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地发生了。当人群逶迤路过萨特曾经常出入的花神咖啡馆、法兰西学院和他的故居时，旁观者默默驻足，侍者鞠躬行礼，父母把孩子举上肩头。自他第一次赢得存在主义先知的声誉之后，40年来萨特一直就是勇气、批判的独立性和坚定的乐观主义的国际象征。巴黎人有理由记住这一时刻，因为他们这时所目击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生的结束，而且是一个时代的消逝——那是一个哲学家被认为是希望之光的时代。①
不过在法国，由于福柯一类思想家的崛起，那个时代实际上好多年以前就结束了。自60年代中期以来，萨特大无畏的人道主义风格，他对于自由的热切呼唤，他对于责任感的高度重视，一直招致非议，而在那些批评大合唱中大都能听到福柯的声音。
但尽管如此，福柯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仍像所有活着的人们一样为萨特的榜样所激励。在整个70年代，两人曾无数次地并肩前进：抗议工厂工人的苦境，倡导监狱状况的改善，要求法国政府更多地关心越南难民。无论他们在哲学上存在什么样的分歧（他们分歧甚多），也不管福柯曾多次声言（他确曾喋喋不休地如是说）他们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毕竟是从同一块布上裁下来的料子。②
所以，当福柯过去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问他去不去参加葬礼时，他一点也不曾犹豫：怎么，我当然要去啦！在那个阴沉沉的春天的下午，当他沉没在沿塞纳河左岸林阴道前行的巨大人流中时，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现了他的路和萨特的路相交。他的在场就足以说明，他是承认萨特的伟大的，尽管有些不大情愿。
不过对他的那位旧门生（他在队列中一直跟福柯走在一起），福柯既未表示他尊敬萨特，也未表示他热爱萨特。就在他们跟着棺材走的时候，他像个年轻人似地解释道，“我想抛弃的，正是他和他所代表的一切。”萨特的影响在他看来就是一个词：“恐怖主义”。③
The Death of The Author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福柯的生死爱欲Waiting for Godot第二章等待戈多其实早在30年前，二战余殃尚存的时候，就开始了萨特时代的终结。萨特是在1945年秋被公众奉为亨利·伯格森以来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名士的。也正是在这个秋天，福柯第一次来到巴黎。这时他年仅18岁，然而已是一名志向远大的哲学家了。他朝气蓬勃地开始寻求一种自己的、不受萨特的压倒性影响约束的声音。
这个法国首都被盟军解放还不到12 个月。尽管城市没有遭到严重破坏，战争的遗迹仍随处可见。食品和燃料短缺，许多人的精神创伤有待愈合。家庭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或许更重要的，是整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自尊。1940年法国在德国的进攻下简直是不战而降的，这就使这个国家很难避开同谋和犯罪的问题，尤其是在纳粹恐怖的全部暴行已为人们所知之后。死亡营的公之于世，使那种几乎吞没了西方文明的邪恶第一次明朗化了。
萨特关于坚持自由和承担责任（即使在一个失去了拯救意义的世界里）的坚定口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正如福柯后来所说的，“鉴于战争、屠杀和专制主义的荒谬，看来个人依据存在经验而作出的选择得靠他的主体来赋予意义。”④
作为一个生长在普瓦提埃（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古老的罗马式小镇）的少年，福柯像他的其他同代人一样，多半是隔着一段距离来经历这场战争的。尽管年龄太小不能参战（而且法国人在1940年以后很少作战），他却已长大到足以知道害怕了。盟军的飞机常常飞越小镇上空去袭击火车站。位于“维希法国”境内离边境只有20公里之遥的普瓦提埃，本身在整个战争期间就一直为德国官员所控制，德国人在这里定期兜捕犹太难民并把他们带往集中营。这是一个这样的世界：那里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但又大都不可见，与其说是一种有形的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噩梦般的谣传。而福柯就是在这里成年的。“我记得小时候经历过一个绝对骇人的世界，它能把我们吓死，”福柯在1981年回忆道。“作为一个青少年而在一种必须结束、不论好坏必须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情况下生活过，势必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整个孩提时代都是在黑夜中，在对黎明的企盼中度过的。那种对另一个世界的期望是我们那一代人所特有的，而且我们都怀着（也许过头了）一种世界末日般的恐怖之梦。”⑤
直到1945年，普瓦提埃一直是他全部生活的舞台。他于1926年10月15日在那里出生，按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为保罗—米歇尔·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其父保罗·福柯（Paul Foucault）医生，是一位在当地享有盛誉的外科大夫。福柯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在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成长环境十分优越，具有上等布尔乔亚的风貌。这个家庭的生活十分传统，有一个保姆照看孩子，一个厨师照料家务，学校教育保守，礼拜天去教堂做弥撒是雷打不动的家庭仪式。然而福柯一家人并不特别信教，而且家里的政治气氛，据达尼埃尔·德费尔后来回忆，是坚决反对维希政权的。⑥
在后来的年代里，福柯很少谈起他的童年。他常常说他是一个“少年罪犯”。他告诉朋友说，他父亲是一个“暴君”，“曾监视和惩罚过他”。看到他学习成绩不好，父亲一气之下在1940年把他关进了圣斯塔尼斯拉斯中学——“他所能找到的管理最严格的天主教学校” 。他父亲试图迫使这个孩子步他的后尘当一名外科医生，但没能成功。⑦
福柯的父亲1959年去世。福柯后来很少见到他的姐姐和真的当上了外科医生的弟弟。但他同母亲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到普瓦提埃郊外的庄园去看她，同时在那里对他的手稿作最后的润色。⑧
他的法国传记作者描绘了一个谜一般的、孤僻的少年形象。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概括的（他的资料仍很粗略），少年福柯似乎“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在可怕的（倘若不是傲慢的）孤独状态下受折磨”。他和他的普瓦提埃同学们在一起拍过一张照片，那场景颇令人吃惊：“学生们在一块岩石面前友好地排成两排，而未来的《疯癫与文明》的作者却孤零零地、极其怪异地站在石头上端，身体扭曲着似乎在躲避相机，紧锁的眉头下射出审视、哀怨的目光。”⑨
他也许就是这样孤僻冷漠，但他的天赋却极好。在圣斯塔尼斯拉斯中学，福柯成长为一个大有希望的青年文史哲研究者。他违抗父命，来到巴黎，期望着能在法国精英荟萃的高等师范学院谋一学席。第一步是在亨利四世中学（法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参加预备班的学习。
亨利四世中学位于先贤祠背后，距圣日耳曼大街上非官方的存在主义世界总部——花神咖啡馆仅几步之遥。那是一个已被载入法国思想史的中学：约30年前，让—保罗·萨特自己的哲学“奥德赛”也正是在这里扬帆起航的。
福柯便在这里着手工作。他的老师中，最重要的当推让·伊波利特，一位著名的黑格尔学者。作为萨特的同代人，伊波利特对存在主义极为赞许。由于萨特《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éant）中的一些关键术语均借自黑格尔的《逻辑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伊波利特的赞赏自是可以理解的。和莫里斯·梅洛—庞蒂（他也许是这一代人中最有天赋的纯哲学家）一起，伊波利特高兴地加入了萨特阐发一种新的混合式人道主义的工作。这种人道主义是40年代产生的一种信条，它把黑格尔、青年马克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各种思想元素黏合在一起。而所有这些思想家，福柯也将不得不去努力钻研。⑩
萨特本人的著作当然不可不读。他的第一部小说《恶心》（La Nausée）1938年问世，他最重要的哲学论文《存在与虚无》出版于1943年。小说家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他比福柯高两级，是福柯未来哲学上的知己——吉尔·德勒兹的密友）忆述过1943年《存在与虚无》“陨石”似地落在学生们课桌上的情景：“一阵昏厥之后，接着便是长久的沉思。这部沉重不堪、令人生畏的书散发出不可抗拒的力量：它机智敏锐、妙语如珠、博大精深，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钻石般简洁的直觉……而且它的最后那句话令人浮想联翩：‘我们还将为本书没有解答的那些问题再写一本书。’”
《存在与虚无》的出版表明，一种系统的新哲学正在考虑改变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萨特一起，伊波利特为把黑格尔和马克思整合到这种新思维方式中来而运用了自己的渊博学识。他对他参与制定过的存在主义理论作过这样的概括：“现在处于我们的注意中心的，是异化和异化的克服这个主题。”像萨特一样，伊波利特终生不渝地确信进步的价值。历史，正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主张的，乃是人类自由的传奇。不过，比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解都要彻底得多的是，这个传奇的情节是以真正的个人的勇气和信念为转移的，而所谓真正的个人，指的即是那种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而且敢于行使其自由意志的人。确切地说，存在主义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道德动机的新解释，一个在马克思那里看不到的方面。“思考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有一种普遍的价值，”伊波利特在逝世前不久重申。“它不仅仅是一份历史遗产。它涉及到一个令人困惑的情况，这个情况可以不断地被复查，而且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可以获得新的意义。”
1968年伊波利特去世后，福柯对他这位指导教师的工作表示过由衷的钦佩。他赞扬伊波利特本着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精神，坚决认为历史是哲学的真实媒介。他也赞扬伊波利特的学者风范，说这种风范导致了“他自己的主观性被彻底冲淡了”。他回忆道，伊波利特“喜欢引用黑格尔关于无特性哲学家的谦逊的格言”。
那种“他自己的主观性被彻底冲淡抹消”，还有那种关于哲学的工作必须透过历史研究来进行的信念，无疑是福柯从他老师那里学到的影响最为持久的功课。至于伊波利特信条的核心，尤其是他关于异化能够而且应当被克服的信念，福柯以后就要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了。
然而，这时他的态度全然不同。在他发表的第一批著作（这些著作直到1954年才出版）里，福柯拥护马克思的“革命预见”，拥护某种类似伊波利特式人道主义的东西。像伊波利特一样，他在这些年里显然也期望过逆转“发展到当今的历史”，承认过历史具有“结束异化的目的”。同时，年轻的福柯十分乐观，大谈透过某种新“人学”来掌握“人类本质的真理”。他还紧步伊波利特和梅洛—庞蒂的后尘，捍卫“一种关于具体人的人类学认识”，这种认识将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存在主义关于自由人类及其“伦理使命”的见解结合在一起。
不过，在1945年秋天，这些不断涌现的个人信念无疑还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