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医生一般是不参与手术的，甚至不参观手术，其主要任务是管好病人，参加全方位的培训。在每天的交班会上，助理医生要汇报病史，还要参与病房的值班和会诊，有情况随时向高级医生和教授请示。
芳华觉得，他们这种助理医生，只相当于国内的实习医生。
过两三年，助理医生晋升到高级医生后，才有机会做手术了。一般低年资的高级医生主要是担任教授的助手，可以做一些脑室外引流、颅骨修补等小手术，逐渐过渡到做一些大脑凸面的肿瘤切除。
年资较高的高级医生是做手术的主力军，但一些特大的手术，仍然是充当教授的助手。芳华觉得这也就相当于国内的主治医师，而自己现在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了。
在苏黎世大学医院的脑外科，科主任B教授就是负责手术的主任医师之一，他比较擅长颅底肿瘤和脑干肿瘤的手术。另外还有一位R教授，主要从事神经内窥镜和锁孔手术。
B教授给三个人介绍了一番科室的基本情况后，又询问大家对在这里的学习有什么想法。
齐大夫和宋大夫都说希望在这里得到更好的、更系统的显微神经外科技术的培训，同时也希望能多观摩和参加科室的临床以及学术活动。
毕竟这里是显微神经外科的发源地，就像麦加圣地吸引穆斯林一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神经外科医生来这里进修取经。
芳华也和另外两人一样表达了相同的愿望，但她又表示，自己还希望能同时学习神经内窥镜技术。
这个内窥镜技术其实并不新鲜，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只是由于早期的工艺、材料的粗糙，一直在脑外科没有太大的发展。
不过，从70、80年代内窥镜引入光导纤维技术后，不但胃镜、支气管镜、腹腔镜、胸腔镜等内窥镜的应用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神经内窥镜技术也开始在脑外科受到重视了。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立体定向技术和神经导航系统的发展，将它们与神经内窥镜相结合的尝试也成了神经外科研究的新热点。
对脑外科的新进展新方向一直比较关注的芳华，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趋势。
她敏感地觉得这神经内窥镜，如果能和显微神经外科相结合，一定会使神经外科的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手术显微镜虽然能提供良好的照明与放大效果，但是手术者只能看到手术野正面的结构，而不能看到后侧方以及周围的结构，因此，要想清楚地充分显露颅腔内的某些病变，就必须牵拉脑组织、甚至是不得不损伤脑组织了。但即便如此，有些手术死角仍然是在显微镜下无法观察到的。
而用现代高科技技术打造的神经内窥镜，不但照明光线强大，它的前端的镜面角度还可以在0°到110°之间变化。也就是说，可以转着圈地观察手术野，这就有点像螃蟹的眼睛——它是长在触角上的，可以伸出去并旋转着看东西。
人的眼睛当然不可能像螃蟹眼那样伸出去，但是有了神经内窥镜，就像给脑外科医生安了一双“会拐弯的慧眼”。它能把医生的视线带入手术区的深部和死角，从而完成以前不可能完成的手术。
而且放置内窥镜进入颅腔内，对病人的损伤很小，只有“一刀一洞”而已。
芳华认为这神经内窥镜技术非常符合现代外科手术微创的原则，应该是21世纪神经外科发展的方向。
但是，301医院虽然也有这镜子，却只用来做一些术中观察和较简单的脑室手术，可以说还远远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现在既然来到了世界知名的神经外科病房，并有机会接触这一先进技术，自然能多学一点是一点。
技多不压身嘛。
所以，芳华对B教授表达了增加学习内容的愿望。
B教授倒是欣然将她引荐给了神经内窥镜方面的专家R教授。
经过R教授的工作秘书的安排，芳华在苏黎世的培训学习大致是这样安排的。
每个工作日，参加了早交班后去观摩R教授的手术，有时是B教授的。
没有手术，就去实验室接受培训老师对自己在显微操作练习方面的指导。这里的老师们在实验室做培训工作做了一辈子，有着丰富的培训经验。而这里的器械设备和练习材料，也都是充足的，两个人共用一台显微镜，比国内的条件是要好多了。
这里的大查房也和国内不同，都是安排在下午四点左右。而且主要是查NICU的病人，因为住这儿的都是术后病人和重病号。
不过由于病人不多，所以一般半个小时左右也就结束了。然后是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放射科三个相关科室进行的大讨论，主要是阅片和病案讨论。
这个大讨论，虽然不能让芳华接触到更新的病例，但却在潜移默化中使她的临床思维更为缜密，考虑治疗方案更为全面了。
此外，芳华还要不定期地参加科里的学术学习活动。
一般在每周三的早交班后有一次Journal Club，也就是读书会活动。每次由一位医生就自己最近看到的某一学术问题进行演讲，大家进行讨论。
来自世界各地的进修医生也可以上去演讲，英语可以说是医生们的通用语言了。虽然很多人的口音很重，但好在医学的专业名词大家都比较熟悉，一般抓住关键词听懂了，大概也就都能明白了。
听的南腔北调的英语多了，芳华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英语发音其实还是挺标准的嘛，这让她对自己的信心更增强了不少，后来也有几次主动上台演讲，并且还颇受欢迎。
有时候，科里也会选一个手术少的日子，中午在医院食堂定下一个房间，在那里举行一个午餐会。大家在这里一边端着盘子吃着自助餐，一边自由讨论着科研课题的进展情况或是手术心得体会等等。
这午餐会的气氛很随意轻松，大家往往都还穿着手术室的洗手衣，有的还戴着手术帽，很自然地和周围的人交谈着。
这种聚会，消除了芳华刚刚产生的瑞士人很刻板的印象。因为她在几次出外散步的时候，迎面走来的陌生路人都会开口向她问好，但当她循声看去时，却发现对面的人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嘴巴也几乎是纹丝不动的。
这让她觉得挺诡异的，便认为瑞士人也像德国人一样严谨得有点刻板了，问好其实只是深入他们骨髓的一种习惯动作罢了。
不过在这午餐会上，芳华发现其实他们还是很会放松的。在她后来见识了瑞士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对滑雪有着高涨的热情后，就彻底放弃了刻板的这一印象。本来，瑞士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这一带靠近德国，只是略微有点受到德国人的影响罢了。
除了科里的学习活动，医学院内还经常举行各种学术讲座。
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主讲的。内容涉及临床的，基础的，生物的，内科的，外科的，……，总之是涉及医学的各个分科。
这讲座大多是在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举行，只要有时间芳华是一定要去听听的，多了解一些医学各领域的新进展，总是有好处的嘛。
所以，芳华在苏黎世医院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忙碌。
她往往早上七点就出门，晚上也常常七八点才能回到鲁迪房东家，午餐和晚餐大多就在医院食堂里解决了。
不过有时候回来的早，她也会和鲁迪一家共进晚餐，和小佩特拉做汉语口语练习，也教她写字，还会教她唱中文歌曲，因为学某种语言的同时学唱该种语言的歌曲，有助于融入那种语言氛围。
小佩特拉也很喜欢唱歌，不过让芳华费解的是，她对什么儿歌、或是流行歌曲都是一般般的喜欢，唯独特别喜欢《青藏高原》这首歌。
芳华自己唱高音是很勉强的，她便从网上找来这歌，放给佩特拉听，旋律基本就靠佩特拉自学了，芳华只负责解释歌词和指导她的咬字。
没想到小女孩清脆的童声唱起这歌来，还真是蛮好听的。而且在鲁迪和米娅也一致表扬和赞赏后，小佩特拉越发天天地在屋子里“呀啦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地唱个不停了。
佩特拉还拿出自己收藏的画册，指着上面的喜马拉雅山，对芳华说自己非常喜欢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长大后一定要去那里旅游。
芳华猜想这小姑娘之所以这么喜欢高原和雪山，是因为苏黎世就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北麓，在苏黎世湖畔的山坡上就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的雪峰。
在湖泊、雪峰、蓝天、绿地、鲜花的环境中，又是这样富足悠闲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心性活泼开朗，热爱大自然，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其实，瑞士整个国家的人都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
比如这条流经老城区的利马特河及其上游的苏黎世湖，在40年前也并不是像现在这么清澈见底的。因为苏黎世是瑞士第一大城市，也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当年高度发展的工业使得苏黎世湖成了污染的重灾区，湖里的水质甚至差到不能游泳的程度。
这生活环境的急剧恶化，成为苏黎世人的切肤之痛。他们痛下决心，建立了发达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全市所有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都要经过机械、生物、化学、渗透等净化程序后，才能排放入连通苏黎世湖的利马特河。也就是说，在苏黎世，流入苏黎世湖的每滴水都是经过净化处理的。
经过多年的治理后，瑞士人骄傲地宣称，苏黎世湖中心的湖水质量已经达到了可以直接饮用的程度。
而且不但湖水河水的质量得到了改善，周边的生态环境也大大改善，也就吸引了大量的水鸟长年在湖上河中飞翔栖息。
芳华和佩特拉常常在傍晚或者周末，一起沿着河边湖畔散步，欣赏河中美丽的白天鹅的嬉游。她们也常常走下河堤的台阶，抛洒面包屑给它们喂食。
苏黎世的年平均气温8摄氏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气候真的很宜人。所以，即使在外面散步很久，也不觉得很冷。
而且空气很湿润，有点像成都的感觉，不过空气质量可就比成都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芳华在这里虽然天天徒步走路，很少坐车，但是一星期下来皮鞋也是干干净净，几乎不用擦的。她每天晚上洗漱的时候，也明显感觉到这脸比在国内时每天的风尘仆仆干净多了。
不过这里再好，也是异乡。
来到苏黎世已经一个月，在经过初到时忙于熟悉环境、适应新生活的紧张之后，芳华对这儿的新鲜感有些减退。而且她每日的生活又非常规律，规律到有点枯燥了，芳华不由开始频频思念起嘉辉来。
结了婚还是和纯谈恋爱的时候不一样。
同样的思念，在婚后却会更加有画面感。有时，那画面会让芳华自己都红了脸。
好在房东家里、科里、实验室里到处都可以上网，几乎每天中午芳华都可以和嘉辉在网上视频聊天，那个时候的北京正是傍晚。
所以，芳华虽想念嘉辉，但还可以忍受。
嘉辉在北京的生活，她很熟悉。所以，每次聊天几乎都是她喋喋不休地跟嘉辉诉说着自己在这边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她的一点一滴的收获和喜悦，嘉辉都知道，也都感同身受。
有时候，她也会故意对着屏幕上的嘉辉撒娇：“唉——，我在这边孤枕难眠，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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