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事先画好的圈里，然后在一定的距离内用一颗玻璃球朝圆圈击过去，被击出的玻璃球就属于自己的。我和弟弟故意唱双簧，他把玻璃球输光后，就向我买；别的小朋友看见他这么做，也跟着向我买。结果我每每能赚一点钱。“生意”好的那天，居然赚了一元多。等到别的小朋友走了之后，我们兄弟俩就开心地“分红”。从这些趣事可以看出，我从小就有经营的天分。我和弟弟还常常到街边、海滩和公园等有趣的地方嬉游，例如玩扛着木棍当“枪”的“野战兵团”。
快乐的时光（2）
有一天，弟弟欺负一个外国小男孩，结果小男孩哭哭啼啼地回去，把自己的哥哥叫来，找他算账。那外国少年来了，二话不说，便出手打他。弟弟大声叫我：“哥哥，赶紧一起上呀！”我看见那个外国少年个子比我强壮，便犹豫不前。于是换了一种方式，上前对那外国少年赔不是。那外国少年看了我一眼，就把弟弟放了。弟弟很纳闷地问：“哥哥，你为什么不上呢？”我理直气壮地说：“他把你放开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打呢？”后来回想起此事，如果当年真的开打，感觉可能会更铭心刻骨。当时我只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弟弟的感受。
与我和弟弟载华玩得较多的哥哥是六哥载熙与七哥载和。他们都比我和弟弟大好几岁，因此是不怎么喜欢我们两个“跟屁虫”一天到晚跟在他们后头的，之所以有时还肯带我们出去玩，是因为在游玩时可以任意使唤我们。而我们并不在乎被使唤，只要能和他们呆在一起，我们便高兴。我们玩得最多的游戏是放风筝。当时在油麻地和尖沙咀一带，有多个“风筝党”，每每到放学或周末，他们便成群结队地到公园的草坪上，或是在大厦的天台上，放飞风筝。当时的风筝，最火的一种叫“大马拉”。我们也加入了“风筝党”的行列。当时我和弟弟的年龄都很小，不懂得放，只晓得与哥哥们混在一起，充当“助放”的角色。通常，我们在天台的一边高举着风筝，等待站在远处的哥哥下口令，听到哥哥喊“一、二、三”，便立刻松手，哥哥则牵着风筝线一收一放的，风筝便迎着风，在我们的雀跃声中升了起来。当时放风筝，要用一种经过特别药水加固的鱼丝。这种鱼丝很贵，两港元才能买一百码。我的两位哥哥买不起，便起了贪念，发明了一种叫作“飞铊”的玩意儿，利用它，可以把别人在飞的风筝线缠住沉下来，然后把线绞断。他俩常常出此损招，把别人的风筝绞下来，然后据为己有。有一次，我的哥哥们把人家的风筝线绞断了，对方正好在不远的楼顶上，见破坏者是我们，就冲过来与我们理论。哥哥们舍不得把已弄到手的风筝丟掉，便把风筝的线头系在天台的竹竿上。他们过来后质问我们：“你们为什么绞我们的线？”见我的两位哥哥都不吱声，他们便走过来质问我和弟弟。我们两人吓得脸都青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两位哥哥见状，便过来调解，故意质问我们：“是呀，你们俩为什么要绞人家的风筝？”我们百辞莫辨，都急哭了。两位哥哥便对来者说：“好了，我们替他们向你们道歉吧！”对方瞪了我们一眼，悻悻地走了。我们都觉得很委屈，因为肇事者是哥哥，可我们却当了他们的替罪羊。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活动是钓鱼。从事这项活动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到离家不远的海边钓。那时九龙还没有大规模填海，尖东一带就是海了。第二个阶段是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那是与我二哥、六哥还有弟弟一起到赤柱去，租上一条小船，到近海钓。那时海里的鱼虾很多，不需使用太复杂的钓鱼工具，只要在钓勾上挂上鱼饵，并在鱼丝上系上一块铅条，扔到海里面，就会有鱼上钩。租船出海的经历在我的印象中特别深刻，因为这种钓法常常可以钓到大鱼。
在记忆中，我的童年是过得蛮开心的。虽然家境贫穷，穿的是旧衣破裤，吃的是粗茶淡饭，除了母亲之外，没有谁来关心、照顾我们，但能时常去海边捉鱼摸虾，到野外游山玩水，就让人觉得很愉快。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和弟弟一起去游泳，两个水性都不怎么样的小孩子，居然没有被水淹死，这说来也是奇迹了。现在的报纸不是经常报道说哪里哪里又有小孩溺亡了吗？不过我们那时被养得很贱，就算真的被水淹死了，也不可能有人来找我们，不等到尸体发臭浮起，不会有人注意。后来九龙开始了大范围填海，泥土倒进海里，最初是软的，好像沼泽地一般。人若踩上去，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软泥吞没，遭受没顶之灾。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当时却整天在这些新填出的“陆地”上玩耍，跳来跳去，乐此不疲。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概。好在我们运气还好，没被那些软泥吞噬，活了下来。
有一次，我和一位小伙伴在一起玩跃，看谁能从更高的地方往下跳。我不敢第一个跳，就把机会让给了对方。只见他“嗖——”地一下从高坡往低地跳了下去。着地后蹲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以为他出了事，正想下去看个究竟，他却突然站起来向我招手说：“你跳呀！我已经下来了。”我见他若无其事的样子，自己也放心了，便学着他的样子，闭着眼睛狠命往下跳。在着地的一霎间，我的双腿、屁股全麻痹了，痛得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泪水直往外冒。原来从高空摔下来的感觉，是这么难受的！
总之，我在自己的少年时代，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并没有谁会来管我。有的小伙伴的家境比我好，但我并不羡慕人家。我觉得自己比那些受家里管制的孩子们要开心多了，因为没有人会管我回不回家，没有人会管我写不写作业，也没有人管我几点钟睡觉，我很少会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与我的小伙伴们相比，我觉得我要比他们幸福得多。也许这种非常自由宽松的生活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影响了我后来的事业。我喜欢天马行空地生活，不喜欢受到约束局限。
▲也许这种非常自由宽松的生活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影响了我后来的事业。
“危途无处问生涯”：马场道
在我三岁以前，我一直与家人一起居住在天津的马场道。
马场道全长三公里，是天津著名的“五大道”的首道，其终点是旧天津有名的赛马场。这个地方，其实是英租界外的一片高档住宅区，兴建于20世纪20年代。其建筑以花园别墅为主，辅以形态各异的连体式公寓楼，环境幽雅，道路整洁，花草芬芳，树木葱郁，是天津上流社会人士的聚居之地。跻身天津商界新贵的我们一家，在40年代期间就居住在这条街中。我们家是一间有两栋楼房、多间平房和一个大花园的别墅。当时，中国的社会虽然普遍很落后，但是我们家电话、风扇、浴缸、汽车、收音机、留声机已经一应俱全，而且雇有好几名工人为家庭服务。我们家的生活，在那时而言，应该是相当尊贵的了。
我二哥在他的一篇散文——《沙发椅上的老者》中写道：
想到父亲，首先便是这些不愉快的场面，而不是他年轻时飞黄腾达的面容。对中年时的父亲的记忆，亦只限于他喜爱在春节穿着内衬白狐皮的海青长袍，还有乘坐小汽车去天津跑马场赌马的模样。他不是一个性好夸张的商人，一切以赚钱为主，但他于夜深驾着小汽车回家在铁门外按响喇叭的刺耳之声也就够暴发味了。
这是当时我们家生活的写照。二哥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在马场道的家门前，曾有一帧扶着自行车的留影，这帧照片后来收入在他的最后一本自选集《校园与尘世》中。
我们家在天津生活时，我还是一个小幼儿。由于年龄太小，我对那时的生活情形印象已相当模糊。前两年我出差到天津，曾到马场道转悠了一圈，但追寻不回多少幼年的记忆了。现在留在我印象中较为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在三岁的时候，有一天，看到家中的桌子上放着一瓶药片，我觉得很好奇，便把它拿到马桶旁，然后打开瓶盖，取出一粒扔进了水里。只见水面上“咚——”地一下，冒出了一圈圈的涟漪。我觉得奇妙极了——原本平平静静的水，怎么就变得这么好看了呢！我一边有趣地看着水面的变化，一边继续把药片一粒一粒地往水里扔。等到姐姐发现了我的做法时，瓶中的药片已差不多被我掏空。这件事，反映了我在幼儿时代对生活所具有的浓厚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正是获得知识与经验的驱动力。因为扔药片，我才知道了水受到冲击会产生涟漪的道理。“格物致知”，不就是这回事吗？
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我的语言能力的发育，似乎比一般的儿童来得迟缓。在我跟随全家离开天津来香港之前，我几乎不会说话，只懂得含含糊糊地叫“爸爸”、“妈妈”，以至于全家人有点担心我长大后是否能利索地与人交流。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眼中的这位“哑巴”弟弟，日后在语言方面却显现了过人的天赋，能流利地说粤语、国语与英语。在东南亚保险界，我还被认为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讲家。《老子》有“大器晚成”的说法，在语言能力方面，我想自己就算不是一件晚成的“大器”，也算是一件“中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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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才露尖尖角”：父亲的“失踪”
生活是一个持续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而造成生活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有主观的，客观的；必然的，偶然的；社会的，个人的；外在的，内在的……
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地区发动了辽沈战役，在辽宁西部与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经过五十天的激战，结果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悉数被歼，东三省全部解放。解放军在东北的胜利，使华北地区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尽管当时盘踞在北平的华北“剿共”总司令官傅作义表示有信心“剿灭*”，而驻守天津的国军警备司令官陈长捷也贴出布告声称国军有能力保护天津，但是像华北其他城市一样，许多有钱人急忙寻找出路，通过各种方式或途径转移财产与家眷，以免有朝一日落入共产党的手中。
就在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在东北交手前不久，有一天，我们家的经济支柱——父亲忽然“失踪”了。伴随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存放在家中保险柜里的美元与金银。父亲消失得相当突然，事先并无任何征兆，因此全家都十分着急。母亲与我的众哥哥姐姐们纷纷四出打听他的下落，但是毫无音讯。母亲以为他被人绑票了，急得要发疯。
过了一两个月，家里忽然收到了一封寄自香港的信，那是父亲写的。信中说北方政局不稳，天津迟早会落入解放军之手。为了保住家业，他决定到香港来发展。信中又说他才到香港不久，百废待兴，叫我们全家都在天津好好呆着，不要南来；他在香港站稳了脚跟，就会回来接我们过去。
去香港对于父亲来说，是出了一趟路途很远而且不再归来的远门。这是他从财富到烂裤再从烂裤到财富的传奇故事的开始，也是他从最初拋弃妻儿到最后回归家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