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电话里，梅舒也听得出欧阳成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欧阳成并不是为何家全的事发愁。这年头，生意人有太多被抓的机会：“在卡拉ＯＫ泡妞，在酒店打麻将，甚至欠了客户的钱都有可能被公安机关抓进去……”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找个人通通路子交点罚款，人就会放出来。
欧阳成觉得余老板这几天行止很不正常，神龙见首不见尾，成天不在办公室，作为总裁助理的欧阳成也难得见他一面。很多生意上的事都被耽误了。
余世杰也遇到了点不大不小的麻烦。
一场深刻的廉政风暴正席卷南粤大地。很多高级干部都落入了法网，一位省级官员也被牵涉进去，被查抄罚没的家产超过了一亿元人民币。
鹿港市工商银行行长罗新建也是这个时候翻船的。他的两个手下一位信贷科科长和一位城区储蓄所主任多次到澳门赌博，在葡京赌场的贵宾房里，这两位豪客的出手阔绰引起了大陆卧底人员的注意。在查处罗新建这两位手下的贪污案时，发现了鹿港市工商银行的巨额亏空和小金库等问题。罗新建以渎职罪被立案侦查，拔出萝卜带出泥，检察院发现了罗新建的巨额财产，这显然与他的工资收入大不相符。
鹿港市工商银行这几年的审贷手续极不健全，完全是罗新建一支笔批了算，连起码的担保手续都没有。很多贷款到期不能收回，造成了大笔呆账、死账。
余世杰是工商银行的大主顾，数额巨大的贷款源源不断流入余世杰开办的各个公司。
如果有人受贿，就一定有人行贿。
向罗新建行贿，余世杰是最大的受怀疑对象。
但只是推测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检察院建议先由纪委找余世杰谈话。
余世杰是个深谙中国国情的商人。他没有刻意去为自己个人积累大笔财富，他是靠龙口电子厂发的家，但龙口电子厂是龙口镇的镇办企业；以后龙口电子厂控股的鹿港大酒店又是中外合资，市政府也有股份；由鹿港市大酒店衍生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公司以及后来组建的天讯集团都不是余世杰的私人企业。
换句话说，余世杰不是这些企业的所有者，这些企业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龙口镇的，但余世杰是这些企业的“开国元勋”，对这些财富有着绝对的支配权。酒店及其娱乐场所每天大量的现金收入，使余世杰可以有很多灵活的支配方式。
余世杰有句名言：金钱不属于占有它的人，而属于支配它的人。
一九九二年，全国兴起了一股“建开发区”的热潮。当鹿港市决定在龙口镇圈建龙口高新技术工业开发区时，余世杰早已在这里扎下了根。
当年余世杰坚辞龙口镇团委书记一职，如今却当仁不让出任了龙口开发区的管委会主任。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既要有商人的潇洒，又要有官员的气派，亦官亦商才是余世杰的目标。余世杰成了红顶的商人。
纪委的人谁也不愿招惹余世杰。
把余世杰搬倒了，会使自己得罪一大批人，在鹿港没有立锥之地。
多个朋友多条路，搬不倒余世杰，会使自己以后多了一条路。
最后只好由市委常委纪委郑书记亲自出面找余世杰谈话。
郑书记和余世杰是老熟人，谈话便用不着兜圈子，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老余啊，你也知道，工商行的事闹大了，这次整顿金融秩序，上面要动真格的。罗新建是脱不了干系啦。于公于私你跟他走得最近，现在查下来，工商行贷给你的款，都是罗行长一个人批的，手续都不全。他的财产与他的收入差距太大。光存款就是这个数。”
说到这里，郑书记伸出手指正正反反在空中比划了好几回。余世杰最后也没有看懂到底是几位数。
“这里面有没有你或者是你下面公司的人给他送过钱，希望你跟组织说清楚，当然，有就是有，没有也不用凑数。”
郑书记的话既有很强的政策性，又给了余世杰很大的回旋余地。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
余世杰一听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我跟新建是交情很深。可这是打小就培养起来的，一起光屁股游水，一起下河摸虾，不是用钱买来的。工商行是给我贷了款，可也用不着我向他行贿呀。你们可以去查，工商行只有贷给我的大额款项，在正常还本付息，我们企业是鹿港市效益最好的企业，他不贷给我贷给谁？至于担保手续问题，前几年，银行都这样，改革嘛，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算我给新建送钱，他也不敢要哇，他也怕断了这份交情，人都要留条后路的。”
惺惺相惜也无奈（2）
最后这话也是说给郑书记听的，余世杰看看老郑没有表示反感，便接着侃侃而谈。
“再者说，我的很多项目都是市里的重点工程，是市委周书记表态要大力支持的。他工商银行不支持我支持谁？”
余世杰答得面面俱到，滴水不漏。
郑书记只好打起了哈哈。
一般来说，身为领导干部，最怕纪委找谈话。就好像香港人怕廉政公署约喝咖啡一样。纪委谈话的下一步往往是由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纪委不过是走个过场，以体现党对干部的爱护，体现党内党外的区别，所谓党纪国法的制裁是一步步按程序来的。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如果过得了纪委这一关，就说明只是党内问题。党的政策是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郑书记和余世杰的第一次谈话就定了调子：余世杰跟罗新建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不过，为了不显得过于草率，郑书记还是约余世杰又谈了两次。
这两次的谈话就轻松多了。
余世杰大叹生意难做，郑书记也倒了自己工作中的许多苦水。
除了第一次谈话俩人用的是半咸不淡的国语外，再往后郑书记和余世杰都用的是自己的母语——广东话。
语言学家认为每一种语言包括方言都有其独特的亲和力和思维习惯：
英语中很少使用命令式的口气指使你必须做什么，非要下指令也大多用祈使句。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的民主和平等的意识。
上海话谈起外地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是“乡下人”，流露出上海人身处中国最大的城市的优越感。
广东话是所有汉语方言中，使用拒绝他人的语句次数最多的，动辄会告诉你——“唔得”（不可以）；但一番通融之后，很快就变成“搞掂”（可以）了。如果用广东话来传达中央文件，会变得非常滑稽，仿佛所有的“三令五申”、“明令禁止”都是有阶段性的、有条件的并且可以通融改变的。
有关部门为此曾专门发文要求广东党政机关传达上一级精神一定要用普通话。
郑书记和余世杰的谈话由国语变为广东话，说明麻烦已经过去了。
余世杰在鹿港市绝对是个凡事搞得掂的人。
从公安局捞一两个人出来，对余世杰来说是小菜一碟。
欧阳成看得出老板这几天心情不好，便没有拿何家全的事烦他；欧阳成还有另一层的担忧，当年何家全离开余世杰另立门户，俩人多多少少结下了些疙瘩，他拿不准，余老板肯不肯帮这个忙。
这些年，欧阳成跟着余世杰鞍前马后也结识了鹿港方方面面一些朋友，他想用自己的力量试一试。当年，何家全要自立门户的时候，自己临阵脱逃，他总觉得亏欠了何家全什么。这次何家全出了事，他诚心诚意想施以援手。可打了一圈电话连何家全具体关在哪里也没打听出来。
欧阳成只好硬着头皮去求余世杰。
还没等欧阳成开口，余世杰就一语道破了他的心事：“我知道这几天你一直在找我，一定是为了何家全的事吧？”
“是的，老板。”
欧阳成觉得余世杰简直是全能的。
“你四处打电话，这样不好，也不会问出什么结果。任何时候都不能乱了阵脚，要学会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
余世杰不言自威，欧阳成仿佛一下子矮了半截。
不知为什么，在余世杰面前，欧阳成永远感到自己是个打工的，从来没有过平起平坐的感觉。
“何家全的案情很复杂，人是关在鹿港市看守所，但是省里直捕的，是上面挂了牌的大案，几乎把所有的管道都封锁了，鹿港市方面一点也插不上手。目前仍在侦查阶段，不能见亲属，也不能见律师，连口信都传不进去。你知道省里已超出了我的势力范围。我是爱莫能助啊。”
欧阳成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如果余老板不肯帮忙，何家全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孙洋对何家全的被抓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鹿港。他特地约梅舒见了个面，告诉梅舒如果需要用钱，尽管开口。
贝铃集团的银行账号和何家全的个人财产都被冻结了。何家全所有的钱都投在贝铃的生意上，从没为梅舒存过什么钱。
此时此刻，孙洋的慷慨大方，很是让梅舒感动。
孙洋告诉梅舒经济案件最好能用经济的方式来解决，有钱能使鬼推磨，至于怎么去推，才是事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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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屋檐下
“请问我犯了什么罪，你们凭什么抓我？”
在囚车上，何家全依然底气十足。
“到现在，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们会给时间让你好好反省的。”
押解何家全的警官长得白白净净，看上去年纪不大，一身便服，仿佛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但说话口气却十分威严。
“我要见我的律师，这是我的权利。”
“你是有权见律师，但现在不行。你的案情比较复杂。适当的时候，我们会为你安排的。”
何家全心里开始打鼓，贝铃集团的电子产品涉及的进出口领域十分广泛，和荷兰飞利浦公司、日本索尼公司都有密切的合作，产品远销俄罗斯和东南亚。何家全知道贝铃使用的很多进口的电子元件都是从海上漂来的“水货”，可贝铃只是花钱买货，从来没有参与过走私。莫非是贝铃遍布全国的经销商又惹了什么麻烦。
“蹲下！”
一声呵斥，使何家全回到现实中来。
警车已开进了鹿港市看守所。
看守所的院子里，刷着一幅大标语：
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应该怎么做？
白底红字，十分刺目。
在更衣室，管教民警熟练地抽掉了何家全的腰间的鳄鱼皮带，连同何家全的那块劳力士金表一同扔进了一个装垃圾用的黑色塑料袋里。
何家全被押出贝铃大厦的时候，手提电话已被扔在办公桌上。
在命令何家全换囚衣的时候，看守所的警察一把拉开何家全的内裤往里边查看了一番，这是例行检查，以防犯罪嫌疑人把违禁品带进看守所。
至此，作为总经理的何家全已不复存在，他的所有的装饰品和身份象征都已被剥去。穿上带号码的囚衣，何家全已从形式上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囚犯。
“摘掉眼镜。”
一进看守所，何家全听到的都是这些威严的声音，命令式的语气，简洁明了，不容商量。
“我是近视眼，摘掉眼镜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何家全用手去护自己的１８Ｋ镀金眼镜。
“少废话。你以为你是谁？看守所里不允许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