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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这次占领行动之前的几天里，樊桑纳的学生斗士们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活动，其声势越来越大。示威的目的，是要“将樊桑纳的怪事、奇妙的花招曝光”。他们把试验性的师生大会（当然是在这种大会开会的时候）斥为“大骗局”，认为它只是一种虚假的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形式。他们宣布“概不承认”所谓“教授的权力”。
“GP”成员的嘴边常常挂着这样一个口号：“打倒大学！”伏尔泰反教权的口号“消灭丑类（Crush infamy）！”也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福柯他们对樊桑纳大学的占领只持续了不到一天的时间。1月24日拂晓，警察开始进攻办公大楼。坚守在楼内的人们，包括福柯在内，则予以猛烈回击。他们用桌椅箱柜堵塞了楼梯通道，警察便透过窗户向楼内放射催泪弹。
有些人投降了。其他人（包括福柯在内）则转移到屋顶上，并开始从那里向聚集在下边的警察投掷砖块。
目击者们回忆说，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
“他非常勇敢，确实非常勇敢，”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回忆道——他那一夜一直在和福柯并肩作战：“夜里警察来的时候，他要求站在最前列，跟他们斗……。真令我钦佩。”
樊桑纳战斗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和高度清晰可见的米歇尔·福柯的出现：他不再是“地下人”，而已堂而皇之地成为极左派的先知。
他把自己的容貌都改变了。在突尼斯的时候，他就让达尼埃尔·德费尔剃去了自己的头发，留下一个像矛头一样闪亮的光头。配上他那副金丝边眼镜和露出金牙的微笑，他现在看上去颇有点虐待狂的味道，像是一个盛气凌人的陆军元帅——后来连续好几年，《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都用他那放肆的形象做广告，吸引读者订阅。
他的言谈话语也发生了变化。为了在毛派自己的推论基础上迎合他们（就像他在10年前加入结构主义语言游戏那样），福柯在后来的好几年里一直使用着阶级斗争的套语，甚至利用过毛主席的偶像权威。
同时，很奇怪，通过履行愤激派知识分子在法国的神圣职责，福柯开始在法国公众中赢得更广泛的敬意。
至少格吕克斯曼就丝毫也不对福柯最近的变化感到惊讶。“在法国这很正常，”他说，“你已经做了知识分子，接下来必然要做一名斗士。在萨特看来这完全是一回事。”
又是萨特！福柯不论走到哪里，看来都躲不开这位存在主义者的影子。萨特虽然已差不多65岁了，但仍然是法国知识分子最完美的典范：他敏于批判，以揭露权力的滥用为己任，从不惊怕响应埃米尔·左拉昔日的战斗呼唤——“我控诉！”他在1968年5月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这一地位——即使只是因为据说他在学潮的高峰期间曾来过索邦大学。
尽管如此，福柯现在开始向他的地位直接发起挑战了。这一挑战，不仅像以往那样表现在哲学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萨特可能会发表演说。但福柯，正如他在樊桑纳所表现的那样，却准备走得更远——他要采取行动。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5）
同时，像弗兰肯斯坦博士（DrFrankenstein）一样，福柯还不得不对付他以樊桑纳大学哲学系的形式创造出来的那个怪物。
福柯的系开出了无数诸如“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之类的课程，很自然地吸引了一切类型的持不同政见的人们。他的许多好斗的同事都被当时流行的狂热情绪裹挟而去了。1970年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她自称是毛派（和雅克·拉康的女儿）——在公共汽车上，向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人胡乱分发哲学学分证书。后来她在《快报》（LExpress）上解释说，她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大学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虚构物”。
这件事惹恼了共和国总统。教育部长解雇了米勒，并迅速发出通报：樊桑纳大学哲学学位的持有者不再具备在法国教育体系中任教的资格，由此取消了整个哲学系授学位的权利。
福柯则诉诸舆论，坚决捍卫他的教学方案和各大学仍在继续的造反运动。“我们力图创造自由的经验，”他在《新观察家》上解释说。“我说的不是全面的自由，而是在像樊桑纳这样的大学里的那种尽可能完整的自由。”他指出，法国的哲学教育长期产生一种阴险的教化作用，创造着一种“政治—道德意识，一种良心上的国民自卫军”。若按政府所要求的那样保持传统的哲学课程，人们“就会陷入一个圈套”。此外福柯还说，“我不能肯定，你知道，是否真的有什么哲学存在。真正存在的是“哲学家们”，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的论述和活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我觉得，学生们以初看上去纯属民间传统式的行为试图做的，和我自己力图在我的书的尘埃中试图完成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福柯在这几个月里的又一次谈话中解释道，“我们必须摆脱政治保守主义，也必须摆脱……文化保守主义。我们必须看穿我们那些礼仪的本质：它们是一些完全没有道理的东西，是和我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透过游戏和反讽，用戏弄的方式来超越它们，是有益的（而真正的戏剧也就在这里）；把自己弄脏，让自己胡子拉杂，长发披肩，让男孩看上去像女孩、女孩看上去像男孩也是有益的：我们必须把那些在暗中到处对我们发号施令的制度投入“游戏”，予以揭露，加以改造，并推翻之。就我而言，这正是我在自己的作品中试图做的事情。”
在这些年代里，像其他同情学生选择的教授们一样，福柯也对他自己教学方法的某些方面做了些修改。他从未有过地尽力缓和了（如果不是完全抛弃了）他对别人作品的习惯性关注态度。同时，他继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讲课，丝毫不去（像这个时期许多激进教授所做的那样）隐藏或软化他那独特才智的力量和权威。“当我用教条主义的方式讲课的时候，”他解释说，“我就告诉自己：人们付给我薪水，是要我向学生传授某种知识的形式与内容：我必须使我的演讲或课程略微适应一下这种要求，这恰恰就像做一双鞋子一样。我设计一样东西，并尽可能把它做好。我为此煞费苦心（也许不总是这样，但常常如此）。完成之后，我就把它带到讲台上，对它加以说明，然后就把它交给听众，让他们拿它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制作某种产品并把它交给人们去消费的工匠，而不是一个驱使奴隶干活的主人。”在实际生活中，福柯并不反对学生对他恭敬，因为学生是学徒，他是师傅。然而他谦逊地以工匠自比也绝非全是虚情假意：终其一生，他一贯地藐视那种为一群逢迎的弟子包围的学术带头人角色（这种角色，拉康就扮演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他宁可简简单单地以他自己作为样板，让学生走他们自己的路，而不愿强迫他们和某种教条保持一致。
尽管如此，要在樊桑纳大学树立一个样板，却日显不易。这个校园一直在动荡不已，罢课、游行和教室示威此起彼伏。遵照时下流行的一句激进派名言——“我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我最危险的敌人”，好斗的学生们已将福柯的课定为破坏的目标。
他感到受不了了。在和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和左派团结一致，或从房顶上投掷石块（那是为了好玩！）是一回事；而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忍受各种极左派在他的教室里胡言乱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福柯开始感到（他曾谈到过这一点）自己颇似在夏朗东（Charenton）的萨德：他在疯人院演出教人们造反的戏剧，结果却促使疯子们对教师本人造起反来。
怎么办呢？福柯的办法很简单：他尽可能少地待在校园里，而集中精力做自己的研究，去国家图书馆读书。
他的思维活动再次发生新的转折。在樊桑纳大学，他告别了他在《知识考古学》中讨论过的方法论问题，开设了一个题为“性论”的系列演讲，由此又回到了“极限体验”的一个领域里来，而全面研究这种“极限体验”，正是他在《疯癫与文明》初版序言作出的许诺。他还重新提出“伟大尼采式探求”这一指导性思路，在樊桑纳开了一门关于尼采的课，在此基础上写成“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la généalogie； lhistoire）一文——他惟一的一篇论述这位最受他青睐的哲学家的重要文章。
他现在断言：“肉体是Herkunft之所”（Herkunft是尼采用的词，意即“起源”），是意愿、感情和思想的根本。但按福柯的描述，这种“起源之所”也是模糊不清的创伤、莫名其妙的痛苦和捉摸不定的本能之所在。肉体包含有一幅关于过去事件的图示，它铭刻在肉体里，形式很奇特。这些事件的痕迹，仅用理性是读不通的，却能在爱好与厌恶、长处与弱点、快乐与痛苦的矛盾混乱中清晰地见到。然而即使在这里，肉体仍呈现着一幅令人困惑的图景，如同一片硝烟弥漫的战场。而尼采派历史学家的任务，实际上就是仔细审视这一战场，识别出尚能起作用的一切肉体的力量，甚至那些处于“边缘”的肉体力量。福柯认为，这种审视，事实上是可以实施的，只是必须运用“一种连自身都能够离解的离解性眼光”。惟有这样一种眼光，才能够揭示“被烙满了历史印记的肉体和毁坏肉体的历史”。
由于亲眼目睹了突尼斯学运的惨烈“牺牲”，并在樊桑纳勇敢地参加过战斗，福柯在1968年5月后变化了的条件下，似乎感到前所未有的信心十足：他要去直接探讨肉体在政治和历史中的地位，试着了解它的创伤，改变它互相对立的需要和弱点的结构。
他曾经指出：“‘做激进派’这件事的实质原因是肉体的；‘做激进派’这件事的实质原因是存在本身的激进性。”
同时，尽管他深深地卷入了他周围的政治和社会的运动，他的研究却仍旧几乎完全集中在过去上。“历史学具有比充当哲学的婢女更重要的任务，”他在论尼采的那篇文章里写道，“它必须是一种关于精力与弱点、鼎盛与衰竭、毒药与解药的鉴别知识。它必须是一种药物学”——至少在历史学家本人看来是如此。
或者，正如尼采本人在一句为福柯所引证的格言里所解释的那样，“在现在、在单一的文化中生活，并不足以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良方：许多不会在其中适当地呼吸的有用的人会死去。我们可以借用历史为他们提供空气。”
1970年以后，福柯自己的“适当地呼吸”变得容易多了。从12月份开始，他荣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由此获得了一个比樊桑纳更高级的讲台，可以更方便地展开对“伟大尼采式探求”的历史学方面的探索了。
数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