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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拘留所看阿亮的时候，被告之阿亮属重犯，不能会面。我塞了两条中华给那个看起来像所长的家伙，他一脸义正词严底拒绝了我的行贿，口口声声说他们是人民公仆，决不能知法犯法之类的狗P话。我在那里纠缠了他1个多小时，他那个肥硕的大脑袋却始终纹丝不动，坐在那里像一尊活佛一样，眯缝着眼，翘着二郎腿。我和他僵持了很久，看他丝毫没有点头的意思，我只能讪笑着把烟搁桌子上，然后点头哈腰地告辞。那个所长把我送到门外，全然不提那两条烟的事，我估计我一走，他肯定立马就把两条烟藏得端端正正的。我跨出门槛没几步，心里忽然起了怨气，于是“蹬蹬蹬”地转过身，在他诧异的目光中把两条中华卷走了。
等我回到陶子的办公室，看到刘奇也在，还有陈刚，都是眉头死死纠缠住的那种表情。我四处看看没见到斐麟，刘奇说斐麟单位里有点事，今天不过来了。然后刘奇又问我事情怎么样，我哀哀地叹了口气，把中华甩到桌子上让他们自己分。
“那家伙死活都不肯让我见阿亮，算什么东西他！”我心里挺窝火的，于是说起话来也全然像个女悍匪一样。
“算了，贩毒，是很难搞的。我们另外想办法吧。”陶子打开烟，一人发了一根。
“我去想想办法吧，这世道，没有钱搞不定的事儿。”陈刚忽然冒出这么句话。
“能行吗？”我问陈刚。
“我试试，我以前有个朋友在市局混得挺好的，塞点钱，见个半小时应该不成问题，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问问。”陈刚走到窗前拿出手机径自讲了起来。
我和陶子、刘奇都盯着他的背影，那一刻，我才发现钱的重要性。因为陈刚没讲几句话，电话那头的人似乎就松口了。陈刚转过身，朝我们比划出”OK”的手势，我们立刻松了口气。
陈刚是斐麟工作上认识的朋友，安徽合肥人，比我们这圈人要大个5、6岁。斐麟介绍他给我们认识时，陈刚已经是合肥最大的图书经销商了。我第一次看到陈刚的那天，他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皮鞋上沾着一些泥泞，头发有些油腻，个子不高，但是走起路来挺有威严感的，我那时候就在想，就算有再多的钱，外地人的腔调始终都是改不了的。更何况陈刚又不懂得怎么打扮自己，怎么穿出自己的身价和地位，虽然他家财万贯，但是若不是因为跟他太熟，我们看他那个样子根本就不会猜到他显赫的家产以及他坚定的、无人能轻易动摇的书界地位。
当然，那是我的一种偏见，我个人比较偏向于形式主义，喜欢凭第一印象去判断一个人的善恶或贫富，这点让我吃了很多亏，但是我却丝毫改不掉，斐麟很早以前就提醒过我如果再不改掉这种毛病，有的是罪让我受。我当时不以为然，可是当我的感情逐渐牺牲在一个个一见钟情的陷阱里之后，我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我发现在现实的面前，我就跟一条毛毛虫一样可悲，使着劲儿拼命挪动软趴趴的身躯，回头看看，却还是停留在同一片树叶上。
“我跟他约了后天下午，他带我们进去。”陈刚挂了电话后说。
“得多少钱？”陶子拿出一叠支票。
“你这是干什么？阿亮也是我朋友。”陈刚似乎不太乐意。
陶子看了看陈刚脸上坚决的神情，于是收起了支票。
“阿亮惹上这事儿，谁都不想的，但是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公安局是不会随便抓人的，我这次托朋友也是只能让你们跟阿亮见个面，知道个经过也好。”陈刚拍拍陶子的肩说。
“我明白，一定要问个清楚，不然我这口气真的咽不下！”陶子紧紧握着右手，一拳打在红木的办公桌上。
我回到小屋的时候，天才刚黑，我随便吃了点饭就睡下了。不知道是因为最近太累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一闭上眼睛就昏天黑地地做梦。正当我陷在梦魇中无法自拔的时候，我接到了aLon的电话。
“依然，你还好吧？”
“嗯，我很好，你现在住哪儿呢？”我想着把aLon一个人丢在上海，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于是口气也好了很多。
“我在Motel。你放心，我已经安顿好了。”aLon在电话里像个懂事的孩子一样向我交代了很多事。
“实在抱歉，让你跟来上海，却把你一个人丢在旅馆里。”我着实有些不好意思。
“没事儿，依然，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地方，你尽管开口。”
我心想你才第一次来上海，能帮得到我什么呀？但是我没这么说，毕竟人家也是想尽一份绵薄之力的，然后我说，”aLon，谢谢你，等事情解决了，我请你吃饭。我明天去公司把上海好玩的地方罗列一下给你吧，OK？”
因为经常要用吃喝玩乐的形式搞定客户，所以我们公司有一份上海的景点表，包括一些传统的名胜古迹，新式海派的新天地，还有其他用来进行各种腐败活动的场所，比如KTV，比如温泉，还有那些专门享受”马杀鸡”的地方。
“你们公司在哪里？要不明天你下班CALL我，我请你吃晚餐吧？”aLon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自顾自地提出另一个请求。
我想了想最近的确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了，反正后天也能见阿亮了，暂时把事情搁一下也无大碍，于是便答应了aLon的提议。
aLon兴高采烈地挂了电话。我发现他要比我容易快乐得多，就像是一个要糖吃的小孩一样，轻易就满足了。一粒糖，或者是一句表扬。
我一头栽在床上，疲倦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恍惚中阿亮的脸再次显现在我眼前，他依旧朝我明媚地笑，他英俊如初的娃娃脸，他高大健硕的体魄，他的柔情蜜语，他第一次探伸到我体内的微微颤抖的尖锐。那开满一整片的粉红色花蕊，零星的散落在一袭雪白的床单上。他轻轻摸着我的长发说，依然，你真像一只猫。
我从来都没想过去恨阿亮，纵使我们几次三番的努力最终还是和幸福失之交臂，我都没有任何一丝责怪他的意思。然而我心里却非常清楚，我是不可能再用百分百的感情投入到另一段爱情中去了的。阿亮走了，也一齐带走了我对爱情的信念。如果说第一次跟他分开是因为年少气盛，那似乎再一次分手便是一个迟早会出现的局面，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力回天了。
分手的那天，我打掉了生命中第一个孩子。这件事我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那天当我迈着颤颤微微的脚步踏进手术室的时候，我感到那小生命在我的腹中挣扎。当医生用那些冰冷的、没有任何温度的器械在我身体里进出自如的时候，我似乎听到了那小家伙长长的一声哀鸣。我长时间地驻足在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里，全然忘记了手术带给我的疼痛。医生硕大的口罩下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他们已经习惯了做掉那些孩子，因为孩子不是他们的，孩子不是他们的。
记忆中我流了很多血，护士手中的托盘里放着一块血淋淋的肉块，我知道，那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宝贝，是我那四肢还没有成形的可怜的小东西。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抱着他哭吗？还是向他忏悔我这个母亲的罪孽？我向医生要了一个黑色的装器官用的袋子，把我的孩子轻轻放进去，然后带回家，埋在我家后面的小庭院里，那里有很多很多的夹竹桃，我想我的宝贝不会再寂寞了，他将一年四季生活在那些芬芳的花香里，没有疾病，没有衰老，没有告别，他一直生活在妈妈的世界里，用他那还没长成的手，轻轻抚摸我的皮肤，笑着叫我”妈妈”。
我很佩服我自己，在打掉阿亮的孩子后，我却依旧和他保持着联系。我每次看到阿亮的脸，就会轻轻告诉我的宝贝，”宝贝，知不知道，那就是你爸爸。”我把堕胎的事瞒得天衣无缝，甚至连我妈都不知道，她只是见到我苍白泛青的脸时，提醒我多吃点多睡会儿，她说女孩子要懂得对自己好一点。
我没有告诉阿亮那个秘密，那个关于他做了爸爸的秘密，我想阿亮应该是属于快乐的，我没必要把自己的痛苦强加到他头上，多一个人难过，难过就会双倍增长。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奇怪，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还依旧能和阿亮以朋友相称，这是豁达？又或者是一种无奈？看着阿亮频繁的和其他女子牵手亲吻，我会用力捂住肚子，就像是要蒙住早已不存在的孩子的眼睛一样。我感到孩子幼小的脸庞落下两行清清淡淡的泪水，滋润了我的手指。
有些人或许上辈子就欠了谁，所以注定了这生要纠纠缠缠。那些短暂的过去像一缕缕鲜嫩的水草一样，在我心底的湖面上起起浮浮，引导我回忆，记起。这一切又宛如修炼成精的水蛇，一圈圈地束缚住我的身体，从头至脚。我沉溺在水底，呼吸和心跳越来越远，我的眼前一刻不停的上演那悲欢离合的画面，我闭上眼睛，却关不掉耳旁此起彼伏的碎裂声。
13．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接到了斐麟的电话，让我下班了去陶子那里一次，陈刚要安排一下明天的事情。斐麟电话里的声音很疲惫，我还没来得及问他怎么样了，那头就传来了”嘟嘟”的声音。
下午开会的时候，CIT企业集团的老板亲临本公司，那个脑袋光光的小日本摇头晃脑地指着那块白板上的设计评头论足，把我们公司的设计贬得一文不值，说什么成本高，而且没有什么新意，达不到他要的那种全场效应。我们老板在一旁陪笑着搭腔，一直点头称是，像个小奴才一样。我站在白板的旁边，好脾气的看着老头，结果老头的目光射到我身上的时候，微微愣了一下，然后像是做了什么深思熟虑的考虑一样，猛的一挥手，对他身边的翻译唧哩咕噜地说了些什么，那个戴着平光眼睛，脸颊两边都充斥着难以计数的青春痘的男人扯了扯喉咙说，”龙井先生说，愿意再给你们一个星期时间，如果到时候设计稿还不能令他满意，那就解除合作关系。” 我老板立马堆起一脸的笑，一直朝日本老头点头哈腰，并再三保证到时一定会令他满意。日本老头离开会议室的时候，那只长得像蒲扇一般的手偷偷在我手臂上捏了一下，我依旧镇定自若地冲他微笑。身经百战的我比谁都了解那个日本鬼子心里的小算盘，他才不是不满意我们的设计，他要的是享受，要的是中国的小妞匍匐在他身下时他的快感。看着他的背影，我不由在心里骂了一句，”操你妈的日本鬼子！”
果然我没有料错，我快下班的时候，老板把我叫去他办公室，拐弯抹角地要我再帮他最后一次，他说，”依然啊，这个客户可是我们公司得罪不起的啊，你就为公司的利益牺牲一下吧，陪他去上海那些地方转转，吃顿饭，赶紧把单子签了吧。” 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出面搞定他，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