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年时候，花钱买了不少的土地，可是年景转好的时候，却发现没有什么人耕种。
从前的大明向来是天下太平之后，人口增加，人口增加的越来越 多，土地渐渐的稀少，加上地主的兼并，无地农民会大大的增加，地主可以用很低廉的价钱雇佣到佃户和长工，工钱低廉，自然是赚的多，然后购买更多的土地，逐渐的兼并，然后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工钱越来越低。
直到农民们忍受不了这样的压榨，造反，大乱，大批的死人，然后空下土地，又是周而复始起来。
历史上的嘉靖朝恰好就是在这个拐点上面，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要慢慢的开始了，不过历史已经是改变，关外的土地提早了许久开发，各种意外爆发的大乱。华商们在南洋的垦殖，都是消耗，吸收了大量的人 口。
中国自古人多，干什么唯一不缺乏的就是劳力，可是江家军这支海外势力的出现，以及这支势力出现对于南洋的华人活动的放大和刺激，海上海军霸权对于海上贸易的促进作用，都是把大量在关内的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吸引出去，江南的无地农民纷纷的离开自家的土地，去府县里面的手工工场。
或者是乘船南下，去南洋，去夷州获得更大块的土地和更好一些的待遇。北方的农民们则是死在动乱之中，或者是在饥荒之年无法的忍受下去，只能逃出去，关外土地广大，江峰需要大批的自由汉民来耕种。
草场上有大批的牛羊等待着劳动力去放牧，对于江峰来说，奴隶的存在最多只是多生产出来一些粮食，多砍伐一些木头。可是自由汉民的存在，可是为他的基业多一个兵，多一名水手，多一名负担税赋的丁 口，多一个就强大一分。
如此的形式和环境下面，山东山西
地，真是出现了有地无人种的情况了，地主手里面有都不愿意这么一天天的消耗下去，嘉靖抓住了朝政和天下的大权之后，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商铺征税。
而且是不管商铺和手工工场背景是什么，后台是什么，不管你是官宦还是勋贵的背景，因为南派的官员们产业集中在海上的贸易和南洋的垦殖，除了广东和南京之外，其余的地方的商业手工业大多是被京师商团的人把持着，收税收就是了，反正是对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损害。
对着这些原来有官方背景的商铺收税，大明的朝政变得府库充盈，税监，税吏催逼严酷，导致商铺破产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更多的商铺都是用贿赂和干股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朝廷朝着商铺收取税赋，实际上是变相的把很多原本官营的东西开放给民间，并且承认他的存在。
大明内陆虽然繁华称得上是世界第一，不过这么庞大的生产和销 售，显然不光是满足内需，逐渐扩大的海上贸易购买大量的明朝的特产和货物，销售到整个的亚洲，把整个亚洲，甚至是欧洲和美洲的财富不断的吸纳到这个中央帝国之中，各种各样的工商行业都好像是滚雪球一样的越来越大。
此时海禁依旧没有取消，不过所有人都是心知肚明这些货物到底是给那里生产的，此时的生产效率低下，世界的市场如此的广大，饱和之类的事情还是天方夜谭，只要是你生产多少，就会销售出去多少。
没有人种地，手里又有些余钱的地主们，特别是那些心思活络些 的，就开始走进了府县城池里面，有钱的独资，钱不多的大家凑凑，开办商铺和手工工坊，毕竟是一个人种地和一个人做工创造的价值可不一样，城内也有些闲人可以雇佣，这些人赚了钱之后，开始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城里去做工。
现在整个亚洲除了大明和江峰占据的地方，其余的各个国家或者是殖民地的商业和手工业都是被大明的钱庄和商铺和船队打的衰败之极，物美价廉的货物有时候比起大炮和刀剑来更有作用和威力。
在印度果阿，那里有葡萄牙人经营的一小块殖民地，在印度土邦王公的环绕之中，压力重重，没有赚到什么利润不说，而且还常常需要赔钱来加强防御和招募士兵，殖民地的存在就是要赚得利润和为自己国家的舰队提供港口，钱赚不到，希望西进亚洲，可是现在的江峰海上力量已经是不可撼动。葡萄牙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美洲和非洲，在国内已经是有动议要放弃果阿。
不过在嘉靖十五年之后，也就是江家军的势力真正确定了海上的优势，海上的海盗都被江峰的大炮巨舰逼得去做了海商，大批的商人们都是购买华州生产的商船。葡萄牙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在印度的日子过的好了许多，大船满载的东方货物是印度土邦王公，贵族，富人们的最爱。
印度人在航海上几乎是等于白痴，所以占据港口，航海技术先进的葡萄牙商人们从原来的眼中钉，迅速的变成了开心果。从前那种深深提防的态度不见，反倒是给予各种的方便，葡萄牙人们也是笑逐颜开，大明生产的各种货物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差价这就让他们赚的盆满钵满。
大明很多所谓的士人，也就是读书人感觉自己所学的圣人之说，儒家的价值观渐渐的不能解释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了。为什么现在种地的人越来越少，所谓国家根本的‘农’却没有崩溃，粮食的价钱更低，数量更多，从事微末之业的商人们赚的越来越多，却没有妨害到什么秩序，只是眼看着市面一天天的繁荣起来。
当然，更多的士人不去思考，他们直接就参与在其中赚钱，话说山东曲阜圣人后裔的孔家和邹城的孟家，山东最大的商铺和手工工场的产业都是他们的产业，赚的不亦乐乎，这就是天下士人的榜样，圣人的后裔。
已经有人说，此时是‘千年未有之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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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另外解释一下，那个炮架和炮车和坦克没有啥关系，这个就是十七世纪末出现在欧洲战场上的大炮结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搜索一下，关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材料上并不难。另外此时明朝火炮还是箱形底座的模样，移动十分不便为一名皇帝，他最愿意听到的就是别人称赞他是尧舜所治理的天下是盛世，而且还要后世的史书承认。
嘉靖皇帝虽然不是好大喜功的角色，脑筋也是相当清楚，特别是在清洗了北派的官员勋贵之后，他把东厂和锦衣卫牢牢的抓在了自己的手中，对于下情也不在像是从前那样的睁眼瞎子。
他对于大明天下的情况也是很了解，每个城市之中都是无比繁荣的景象，在检地案过后，也有各种各样的灾荒，可是朝廷和地方上的府库充盈无比，下拨银子也是简单。而且从前担心的流民也不是问题了。
在东部的几省每当有流民之类的苗头出现，招募人手的商人们绝对会比官员和军兵先到，他们上下打点的利索，手续齐备，领人也是简单的很。
还有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说南京六部的几位大臣，浙江的巡抚和布政使，还有福建布政使，这些南方富庶省份的大佬们纷纷上书，要求革除路引弊政，说是大明之政是士农工商，既然士可以游历天下不需各种文书，那农乃是社稷天下的基础，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待遇呢？
对于此事，内阁六部出了几个出身西北西南的大臣宿将之外，其余是一边倒的支持这个政策，其中大学士严嵩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等到锦衣卫把消息传递上来之后，嘉靖皇帝才哭笑不得的发现事情的真相，现在江南闽粤的手工工场和商行店铺极为的兴盛，本来一个府县里面有五分之一的“雇户”，也就是专门当作雇工来生活的人已经是很了不得了，而且这些人往往还要在城外耕种些零星的土地用来补贴。
自从海上贸易的极度兴盛以来，对于各种货物的产量也是要求越发的高起来，不怕卖不出去，只怕你生产不出来。
府县城镇里面所有能吸纳的劳动力都是被吸收到了手工工场之中，事先并没有什么约定，知府，知州，知县各路地方父母官不约而同的对所谓的“街边浮浪之辈”采取了严厉的政策。
衙役们只要是在街上看到，最轻的也是一顿棍棒，地方父老纷纷赞扬，说这是劝导这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辈勤劳养家，当然，地方父老一般都是本地的有钱乡绅，这些人一般都是有不少产业，这些产业里面都是缺少人手。地方有闲人岂不是太浪费了。
在江南，指望农村的出来多少流民去做工并不现实，一来是乡下都是世代传下来的豪门巨绅，占地极广，地方上的农民大多是这些人的佃户和雇农，受到他们的庇护，这么多年传了下来之后，双方不光是地主和佃户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类似南北朝世家豪门对待族人的态度，轻易不会驱逐或者剥夺佃户的耕地。
再者江南土地肥沃，虽然田赋也是天下最重，可农民们剩到自己嘴里的还算是不错，最起码吃饱问题不大。和北方的农民遇到些风吹草动的天灾人祸，就活不下去不一样。农民们是最不愿意离开自己相依为命的土地，可是手工工场和各种工商业需要人手劳力，这是极为巨大的矛盾。
常有文人的笔记言道：本代刑法之酷烈胜于暴秦，常常是一点小罪农民就会被剥夺种地的权利，流落街头，然后被“不许浮浪”的规条和鞭子逼去做工。
偏偏中国的农民大部分还是朴实善良的，轻易不会有什么错误非得要官府解决，这下子许多人把眼光投向了贫穷省份，他们总是这么想，如果是把路引之类的政策革除，那么江南的需要人手的各行业靠着工钱和鱼米之乡的美誉，一定可以吸引大批的人过来做工。这就是各级官员为什么如此积极的上书革除路引之政，而且内阁六部的大部分大臣还非常支持的道理。
不过，他们这么想，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出身的官员可未必愿意，他们那里也就是西安府，成都府还有昆明府有类似江南的情况，其余绝大部分都是靠天吃饭的种地为生，若是开了路引，想必人们都是朝着富庶之地流动，若是田地无人耕种，地方上民生凋敝，那自己岂不是要被家乡父老指着脊梁骂街。
这看起来倒好像是现在那些为了自己的选区争取利益的议员们，不过根子上有许多的不同，天下间不管是大明还
，倭国，大凡是官场都有各种各样的派系存在，比如场就是由同乡，同年之类的划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同乡，往往一个官从科举或者什么别的途径进入仕途，他最亲近的就是同为乡亲的那些官 员。
同理官员们总是愿意照顾和自己同乡的那些后进，这里面又有很多人在家乡做官，这些官员往往都是当地的乡绅地主的子弟，如此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有盘根错节的巨大关系网，凡是触动这个关系网利益的举 动，每一个相关的官员都是全力的阻止，或者全力的支持。
以陕西为主的一派官员虽然是人数少，但都是在嘉靖皇帝清洗京城时候的主力干将，也是兴献王府残存的旧人们最集中的一个派系。
不过，另一派却等于是文官的大多数和南方的勋贵们，皇帝的大权独揽也是相对的说，必需要照顾朝堂上各派的利益和意见，居中调和，这一次却是牵扯到各派的核心利益，双方每天在朝野之中或者是朝廷上激辩，或者是在民间各个书社大肆写文宣扬。
从前的矛盾是北方的京师商团占据了全天下大多赚钱的资源，南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