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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起床，狱警进来察看牢房，看见我这副模样，便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叫人把我扶到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让那些老犯打了一顿。他便问：“你能不能指认是谁打的？”
我说：“可以。见到他们，我一定能认出是谁。”
“那好，我明天就安排时间让你来指认。”那狱警说。
当天，他将我从那间大牢房里调出来，关到一个单独的小隔离间内。这种小隔离间相当于监狱里的禁闭室，被戏称为“水饭房”，因为人一旦被关在那里，每天就只有喝开水与吃白饭的份。本来，一般囚犯是很怕被关进“水饭房”的，因为蹲在那里，不仅没有菜吃，而且没有人与你说话，但我却求之不得。被关在这种地方，除了比较寂寞之外，对于我并没有什么不好。由于我不是因为违反监狱的纪律而被关进这种地方的，因此我的伙食与其他囚犯并没有什么区别。当天晚上，在饭堂吃饭的时候，一名囚犯悄悄坐到我旁边，趁着狱警不注意，恶狠狠地对我说：“我劝你识相点，明天最好不要认人，否则小命不保！”我本来是打算把那些打我很凶的人都指认出来的，现在经他这么一说，便犹豫了起来。当晚躺在床上，细细盘算思量，是认还是不认。若是不认，那帮恶家伙就可以逍遥法外；若是认，监狱里什么事情不可以发生？掂量了半天，我决定装聋做哑。第二天，狱警领我去认人，我装模做样地看来看去，却谁都不敢指认。我对狱警们说：“牢里很黑，我当时真的看不清楚他们的模样。”狱警说：“既然你认不出来，那我们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那你还是依旧住在隔离间吧。”我一听，正中下怀。就这样，我在隔离间里住了老长一段时间，直到自己也成为了狱中的“老犯”。
芝麻湾监狱（2）
芝麻湾监狱是一个以劳动来教化囚徒的监狱，任何一位犯人进了这里，都概无例外地要干体力活。根据狱方的安排，有犯人在厨房做饭，有的在车间做木工，有的在洗衣间洗衣服……上述这类工作，在犯人眼中都是“轻活”。最苦最劳累的工作，是在野外做苦工，例如搬石挑土。算我倒霉，在这里，我获得的就是这种“待遇”。狱方大概觉得我这种人也不是什么善类，在牢房里挨了人打却不敢指认，瞎折腾警方，应予以惩罚。当监狱的督导员告诉我狱方对我的工作安排时，我对他说：“报告！这活我干不了，我患有哮喘病。”他说有哮喘又怎么样，死得了人吗？不由分说，就把我赶进了做苦工的队伍。
就这样，每天我都要走好远一段山路，来到一个石矿，将石头一块一块地装满竹篮，然后背下山。每天都是早上六点钟起来，吃过早餐之后就匆匆上矿，要干到下午五点钟才能收工。才干了几天，我的身体就支持不住了，不仅挨打的伤处隐隐作痛，而且哮喘病也真的发作了。但是狱方不管这一切，依旧要我干这份工作。不仅如此，在出工和回营时，还经常有人欺负我。我走在路上，总是有人无端突击我，不是用竹竿抽我的屁股，便是用小石块砸我的头。疼得我跳起来，可是转回头看却不知道是谁干的。过了一会儿，当你放松了警惕时，“啪”地一声，攻击又来了。而面对这种攻击，监狱的督导员总是装作没有看见。我感到很绝望，有一天，在收工回营的时候，走到荒山的一条小路边，下面是一条山涧，心里曾想，假若我从这个地方跳下去，摔伤了，明天岂不是就不用干苦活了？这个时候，我真有跳下去的冲动。可是，山涧实在太深，跳下去，很有可能不仅仅是受伤的问题，弄不好要摔死，最终我还是没有胆量往下跳。
我在石矿干了一段时间之后，眼见差不多要瘫掉了，狱方看见我实在不行了，才中止了对我的“惩戒处罚”，让我到图书室管理图书。在监狱里，这绝对是一份好差使！我一个人呆在那里，每天只需将读者放乱了的图书资料重新归类安放，将破烂的封面或内页用胶水修补好，工作就算完成了。在没有人来要我服务的时候，我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读书，这真是让人感到很快意！在被安排到图书室工作之后，我便觉得可以在监狱里熬下去了。
人一旦成为囚犯之后，对所谓的“人格尊严”往往会变得满不在乎。我在图书室，看见有监狱的管理人员喝剩了的奶茶、咖啡，便笑嘻嘻地问：“呵呵，你们不喝了吗？那我就把它喝掉了。”说完，端起来一饮而尽。对别人吃过的东西，自己接着吃，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更不管卫生不卫生。我觉得这些剩羹残肴味道十分好，食用它们时所获得的那种大快朵颐的感觉，远远超过入狱前在豪华的宴席上享用大鱼大肉。
▲人一旦成为囚犯之后，对所谓的“人格尊严”往往会变得满不在乎。
▲剩羹残肴味道十分好，食用它们时所获得的那种大快朵颐的感觉，远远超过入狱前在豪华宴席上享用大鱼大肉。
在服刑期间，我认识了一个“牢友”。他犯案，说来也冤枉。他原本是一位有钱的商人，平时住的是大宅，开的是名车。有一天晚上，他的弟弟半夜三更来敲他的门，慌慌张张地说有一小袋东西要暂时寄放在这里，还没有等他问清楚袋子里头装的是什么，他弟弟就急急忙忙地走了。他正在纳闷，一大群警员突然包围了他的家，并入屋搜查。过了一会儿，那袋东西便被搜出来了。警察当着他的面打开一看，好家伙，是一袋晶莹闪亮的钻石！——这位牢友这才明白，原来他弟弟打劫了珠宝店！后来法庭以抢劫罪判了他弟弟七年徒刑，而以窝藏罪判了他四年半徒刑。“不过才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便由一位体面的商人成为了阶下囚。”这位牢友曾苦笑着对我说。也许是由于原来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的缘故，我们在监狱里相处得比较投契。他可以说是我在服刑期间所交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
在我服刑期间，曾有太平绅士来监狱视察。因为我懂英文，所以可以直接与他们对话。他们向我询问监狱的情况，我只是往好里讲，并不敢向他们反映狱中的真实情形。我知道自己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讲了不该讲的事情，小命都有可能保不住。
在香港服刑，一个礼拜家人可以来监狱探视犯人一次。我在坐牢期间，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可以见到家人。来探视我最多的是母亲，妻子瑞芬有时也会来。从九龙到芝麻湾监狱，要坐一个小时左右的船。探完我后，她们还得同样花费一个小时回香港，因此是很折腾的。每次她们都会给我带来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见到我，问长问短，了解我在牢里的情况。我父亲从来没有来探望过我，当时他身体不好，对此我可以理解。我的哥哥们从来没有谁来探望过我，我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觉得犯不着为一个不成器的兄弟操心吧。其实我也不希望他们来，因为他们并不是我想见的人。他们来了，不仅会让我觉得尴尬，还会占掉我所想见到的人的探视时间。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我离出狱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根据英国的法律，若犯人在服刑期间行为良好，最多可以获得三分之一的减刑，由于我在图书室工作很勤奋，狱方逐渐改变了我刚进来时留给他们的不好印象。结果我被减刑半年，在服刑一年半之后——于1974年7月，我告别了铁窗生活，离开监狱，重新获得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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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活（1）
我最初入读的小学是九龙塘小学，因为学业差，只好转学，入读一家私立学校，叫明新小学。它离我们在漆咸道南的那个家不远，就在天文台道附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与我的哥哥姐姐们不同，我似乎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上小学阶段，除了英文一科之外，其他各科的学习成绩都不理想，有一回数学科甚至考了个鸭蛋。也许是断定我在读书方面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每当母亲为凑齐全部孩子的学费而犯愁的时候，哥哥姐姐们便会众口一辞地向母亲建议：“让肥仔在家中呆着吧！”母亲并不想我辍学，但是她又的确没有能力筹足学费以让所有的孩子都上学，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便只好无奈地按全家人的“公决”来处置我。对家庭的“公决”我并没有什么异议，每次都欣然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嘛，在学习方面谁最可能有出息，谁就应该获得优先读书的机会。既然论读书在众兄弟姐妹中数我最差，那么把机会让给可能有出息的人，不是很公平吗？我乐意于在家里呆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每天坐在课堂不知所云地听老师讲课，那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那样打发日子，每每让我觉得度日如年，还不如在家中呆着痛快。
由于上述的缘故，我小学阶段的学业是断断续续地完成的。本来，辍学对于一个少年而言应该是一种不幸，但是它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苦恼，反倒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因为在哥哥姐姐们上学的时候，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嬉戏，打球啦，钓鱼啦，逗宠物啦，放风筝啦，玩个不亦乐乎。直到我们兄弟姐妹当中性格最温和、学习也最好的五哥载宝放学了，我才需要拿起课本补习功课。根据母亲的安排，五哥很乐意也很有耐心地承担起了对我的辅导责任。由于他的尽责，虽然我常常辍学在家，但在学习进程方面并没有比同龄的孩子们落后多少。我虽然多次辍学，但在五哥的补习之下均可以做到不留级，这说明我虽然成绩不那么理想，但也并不像我的哥哥姐姐们所认为的那么笨。
要说明的是，尽管我曾数次辍学，但这并不是我少年时代生活的常态。一旦筹够了学费，母亲就会让我继续读书。她十分明白学校教育对于一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