是人类社会唯一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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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y回香港不久后就加入了安达信香港。其实她最初的想法是让美国那边把她安排进PwC（因为普华最大），但是之所以选择了安达信，仅仅是一点私人原因：她和安达信香港的一个娃结了婚。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结局并不好，一年之后就离了婚。这件事情我不太了解详情，就不多费口舌了。
在安达信的时候她就开始着手一些准备工作。因为她并非会计专业人士（professional），可以不受“相关活动”法规限制，于是就按照美国那边的惯例建立了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北角财务公司”（当然是化名，我们就取她第一次来香港时的地名吧）。但是这个北角公司并不是一家独立公司，而是沟满桑科斯亚洲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为了方便以后的“业务”，在某些时候，需要利用沟满桑科斯的牌子为自己遮挡一些麻烦。。。可能很多人会问：沟满桑科斯这种华尔街大牌会同意？嗬嗬，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华尔街没有大牌，在总BOSS面前他们都是小弟！
其实后来我估计，沟满桑科斯香港部分知道有这个北角公司存在的人，不会超过5个！这也是Christy的老东家卡莱的惯用手法，这个军火贩子起家的投资公司还在卖飞机大炮的时候就经常这样玩了。
Christy在安达信香港呆了两年多，除了把北角公司弄出来了之外（北角当时只有一个秘书，办公室在。。。还真他妈就在北角！），就开始频繁的出入内地了。这两年多时间里她基本上都一直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走动。最开始的事情并不是立即就要下手，而是要认识人，利用她香港安达信合伙人的身份认识很多的人！要把整个基础打出来。Christy出身于台湾，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其实并不陌生，因为和1991年台湾废除“动员勘乱时期”前几乎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她很快就融了进去。
1999年底，在我离开本系统的时候，Christy打听到PwC香港有一个外派到北京工作的空缺，于是决定跳过去补这个缺，她觉得可以真正的进来了。当时PwC的这个缺其实level并不高，只是一个普通的manager，Christy过去的话实际上是整整降了两级。不过她没所谓：五大不过是一个利用的跳板而已。
2000年，我被Ricky招进PwC。在后来的两年时间里，其实并没有见过太多次Christy，她当时的工作和我几乎没有什么交集。我那时一起混的兄弟除了老冯这个德国二杆子外，就是Ann和老杨。Christy其实是在PwC中国的高层圈子里，并没有具体的在审计、税务、咨询这些业务群里面。只不过她的level比较低，只是manager，后来才升成了senior manager。至于为什么一直不是partner（这个其实很奇怪的，因为她在安达信香港就是partner，从常理上讲安达信和普华的“档次”差异绝对不会有这么大），我只能理解为PwC中国的本地化太严重，Christy的美国老板没有办法“关照”过来；或者也有另一种解释，就是Christy自己选择了很低调的方式，因为大陆和香港的环境毕竟不同。。。可能我更愿意相信是后一种可能。
第一次听说这个后来好几年严重“引导”了我人生道路的女人的名字，是在和阿芸认识不久的一次饭局上。我听她说有一位“姐姐”对她特别关照，因为她们都是从PwC香港外派过来的。当时我并没有怎么上心，只是随意的问了问，然后记住了Christina这个名字。
阿芸走了以后，某次为了给已经被我们几个烂人拉下水的Kevin同学（他现在都还在18M）庆祝生日，一伙人在建国门某馆子大喝了一顿。在那次酒局上我第一次见到了Christy（因为她是Kevin的台湾老乡）。Kevin后来喝醉了，勾着Christy的肩膀说胡话“虽然大哥昨天才在公司里认识你，但你放心啦，我们是老乡，今后大哥罩你！”大家都开始哄笑，还吼Kevin应该把“妹妹”抱紧一点，体现大哥的关怀。Christy并没有什么过激反应，还笑着说“那好啊，以后大哥要是当上了普华这边的老大，可不能忘了小妹噢！”一伙人立即笑得四仰八叉。。。
但我却没有笑，反而还有点暗暗心惊。Kevin年龄比较大，开玩笑说“哥哥”到没啥大问题；但是说什么“今后我罩你”这个就有点离谱了：他娃只是一个普通manager，Christy不光level比他高一个大级，而且最重要的她是高层圈子的人，我们这些下面干活的人群是根本不能和她比的。。。但她竟然对Kevin的酒后胡话和失态动作一点都不生气？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女人有点不简单。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酒局结束大家往外面走的时候，Christy很留意的和我走在一起，小声笑着对我说了一句“原来Yolanda在这边交的那个朋友就是你？嗬嗬，你好福气噢！”老子当时惊讶的下巴都差点掉下来！我和阿芸在一起的那小半年，彼此都认真强调过不能让公司里的任何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因为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些个人隐私谁都不会自己拿出去说的，但阿芸竟然会告诉她？当然我肯定是相信阿芸的，只能有一个解释：Christy绝对不是普通人，她道行太深了！
我后来仔细回想，也许Christy就是在那时候开始注意我，开始隐约觉得我是可以和她一起做事的人。她可能通过阿芸的事情感觉我“胆子比较大”，因为在当时，大陆男和港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