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的过程中，常常会以父亲当年的业绩作为标杆。而当我听到一些知道他当年在保险界所创造的神话的人用欣赏的口吻提起他的往事时，我常常也感到相当骄傲。我现在已经深刻地领悟到，虽然我一向对他没有什么好感，虽然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在我自己身上其实已深深地刻上了他的烙印。
▲父亲以自己活生生的事例，向人证明了一个人怎样从无到有、由赤贫变富裕，怎样从逆境中崛起，成为浴火重生的“凤凰”。
晚年的父亲已火气消尽，失去了盛年时代的*倜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慈祥而安逸地生活着。二哥曾在他的一篇散文《沙发椅上的老者》里这样描写晚年的父亲：
印象中他总是穿着一套条纹睡衣，躺卧在一张意大利进口的皮沙发椅上。我每去探望他时，见他总是躺在那里，偶尔会对我微笑一下，露出口中的假牙。他也总是把电视机扭来扭去，永不知疲倦似的。他真的是只有去餐桌用饭才离开那张沙发椅。后来竟把那张名贵的皮沙发坐得中间塌陷了下去，而他并不在意，仍懒懒地躺在那里，直到一天傍晚，感染了风寒，最后因肺炎病逝在医院。
父亲于1996年4月9日逝世。虽然我对父亲生前的某些所作所为不认同，但是在他乘鹤西归之后，我还是按照母亲的意思，为他办了一个相当风光体面的葬礼。当时我邀请了我的家族中所有中高级经理出席了葬礼，连友邦保险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也都来了。在灵堂上，那些花圈、花篮多得都放不下了。在他刚去世的时候，我的内心中并没有丝毫的伤感。他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是我一向觉得他在我们家中是可有可无的。可是在开追悼会的时候，五哥用英文朗诵了一篇他写的祭文，其中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Hong Kong has today lost a great sale*an of whom we are so proud。”（“香港从此失去了一位令我们骄傲的销售天才。”）听到这句话，一辈子都未为父亲流过一滴泪的我，居然当众嚎啕大哭起来。那一刻，我哭得十分伤心。因为我忽然发现，原来父亲也是一位对社会有贡献的杰出人才，而我们众兄弟都继承了他的禀性。我们经营生意的天赋，为生存而奋力打拼的意志，为社会作贡献的抱负，无不来自于他。我们毕竟是他的儿子，而他毕竟是我们的父亲。他对于我们而言，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
▲我忽然发现，原来父亲也是一位对社会有贡献的杰出人才，而我们众兄弟都继承了他的禀性。
坚毅的母亲
我的母亲姓鲍，讳凤珍。她是江苏常熟人，出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农历二月十九日，是我的外公、庠生鲍祖德的第四个女儿。
常熟是江苏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东倚上海，南连苏州，西邻无锡，北濒长江而与南通隔水相望。“常熟”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其境内地势平缓，气候温和，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常熟山水交辉，风景秀丽，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兼具。十里虞山蜿蜒入城，万亩尚湖伸展山前，山水与千年古城及城内的小巷庭园、古典园林交融，形成山、水、城、园融为一体的水乡山城风貌。这个地方，在清朝咸丰时代曾出过一个与李鸿章齐名的大人物——有“中国维新第一人”之称的“两朝帝师”翁同龢。“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副很有妙趣的对联，便是当时的人写来讽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李鸿章是合肥人，而常熟人翁同龢则曾任户部尚书）。
母亲年轻时美丽端庄，中年后则略显富态。她常穿一身旗袍，外表雍容而娴雅。她看上去似乎是一位很有福气的人，但实际上一生的大半时光过得都很苦。自从嫁入王家，她就一直在含辛茹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庭，不管出现了什么情况，都不让它倒塌。她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从来没有外出干过活。与缺乏责任心的父亲不同，坚忍沉着的母亲一生都在竭尽全力维持着一个很不容易维持的家庭，她差不多把自己生下来的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人，并使他们各有出息。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妇女，其生活哲学甚至有一点逆来顺受的味道。也许是由于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与上帝已经有了足够的交流了吧，她不管受了多大的痛苦，都不愿意向别人表露。与一般的女人不同，她是一个目标相当清楚，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的人。现在的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她们每每为了出国而出国，为了嫁人而嫁人；可是一旦出了国、嫁了人，就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了，常常整个地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而我母亲并不是这样的人。虽然有时她也会因父亲的负心而要死要活，有时她也会对一些事情感到很失望很伤心，但是她始终明白自己的使命，因此总会很快就回归到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中来。她愿意为我们一家而付出她的一切，不管如何含辛茹苦都毫无怨言。她生了很多个孩子，尽管他们各有禀赋，但她对每一个都能做到一视同仁。她不会特别溺爱哪一个，也不会特别歧视哪一个。从总体上来看，她按照一个旧式女人的要求，问心无愧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现在我们的兄弟姐妹分布在好几个国家与地区，尽管他们性格各异，生活的境况也有很大的差别，但不管在谁的眼中，她都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母亲。《易经》的彖辞曾这样赞美代表一切阴柔之物的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我想，把这段话拿来赞扬母亲，也是最恰当不过的。
▲母亲是一个目标相当清楚，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的人。
父亲与母亲的婚姻其实是一场色彩暗淡的旧式婚姻。父亲对母亲的感情并不深。他们在结婚没多久，感情便出现了问题，父亲对母亲的态度日见冷淡，到后来，干脆就与外头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了。母亲在父亲眼中，简直就是可有可无的；可是母亲依旧死心塌地地要和他在一起，不让他离开。在他们那个时代，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有的家庭，男主人还妻妾成群呢！在父亲的眼中，除了一个需要他承担责任的现实家庭之外，还有一个令他心旌摇荡的外部世界，他无法抵挡得住它的诱惑；但是在母亲的眼中，家庭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就是她的全部。外面的世界对于她来说太陌生，她对它并没有探索的兴趣。她是一个老派女人，但她的目标很清楚，这就是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挫折，她都要留住自己的丈夫，都要维持住这个家。她要让丈夫迷途知返，要让家庭不至瓦解，这两点，她都成功地做到了。她一心的所思所想，都是如何好好相夫教子，使丈夫能够放开手脚在外面闯荡而没有后顾之忧，使子女能够顺利地长大成人而不用吃那么多的苦。攸攸万事，唯此为大。母亲是在自己四十五岁那年生下我的。在生下我之前，她其实已经不想要孩子。可是最后她不但生下了我，还生下了我弟弟，我猜测她之所以还要这么做，是想以此来挽救她与我父亲的一段岌岌可危的婚姻。
母亲的前半生过得很苦。到她进入老境之后，我父亲重新发迹，而我也在经济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于是她快乐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在我们众兄弟姐妹当中，我是陪伴她老人家最多的。
公元1999年11月26日，母亲以八十九岁的高龄谢世。说来很遗憾，在她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家里居然没有人在她老人家身旁！我是最早发现她去世的人，那天我离开公司，按往常的习惯，到她的住所看望她。没想到进门后看到她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我见状觉得有些不对头，连忙奔过去，连声唤“妈妈”、“妈妈”，但是她未作任何回应。我一摸她的手，已经有些冰凉——她老人家已经走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却没有流泪。母亲晚年得了骨质疏松症，身材变得越来越矮，血压、心脏都有问题，每天要吃很多的药才能维持住生命，活得很辛苦，因此她走了也是一种解脱。一个老人，到年近九旬时才谢世，也算是得善终了。不过，我还是感到有一些内疚，因为在她乘鹤西归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她身旁为她老人家送行。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感到很凄然。我默默地躺在母亲的身边，用自己的脸贴住她已经冰凉的脸，手握住她已经僵硬的手，以这种方式，与母亲做最后的相聚，也是最后的诀别……我们都静静地、静静地躺着，母亲不声不响，我也不声不响。我没有什么想法，只是想再陪母亲一会儿。母亲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把我们养育成人，为了使我们这个家成其为家，备尝辛劳地生活了数十年，把全部精力、心血都献给了我们。她老人家的确已经很累很累，是应该在天堂好好地安息了……
母亲辞世之后，我们根据她的遗愿，把她与先她五年去世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两位老人家都长眠在薄扶林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的“华人基督教坟场”癸A段，这个地方，依山傍海，风景十分优美。
现在，在我的办公室和家中，都摆放着两帧母亲的照片：一个是年轻时期的她，美丽婉柔，风姿绰约；一个是暮年时期的她，慈祥亲切，满面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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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家——大哥
我的大哥原名王载德，后来改名王企祥。他出生于1931年，属马，比我大十五岁。他在我出生没多久，就到美国读书去了。因为是自费留学，所以用去了家中不少的钱。由于年纪相差很大，而且他很早就离开了家，因此在他的盛年时期，我与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倒是在他到了晚年之后，我与他反倒有了较多的接触，因为这个时期他住在香港，在生活上主要靠我来接济。大哥是学化学的，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读书，获博士学位，与中国内地的著名物理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是校友。我们家兄弟姐妹几个，出了三个博士，但若论科学建树，当数他最厉害。他的一生说来也极富传奇色彩。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作为华人科学家而在美国化学领域逐露头角，从而引起了中国内地的注意。后来*方面派人在美国暗地里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回中国内地效力。他于是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怀着一腔热情，步钱学森学长的后尘，回到了中国内地，准备在核化学领域大干一场。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他的社会关系过于复杂，还是由于他自己不懂得做人，回到中国内地之后，他并没有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受到重用。加上中国内地当时的科研条件有限，很可能也使他无法展开拳脚。因此，他便产生了离开中国内地的想法。没多久，我父亲又患了重病，他便向组织请假回香港探访，从此就没再回内地。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接受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聘请，到该校担任教授。也许大哥一生的最成功之处，便是亲手培养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李远哲。李远哲1957年至1959年曾在新竹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他的导师便是王企祥。大哥一向很器重李远哲，二人的关系本来不错，李远哲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便是与大哥一起联名发表的；但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师生俩的关系疏远了。李远哲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