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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瑛：用真情颂歌时代最强音（4）
诗作的最高境界，是无境界；诗作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好诗都是从诗人心坎里流出来的，诗作贵在自然。李瑛的诗以精细、清丽为其艺术特色，以精当、生动的语言传导出诗人独特的感受。他的诗作语言质朴无华而不失自然美，干净得像筛子筛过一般。在诗《花》中，他写花“红得像血，红得像我喷火的枪口 ／ 亮得像孩子发光的眼睛 ／ 美得像一颗深情的星斗。”这是经历过血火飞迸的战斗的战士特有的联想，让我们想象到战士与作者合一的抒情主人公，在驻守边疆时仰望星空、寄情星斗的情景。李瑛便是如此在生活中捕捉富有特征意义的形象，通过大胆和精细的艺术想象，创造出朴实而不失优美的意境。
一辈子都在业余写诗的李瑛，自１９８８年底从军队离休后，终于成了“专业”诗人，成为中国当代享有盛名的抒情诗人。而后，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在离开工作岗位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和思考。他说：“想拿出一部分时间读一些许多年前就应该读和想读的书。我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读西方现代各种哲学流派的书。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有近一半都授予了诗人，我也在研究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诗作在哲学思想、美学观念方面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通过对外交往，我也和许多外国的诗人进行了交流，在艺术上、观念上、表现手法上吸收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尝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运用一些西方现代诗歌的创作手法。通过这些积累和学习，我觉得，自己的诗比过去更有分量、更深沉了。”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其实，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８０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
言及当今诗坛，李瑛认为，当前诗坛的确是新人辈出，佳作连连；但当代诗歌中谱写时代强音、大题材大主旨的诗作太少。看来，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中，诗歌创作如何寻找到好的切入口，时代气息和艺术特色如何结合，是一个亟待探索的课题。李瑛提倡诗歌应呈现多种流派、多种风格和形式，希望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突破陈旧的、固有的模式。他说他也在探索，尝试一种富有创新精神、同时更加符合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美学情韵的新的创作方式。此外，他还想出去走一走，呼吸新鲜的空气，感受时代的脉搏和大自然的美丽。不过，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为人民而歌！为时代而歌！李瑛喜欢收藏有关逝去年华的纪念物，他至今珍藏着战争年月投出的第一枚手榴弹的弦圈，和曾随他长途行军的战马的一枚蹄铁……
李瑛有一对儿女，子女各继承并发扬了自己一半的事业：儿子为海军某部军官，女儿李小雨则是有名的诗人———现为《诗刊》副主编。李小雨在１９６９年下乡插队过，但这段经历对她似乎并不重要。仅两年后的１９７１年，她便加入铁道兵，１９７６年底即以反映铁道兵生活的近百首诗歌，调入复刊不久的诗刊社。在这一阶段，使人很轻易地想到其父亲李瑛以军人和诗人的身份对她的铺垫和投射，不少作品也承续着父亲当年的写作方式。
李瑛：用真情颂歌时代最强音（5）
李小雨说：“我的父亲是个诗人。在这个世界上，能把诗作为自己毕生至爱，历尽磨难而无悔的人很少，我的父亲却做到了：他从１６岁写诗到现在，磨秃的铅笔有半抽屉，抄录的笔记本有几尺厚，出版的诗集达５０多部，其中一版的发行量最高达３０万册。他的生活中似乎缺少很多东西，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但他却永远遨游在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里，他用诗诠释了自己的一生。”
记者原本是一位缪斯诗神的追随者，自１９９４年３月２日在首届全国“艾青杯”文艺作品大奖赛颁奖大会上亲聆这位老诗人的授课，这些年来，李瑛多次为记者的几部诗集题词赠言。那年捧杯返校后，我整理近作百篇，正筹出版个人校园文学专著《追梦》。当即想到了与李老联系题签书名，便通过中国作协诗刊社转函至他，没想到不久便收到他题写的工工整整的１８个“追梦”毛笔字，并附有纤细的落款与清晰的印章。在信函中，时任全国文联执行主席的李老很谦虚地说：“余玮同志：信收到，我写不好毛笔‘安’，你嘱我题书名，写了几个都不好，请你收阅。如有可用的，可以剪拼，也可放大或缩小。如用我的名字，尤不应太大。谢谢你的信任……”当时我被一种崇高与亲近所感动。我大学期间出版的个人专著《追梦》首发时，李老得知即寄贺信：“祝文梦成真〓赠余玮小友。”我筹稿出版《追缘》之际，他又寄来赠言：“以心中的火点燃诗，以诗照亮生活。”从这些年与李老的“忘年”神交中，记者认识了一位热爱生活、挖掘美的生活的诗人朋友。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
舒乙，满族，北京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画家、老舍研究专家，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坚定保护者。１９３５年８月出生于青岛，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技术大学。历任中国林业科学院南京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工程师，北京市光华木材厂高级工程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常务副馆长、馆长等职；出任过北京市民族联谊会副会长、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现为中国老舍研究会顾问；系第七、八、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２００４年３月８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主席台上的讲台前，一位身材魁梧、颇有绅士风度的政协委员脸色凝重、语音洪亮地疾呼：“当前，我国的城乡面貌正在经历一次翻天覆地般的剧变，居民的居住环境正在得到空前的改善。然而，伴随好事而来的，却是本来不该发生的建设性破坏，大量优秀的传统的民族的建筑被毁，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化名人故居……给子孙多留点东西吧。文化名人故居就是物质的史书，它们能起托物寄情，托物寄人，托物寄史的作用。让我们多多珍惜它们吧。”
他痛心疾首的呼吁在大会堂四周回荡，一时似乎与“两会”喜庆的气氛相左，其铿锵之词引人关注。这位作大会发言的全国政协委员就是舒乙，他所作的发言是《保护文化名人故居是当前先进文化持续发展中的一个急迫任务》。
舒乙快言快语，当记者提出想对他作一个专访，他爽快地答应了。当面对面采访时，他说到高兴处，表情和语调都很生动，竟坐在椅子上把脚都兴奋地跷起来，不时还打着手势。在他像个“杂货店”的屋子里堆满了书和古董，不大的宅室更像是一个书店或古董店。从他的微笑与手势里，从他抿嘴深思的侧脸上，记者可以感受到他作为名门之后的神采。
后来，记者申请加入中国作协，想到由他介绍入会，他一听，笑声朗朗，表示祝贺并欣然同意，签上意见与名字并盖上大印，且推荐中国报告文学协会常务副会长也为记者加入作协的介绍人。他的热心肠让人感动。
一回，记者所在单位组织“迎新春京剧晚会”，想到了舒乙，便打电话约请他出席，当时他出席其他活动在外，他夫人接的电话。没想到，深夜了，才回家的舒乙与记者通话，表示感谢并说自己有事晚会参加不了……他就是这么一个很负责的人，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细节上。
奔波在胡同与四合院里的“政协委员”荣获“爱国者导弹（捣蛋）”绰号
其实，舒乙在政协会议上作过两次大会发言，一次是关于保护名人故居，一次是关于保护北京旧城。发言的题目尽管不同，但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一个：优秀的古城文化不能丢！方正的国字脸、棱角分明的鼻梁，一如他的个性，儒雅不失锋芒。
“走遍全世界，只中国有政协，绝对是个发明。要说‘中国特色’，政协是最有资格的，是个很好的东西，非常有用。政协按照界别组成，选择每个界别里面的优秀人才，政协是个人才库。”说起政协，舒乙津津乐道：“国家除了有一个‘人大’立法机构之外，还有‘政协’这么一个专门的议政讲坛，很好！它允许各行各界各级的代表人物、多半是专家型的代表人物———讲话，提出建议或者批评，很好！有这个讲坛，和没有这个讲坛，本身就很不同，没有就是一个声音，有了就是民主，这是辉煌的言论表演场地，这里允许发出不同的声音。那些不同的建议和批评汇总起来，就是民众的声音。这就是民主，一种质量很高的民主、赤胆忠心的民主、中国式的现代民主！”
在舒乙眼里，当“政协委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他说：“当政协委员是比较累人的，要付出许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要善于动脑，要修炼得有耐心，但我喜欢，因为它让我愉快，让我有责任感，有收获的喜悦，有施展才能和看到效果的机会，这一切都是付出的最好补偿。”政协委员每次视察于他而言就是盛大的节日，每次都留下难言的印象和获益匪浅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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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2）
千年古都北京，以胡同众多并独享胡同文化著称，有“大的胡同三千六，小的胡同赛牛毛”之说。据最新资料显示，北京有街巷胡同６１０４条，直接称为胡同的有１３１６条。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立在城市四周的新的建筑拔地而起，逐渐替代了往日的胡同和四合院，城中的那片老房子越来越多的成为文物，当人们被重重叠叠的高楼大厦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人们会更加怀念胡同和四合院。
舒乙已当了１５年的北京市政协委员，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政协委员，舒乙可谓恪尽职守、鞠躬尽瘁。舒乙对北京很有感情。父亲老舍就是一位“老北京”，生长在北京，写北京，作品“京味儿”很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