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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6)
这种反犹太的情结当然要比希特勒来得早。当时反犹太不见得一定会有什么后果,赫姆并不是唯一以反犹太来解决自己内心冲突的欧洲犹太人,*也是一样,和赫姆同时代的人,如维也纳的弗洛伊德以及法国的柏格森也是,借着反抗,来面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弗洛伊德晚年的主要作品《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就探讨了这个问题。赫姆不像*那样对犹太人不具任何个人情感。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唯一的好友,一位维也纳的银行家,也是犹太人;当时那些银行家大都是犹太人出身的。这个银行家好友信奉的是正统的犹太教,从他教导儿子的方式可见他的宗教狂热。他儿子是我的同班同学,班上那么多犹太人,就他一个人每星期六都不读书、不写字或是不背书。犹太长老的儿子也在班上,他都没这样。
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作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哲学的主要代表。当然,赫姆不会刻意隐瞒自己纯正的犹太血统,然而他还是认为犹太人是现代世界的罪恶之源,更因为犹太人多是中产阶级,贪得无厌而且精打细算,而认为他们是毒害社会者。身为犹太人对他来说,并不是种族或是宗教的问题,而与态度和精神有关。赫姆自己知道他已弃绝犹太人多年了,而且尽可能表现得完全不像个犹太人。
当时,奥地利的官场可说是相当冷酷,派系恩怨很多而且见不得别人好,因此实在令人想不到像赫姆·施瓦兹瓦尔德这种人会有立足之地。他这个人脾气暴躁、粗鲁,欠缺谋略,令人退避三舍;从名不见经传的索斯诺维次大学毕业,而非自维也纳大学出身,还放弃财政部的要职,跑到“商业博物馆”服务。他的妻子和他一样激进、反犹。他们没有钱,也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却对每一件事都有意见,而且常高声表达自己的“高见”,不是*了别人,就是让人觉得可笑,再加上那恶毒的舌头,和他交往过的,多半成了敌人。这样的一个人就像是阿雷钦(Sholem Aleichem)作品中的反英雄角色,或是伊撒·辛格(lsaac Bashevis Singer)写的犹太人悲喜剧中的人物。
然而,赫姆还是力争上游。有一次,他终于有机会晋身成为枢密顾问官,也就是奥地利文官制度中的最高首长,和德国的“枢密官”或“内廷参事”相当,他却差一点毁了这个机运。远在赫姆成为资深官员以前,犹太人已慢慢“咸鱼翻身”为大众所接受,并掌控政府高级职位。但是,在一些具有特权的部门中,仍保留着过去要职皆由基督教徒担任的传统。也就是说,原本在比较小的单位担任首长的犹太人在晋升“大臣”前,都得悄悄地进行一种古老的“受洗仪式”:为了秘密进行,多半凌晨5点由宫廷里的神父为之主持仪式,而成为天主教徒,或是请维也纳最大的路德教会的牧师到家里来,并请这牧师的夫人或牧师的儿子做见证。一切行事极为小心谨慎。
因此,赫姆将升官到“天下第一部”财政部做枢密大臣时,有人就向他建议进行“受洗仪式”,但是他却大声咆哮。
“我才不管什么仪式,”他说,“对我这种‘儒家’而言,受洗一点意义都没有。即使不做犹太人,我还是不会因此而受洗的。我已不是犹太人了。多年前,还在求学时,我就已经彻底去除自己精神中的犹太成分了。”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7)
向他进言的官员知道赫姆这个人素以顽固闻名,只好打消念头,撤销他的提名。然而这件事还是引起了皇帝的好奇心。当时的奥皇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要求属下给他一份调查报告,毕竟任命枢密顾问大臣的不是那些部长,而是皇帝自己。于是这个老皇帝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赫姆。这封信赫姆曾给我父亲看过,后来就被怒发冲冠的赫姆焚毁了,上面写道:施瓦兹瓦尔德博士:
寡人从未独断地决定任何一个臣民的信仰,也尊重各种宗教。但登基时,已宣誓吾国将继续基督教国家之法统。对汝等而言,此举可能过于迂腐,但寡人还是希望在吾国任公职者,皆能信仰基督。寡人虚长多岁,看在年纪的分上,或许卿愿意稍做退让。但赫姆还是坚决不肯妥协。就这样僵持了6个月后,赫姆终于成功,晋升成为枢密顾问官,那“受洗仪式”也悄悄地废除了。之后,赫姆却提出正式声明,请即将成为高官的犹太人皆能先除去其犹太精神!
总之,赫姆成就非凡,事实上他是奥地利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公职人员。“为什么呢?”在我十四五岁,第一次注意到所谓的“赫姆·施瓦兹瓦尔德现象”时,请父亲为我解释。
“因为我们需要像他这样的人,”父亲答道,“有时,我们碰到一些极为棘手、难以处理的事情,必须找一个毫无惧色的人来处理的时候,就会想到赫姆;或是事情复杂到没有人能理解时,也只有赫姆可以解决。他具有直指核心的洞察力,并愿意去面对最艰难的任务。”
“你还记得吗,”父亲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在你差不多四五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是带你去亚得里亚海岸度假吗?”
我点点头,隐隐约约还记得沙滩、海浪以及和妈妈一起堆沙堡的情景。当时,妈妈穿着一件非常奇怪的泳衣。
“你是不是还记得,那次我们没玩儿多久就回家了?”当然,我对停留的时间已无印象了。
于是,他继续说:“就在那年夏天,战争爆发了。之前,我们为这次的旅行已经计划了很久。有好几年,我一天假都舍不得请,就等着日后带你妈妈、你,还有你弟弟去玩儿一整个夏天。我们一到海滩,就听到奥地利王位的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的消息。当然,这件事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但是没有太难过。我们心想,下一个外交危机该是什么呢?当时坐镇在办公室的老板拍了封电报给我,要我先别回来。但是赫姆马上预料到,这事件不只是个危机,奥地利军方一定会设法加入战争。特别是大公死了,他们随时都可能失去权势。赫姆也了解,军方想要和塞尔维亚速战速决是不可能的,战事一定会升级。于是,赫姆传唤我以及其他几位资深官员回去——我们都是所谓的‘自由派’或是主和者,赫姆希望我们能一起有计划地阻挡这次的军事行动。我们各自去游说各个部会首长,劝说所有的政治人物,设法突破多位老侍臣所形成的重围以见年迈的奥皇一面,联络主教、商人、工会代表以及报界,甚至还去动员已被大公‘鹰爪’驱逐的退休老将军。然而,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包括我自己在内,赫姆的同僚也是,一开始没有人把他的警告当真。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赫姆真是已经预见到大难即将来临。他说的果然没错——他总是对的。不过,明知会惨遭失败,他还是全力以赴。”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8)
不管如何,赫姆的确有所建树。他是奥地利史上第一个平民枢密大臣,在此之前只有贵族血统的王储才有这份荣耀。一般而言,伯爵或是王子必须等到40岁过了之后,才能担任枢密顾问官,平民更是要等到50岁以后才有希望,赫姆却在35岁之时就已得到这个殊荣,那时他已转调到原本遭“嫌弃”的财政部,掌管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第一次大战爆发时,他更立刻晋升为副国务卿,全国的货币与财政都操控在他一人之手。
当时的奥匈帝国已是四分五裂,内部冲突严重,境内约有“一打”不同的种族相互敌对。就财政而言,没有外汇储备,也没有黄金,只有一小块工业区,其余都是落后的农耕地。政治或是军事的领导力都很薄弱——当时的奥皇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若是作战,奥国顶多只能撑上四年。当时国家的支柱就是赫姆·施瓦兹瓦尔德:他稳固奥国在战时的财政状况,以发行自愿公债来筹措奥地利的战争经费,以避免加税;在他掌权的那几年,奥地利的货币不论在国内或是海外都还保持一定的水准;此外,反对以黄金为本位的他,居然还设计增加奥地利的黄金储备。
赫姆最大的成功,最后还是成了最可怕的失败。奥地利一战败,他就离开财政部,打算为伤残士兵的复健工作尽一份心力,这个机构就是现在所谓的退伍军人协会。此时,币值却一直下滑,战后通货膨胀的脚步已经临近。1921年夏天,赫姆又被奥地利政府召回,重新掌管财政部。这次的权力比先前更大,然而他还是一败涂地,也许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奥地利的财政已经无回天之术了。就政治方面而言,媒体的报道无法控制,使得原本严重的失业问题更是雪上加霜。赫姆开的药方就是加快印制钱币,并刺激民众的购买力。他终究是前凯恩斯派的,6个月后,奥国原本通行的货币克朗跌到战前的千分之一,赫姆也就丢了官。
熊彼得(Schumpeter,1883—1950):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提出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特征的“创新理论”,著有《经济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Capitali*,Sociali* and Democracy)(1946)等。他的继任者熊彼得一样遭到挫败,尽管这位是全奥,不,该说是全欧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赫姆不同的是,他知道如何对症下药。然而,当时的他虽是财政部长,还是无法力挽狂澜。当时的奥国政治仍是国家主义派当权,拒绝缩减公共支出。一年之后,熊彼得只好黯然下台。之后,他先到德国的波恩大学任教,并在1929年到了哈佛。他在1922年离开维也纳时,通货膨胀已经恶化到75万克朗才能买1914年一个克朗所能买到的东西。不过,大体而言,在1918年春,钱币还是能买到一点东西。熊彼得认为通货膨胀已是一种政治问题,和经济的理论与政策无关,于是辞职,并且强烈怀疑——这样的自由社会是否愿意采取必要的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这本经典之作中,熊彼得下了一个悲观的结论:由于无法制止通货膨胀,加上政治意志力薄弱,*最后还是会沦丧。比起1946年成书之时,这种预言在现在看来,更为正确。他的醒悟是一种痛苦的体验,是他1922年在赫姆之后继任财政部长时学到的惨痛的一课。熊彼得果真说中了。后来奥地利通货膨胀的问题之所以能解决,是靠一个反动派的政治家牧师赛佩尔——这个人完全不懂经济,只是敢冒险,他不怕失业率再度攀升,断然地缩减军费。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9)
那时,赫姆又遭到了另一次挫败,也是最后一次了。他曾是奥地利最高金融主管,这回则当上了维也纳最大一家银行,也就是英奥银行的总裁。赫姆唯一的好友就曾经领导过这家银行,也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