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大学的快乐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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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大学的快乐女孩- 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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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童年
第一节 童年

  1983年10月22日晚上,南昌市红谷滩的一个清贫的养蜂人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伴随着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一团红光冉冉升起在养蜂人家的上空,可惜,不是祥瑞之兆,而是失了火。女儿满月不久的一个冷雨天,一位颇有名气的算命先生,撑着一把破旧的雨伞,到养蜂人家买蜂蜜。父母便抱出这对女儿,请他给算上一卦,蜂蜜白送。算命先生笑笑,要了生辰八字,便端详眼前的两个女崽子。姐姐听话地躺着,不哭不闹,安静地玩着手腕上的小铃铛,甚是乖巧。妹妹非常凶,稍一碰,便会大发脾气,又撕又踢,哭个没完。算命先生怜爱地摸了摸姐姐肉乎乎的小手,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姐姐咯咯笑着,抓起一个拨浪鼓,稍一摇动,便会叮咚响。妹妹听到响声,马上翻身过来抢,可抢到手之后,没玩几下,便把拨浪鼓狠狠摔在地上,哇哇又哭了。算命先生想给她擦掉满脸的眼泪,妹妹却怒目而视,这个孩子的命真好,富贵得不像话,一生都有贵人相助,所遇贵人多得离谱。父母大惊,多得离谱?算命先生指了指门外的一棵大树,比那树叶都多。父母喜得抱起小女儿,让她也看看这棵贵人之树。小女儿眼泪汪汪的,瞪着闪亮的大眼睛,好奇地望着门外冷雨凄风之中的世界,那棵树上的叶子,随风飞舞,四散飘落……

  我便是这个养蜂人家的小女儿,叫小雪,长大之后,我的名字是韩雪佳。其实,我和我的姐姐,虽然在同一天出生,但并不是真正的双胞胎。我的出生,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场事故。我妈是在怀了姐姐两星期之后,又极其意外地怀上了我。医生说这叫重孕,几率是百万分之一。好在我福大命大,挺争气的,愣是抓住了百万分之一的机会,冲破姐姐的封锁,呱呱坠地了。也许,我天生就是一个计划外的,靠着百万分之一的侥幸,才得以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我从小就排斥姐姐。

  刚刚吃奶的时候,我就特贪婪,总是抱着大奶瓶不撒手,死命地喝。自己的奶瓶喝光了,我便抢姐姐的。姐姐是个任我宰割的可怜虫,奶瓶被抢了也不敢吭声,只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抹眼泪。我抱着两个奶瓶,左一口右一口,一直喝到小肚子成了大皮球,撑得胃里发胀难受,开始吐奶,这才满足。喂完了奶,姐姐要么躺在婴儿床里,抱着自己的小胖脚丫,放到嘴里,噗吱噗吱地吮咬个不停,要么就乖乖坐着,玩她的小玩具,哪怕尿湿了裤子,哭死也不会挪地方。我却不然,我是典型的婴儿多动症。我一有机会就会翻下小床,满屋子乱爬,常常钻进床底就不出来,我妈还要费大力气往外掏。更要命的是,我还乱吃东西,摸到什么吃什么。爸妈一抓到我,就会捏开我的嘴巴,往外抠棋子、瓶盖之类的小东西。总之,我的嘴巴从来不闲着,就连大姨都说我上辈子可能是饿死的,这辈子一定要补上。

  我最可恨之处并不在此,而是哭。一生下来我就特能哭,哭得又多又响,并且是白天睡晚上闹。大白天的,别的宝宝都在忙着哭,唯独我爱睡觉,养精蓄锐。一到半夜,我便大发神威,瞪起眼睛握紧小拳,扯着嗓子开始大哭,俩眼珠子就跟姥姥家附近的趵突泉似的。不管我妈怎么喂奶哄骗,怎么威逼利诱,我软硬不吃,依旧哭声震天,泪流成河。爸妈被我吵得夜不能寐,苦不堪言,真恨不能拿袜子塞住我的嘴,或者干脆把我掐死,扔进赣江算了。不过,听我妈说,那个时候,我的鼻涕流得比眼泪要多得多。

  两岁半那年,我大哭了一场,那是一通伟大的眼泪和鼻涕。那一天,我韩雪佳,离开了破旧的红谷滩,被我妈扔到了青岛的大姨家。老天,这可是我亲妈啊,就这么不要我了。在火车站送我妈和我姐回南昌的时候,我在大姨怀里哭得像个泄洪闸,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被自己汹涌澎湃的眼泪和鼻涕,呛得小脸通红通红的。我当时特恨我妈,也恨我姐姐,恨得咬牙切齿。惨遭遗弃的我,只伤心难过了一个小时,就破涕为笑了,心里却更恨我妈,怎么不早点送我到大姨家呢。我发现大姨家简直是天堂,看着满桌子的糕点、水果、糖块,我的口水,流得比眼泪和鼻涕加起来还要多。我这人从小就没出息。 

  大姨家没有女孩,生了两个,全是男孩。爱女心切的大姨和大姨父,就对乖巧可爱的我起了歹心。那时候,我爸和我妈也有三个孩子了,除了姐姐,我还有一个大四岁的哥哥,早就被计划生育的人盯上了。他们大老远听到我的嚎啕哭声,兴奋得两眼发光,几次来我家搜查,指望着能罚款,发一笔洋财。爸妈吓得不轻,急着把我这个大嗓门的祸害出手。再者,我爸和我妈是养蜂人,每年都走南闯北的,风餐露宿,没法照顾太多小孩子。几个因素互相勾结,一拍即合,就促成了这桩贩卖人口的罪恶交易,我便成了被精简掉的牺牲品,或者叫幸运儿。正因为如此,我一直都以《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自居,但老K说我也就一爱哭鼻子的小笨丫罢了。

  大姨家真的特有钱,跟贾府似的。大姨父的名字都金光灿灿的,特耀眼——金鼎辉。 他曾当过特种兵,还在越南打过仗,在一次战斗里屁股负了伤,从此走路就一瘸一瘸的。在背地里,老K总叫他沾满越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老瘸子。复员之后,靠着家里过硬的关系和自己闪耀的军功章(说白了,就是屁股上的弹孔),大姨父被安排进了青岛一家棉纺厂任副厂长,日子过得挺滋润。我蛮喜欢大姨父,因为他总是喂东西我吃。不过,我讨厌他拿胡子茬扎我,特疼,把我扎得龇牙咧嘴,他却笑得哈哈的。三岁以前的我,其实就是个会喘气的布娃娃,被大姨和大姨父抱来抱去的,左亲一口,右亲一口,这个揪揪我的小耳朵,那个捏捏我的小鼻子,玩得不亦乐乎。更可恶的是,我想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却非把我往小床上摁,让我睡觉,哼,一点也不知道尊重小孩子的意见。至于大表哥金鑫,人挺冷的,不太爱说话,年纪又比我大七岁,我从小就不喜欢和他玩。他偶尔心情好逗我玩的时候,我总感觉他拿我当贝贝,他死掉的一条宠物狗。

  前面说的老K,也就是金磊,我大姨家二哥。老K比我大两岁,脾气好,还特疼我,比我大姨和我亲妈都疼,我就是跟着老K混大的。后来,我又认识了白静,邻居家的小丫头,妈妈是大姨父的棉纺厂的工人,爸爸则在邮电局工作,家里并不宽裕。白静比我小一个月,我经常把老K的糕点和糖果抢过来,自己挑好吃的先吃了,然后把剩下的送给白静,特大方的样子。白静也是个馋虫子,有奶就是娘的那种,她总是一边吃一边说,韩雪佳,你真好。所以说,我和白静的关系从小就特别铁。小时候,我们三个人,天天光着脚丫子到沙滩上瞎玩,要么捡贝壳,要么堆碉堡。那片海,那片沙,就是我们童年的天堂。

  每次老K捡到了漂亮的贝壳,我就向他要,他不给,我就哭,嘴一咧,眼泪就往下滚,特熟练。老K心软,最见不得我哭鼻子,马上就乖乖地把贝壳交给我了。但我还不放过他,仍是哭,心情好的时候,我还会在沙滩上打几个滚儿,又哭又闹的,以壮声势。老K只好跑到附近的小商店,用自己的零花钱买大白兔奶糖我吃。吃到糖我就不哭了,他知道的。我的贝壳,最多的时候,攒了两大纸箱,都特漂亮,全是从老K那里搜刮的。老K喜欢在沙滩上堆碉堡,砌炮楼,然后就指挥我和白静两个傻丫头替他卖命。那时候我也蠢,老K让我学解放军叔叔匍匐前进,我还真就趴到沙滩上,像个大毛毛虫似的,一路往前拱,直拱得满嘴沙子,一身泥水,回去还要挨大姨的骂。后来,老K再让我参加军事演习,我直接掀起裙子,一泡尿,就把他的碉堡和炮楼给冲塌了。

  每年春末夏初,青岛的槐花开得一片一片的,满城都是浓郁的花香。我妈和我爸就会带着蜂群和我姐姐,到青岛采槐花蜜。当时我哥在南昌读小学。我对我妈的印象慢慢变好了。因为,她每次来看我,总是带着好多的蜂蜜和蜂王浆。我特喜欢吃这些东西,好甜好甜的。我妈带的又特别多,一次就足够我吃半年的。我简直就是在眼泪与蜂蜜的双重浇灌下茁壮成长的。

  隐约记得,大姨曾劝过我妈,说,不如留在青岛,让小雪她大姨父帮你们安排一份工作。我妈抱着我,亲了一口,笑了笑,对大姨说,大姐,小雪她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养蜂虽然辛苦,我们的日子也还过得去,你就不用操心了。大姨也笑,叹口气,我怎么有你这么个妹妹……其实,我妈是*时期一所农林学院的专科生,毕业之后,正赶上知识青年插队落户;上山下乡,便去了江西老区,做了一名技术员。一年之后,我妈认识了我爸,并不顾姥姥和大姨的强烈反对,与一穷二白的我爸结了婚。据说,姥姥得知自己的宝贝闺女嫁了一个泥腿子,鲜花插到了牛粪上,立马哭得死去活来,一鼓作气,进了三次医院。大姨也是怒不可遏,威胁我妈说,赶紧离婚,不然,再也不认你这个妹妹! 我妈的回应只有一个,我哥出生了。过了几年,中央政策变了,知识青年脱离了苦海,陆续回城。一时之间,全国离婚成风。怀着崇高理想的知识青年,毅然决然的,纷纷抛弃自己在农村的妻子或丈夫,踢开绊脚石,一溜小跑,返回了灯红酒绿的大城市。全国一盘棋,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姥姥和大姨自然也闻风而动,再次逼迫我妈离婚,回济南或青岛,甚至连改嫁的男人都给找好了。我妈一怒,我和姐姐又出生了。

  事实胜于雄辩,我妈和我爸再次用实际行动,回击了姥姥和大姨。面对着三个鲜活的小生命,无可奈何的姥姥和大姨,最终屈服,承认了我爸的合法地位。毕竟,她们即使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把我们兄妹三个,重新塞回我妈的肚子里去。我两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五口人,第一次回了济南的姥姥家。姥姥客客气气的,用大鱼大肉款待了自己的二女婿。听大姨说,在酒席上,她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还特意把我抱过去,喂了一口燕窝汤。可惜,我特不争气,立马就乐得咯咯笑,两腿一蹬,尿了大姨一身。

  一直苦于没有外孙女的姥姥,见了我和姐姐,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她捏着我的腮帮子,一个劲夸奖,这肉可真嫩!简直比狼外婆见了小红帽都要开心。对我们姐妹俩,她老人家是怎么看怎么中意,怎么看怎么喜欢,抱完这个亲那个,爱不释手的,极尽宠爱之能事。我们在姥姥家住了十几天,结果,姥姥养的波斯猫,竟被忘在地下室,活活饿死了。不过,姥姥对我爸仍旧有点瞧不上眼。也许,在她眼里,大姨父才算是真正的乘龙快婿。我爸自然明白这一点,加上也是个倔脾气,不肯低头,所以,纵然大姨父家财万贯,我们家也没有受到多少恩惠,依旧靠养蜂过日子。但不管怎么说,两家的关系还是在曲折中向前进,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之所以被送到大姨家,大概也是肩负着某种使命吧。

  在青岛停留的一个多月里,我爸和我妈通常都是住在临时的帐篷里,看护蜂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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