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前秦国王苻坚是氐族人，因为氐族人口膨胀，产生了“马尔萨斯制约”。为解决几十万族人的生存权即吃饭问题，他不得不想办法将他们三千一群、五千一伙的分散到外地去。这让很多氐族大臣非常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氐族人口集中，可以震慑其他民族不敢乱来，一旦分散了“自己人”，“外人”就会蠢蠢欲动，这简直跟自杀没两样。后来前秦果然被叛乱的鲜卑、羌族推翻，这让许多后来人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皇帝应该把“自己人”拢在身边，否则“外人”坐大造反，你就会落得跟苻坚一样的下场。
果真如此吗？其实不见得。
比苻坚稍早，有个同样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后赵，皇帝是羯族的石氏。老石家因为看到兵荒马乱，皇帝论打数，担心“外人”算计自己，就把大部分同族人都集中在首都附近，光皇帝的两个儿子就各带了10万户。这算是把“自己人”拢到家了吧？结果怎样？老皇帝石虎一死，国内照样发动叛乱。“自己人”羯族因为都集中在首都附近，几乎全部卷入内讧，死伤殆尽，没死的也在后来的异族政变中被杀戮了大半。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民族，就这样在短短几年中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谁是“自己人”？和自己基本利益一致，你发达他就发达、你倒霉他也倒霉的，那就是自己人。如果只信赖同族、乡亲或者亲戚，那么你就算把“自己人”都拢在身边，又能有多少？能守得住万里江山吗？别说前秦、后赵这样的地方割据王国，就是元朝这样的大国，光把蒙古人当“自己人”，不也是一样留下惨痛教训吗？朱洪武后来痛定思痛，不再搞安徽老乡的小团体，而是谁忠心能干就重用谁，这实在是很高明的一招。
那么苻坚怎么后来就垮了呢？那不是分散“自己人”的错，而是他不顾形势，不听劝阻，在自己内部不稳定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倾巢而出去攻打东晋，结果稀里糊涂吃了个大败仗。本来那些“外人”都一心一意指望您能统一天下，他们跟着您可以当元勋、功臣，利益一致。现在您惨得连专车都丢了，亲兄弟都战死了，人家再跟着您保不齐就得满门抄斩，那还有不乱的！别说“外人”真的变成了外人，就连“自己人”也会变成外人的—苻坚派去远征新疆的大将吕光，不但是同族、亲信，还是亲戚，听到他打了败仗、朝不保夕，不一样在回国途中闹独立性，最后赶走了甘肃一带的前秦地方官，自己做了个后凉王国的皇帝？
说到底，皇帝的“自己人”不是同族，不是兄弟，不是老乡，而是自己的政绩和能耐。如果您自己英明神武，国势昌隆，那么不相干的人也会是您忠实可靠的“自己人”；反之，如果国运衰微、屡战屡败，别说同族、同乡，就是亲兄弟、亲儿子，保不齐也正在背后磨刀霍霍，准备瞅冷子算计您的位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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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给自己的脑袋找顶钢盔
提到三国归晋，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杜预。没错，这位文武双全的大能人一手策划了整个西晋灭吴战役的战略框架，最后攻破吴国首都建业的大将王，也是在他点拨下才大功告成的。可事实上灭吴的统帅不是他，而是太傅贾充。这贾充非但没在灭吴大计上出过什么谋，划过什么策，而且一贯反对出兵，甚至几路大军都出发了，他还磨磨蹭蹭不想挪窝，直到晋武帝司马炎说出“您再不去我只好自个儿去了”这等狠话，才勉勉强强跑到离前线千里之外的襄阳“督战”。您说，就这么一位统帅，摊上够憋气不？
可有趣的是，这位窝囊元帅偏偏是杜预推荐的，而且是不管人家乐意与否，生拖硬拽，愣给拖了出来。他吃多了，还是校对《春秋》把脑子弄糊涂了？
才不是，杜预多聪明的人啊，他这招看似给自己请了个干爹，实际上是给自己的脑袋找了顶钢盔。
三国时期，天下大乱，皇帝最不放心的就是大将领兵在外，往往要求出兵大将留下老婆儿子当人质。魏国灭蜀，大将钟会因为是丁克一族，没什么人质可交，就招惹了好一番猜疑，结果钟会果然造反。后来的皇帝，疑心病自更重了一层，就算交人质也不放心了—可不是，既然都决定造反了，谁还在乎老婆孩子呢？
北魏末年，北魏的“影子皇帝”尔朱荣派贺拔岳去攻打地方军阀万俟丑奴，这贺拔岳就曾形容自己的处境是“胜败两难”：败了自然是有罪；即使胜了，也会增加老大对自己的猜嫌。他想出的解决方法就是请了尔朱家族的血亲尔朱天光当大帅，自己当了个副手；结果虽然功劳让那个没什么贡献的尔朱天光分去一半，但任务好歹是圆满完成，自己也加官晋爵，捞到了不少好处。
出兵攻吴，那更是大场面，如果缺乏必要的信任和放权，这仗就没法打。贾充虽然又无能又胆小，还一贯反对攻吴，但他不仅是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还是人家儿女亲家。只要把这尊泥菩萨往大本营这么一放，不但皇帝不会再猜忌，而且各路大将的关系也好协调。反正这家伙胆子小，就算成心捣乱，襄阳离南京，那得多远？
哪怕再贤明、再有头脑的皇帝，总不免认个亲疏远近。燕昭王高筑黄金台，广招天下英才，信任乐毅，雪耻破齐，这气度算得不凡吧？可他愣害怕这些外国人才进自己首都，结果在离首都几百里地的蓟县境内搞了个“下都”安置他们。吴王阖闾算得雄才大略吧？可当他决策伐楚，要登台拜将时，愣就不敢任用伍子胥、伯嚭这两个楚国来的将才，最终看出苗头的伍子胥不得不找来个“假土著”孙武顶账（其实人家孙武是齐国人）。如果遇上脑袋还不如上面二位豁达的帝王，就更需要弄顶保命钢盔，护住自己的一颗脑袋了。
当然，要选钢盔就得选个合适的，否则比没有更糟。唐代名将郭子仪收复长安时，扮演钢盔角色的是唐肃宗的儿子广平王李俶。这位后来也当上皇帝的王子只管政治鼓动，军事问题一概放手，成就了郭子仪的大捷。可稍后的邺城之战，钢盔扮演者变成了太监鱼朝恩。这位仁兄能耐不行还特喜欢指手画脚，结果弄得郭子仪连指挥位置都找不着，最终几十万唐军在劣势敌人面前一败涂地，连两座都城都丢了。钢盔的作用是护着上头，兜着下头，是防御性的，如果这钢盔也跟刀枪剑戟一样到处扎人，那就比没有还糟了。
如果您胆子更大，还可以学战国田齐的司马穰苴，拿国王配发的标准型钢盔—宠臣庄贾—开刀立威。
不过这可是高难度动作，首先这钢盔自己得犯事儿；其次这皇帝脑筋得明白。倘这两件事有一件没把握，我劝您啊，还是好生戴上钢盔，自个儿悠着点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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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三国演义》里有一出“公子刘琦三求计”，说刘琦害怕继母蔡氏加害，向诸葛亮求自保之计。折腾再三，诸葛亮才说出“君不见重耳在外而安，申生在内而亡”这句话，建议刘琦找个机会要求下放地方挂职锻炼，从而避免留在首府荆州，遭到蔡氏的谋害。
诸葛亮出这主意，是因为当时荆州的主子（姑且称之为土皇帝）、刘琦的亲爹刘表并无害刘琦之心，刘琦需防备的只不过是蔡氏的暗害。但就皇帝公关学而言，出外避祸未必安全，甚至可能是死路一条。
南朝刘宋的大臣蔡兴宗曾感慨皇帝脾气暴虐，在首都做官人人自危，十分郁闷，他的几个外甥就劝他找机会外派，他毫不犹豫一口回绝。结果几个外派的外甥在后来的内战中先后丧命，留在危机四伏首都的他不但逃过历次大清洗，还升了官，封了公爵。最危险的地方，结果反倒最安全，这是什么道理？
封建时代讲究的是人治不是法治，皇帝的意思就是法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您只要不跑出国境，下放到哪儿，不还是在人眼皮子底下吗？有好多祸事其实可大可小，皇帝可能为一时不开心要宰你，也可能忽然想通了要饶了你，关键是，你得有化解的机会。留在首都，留在皇帝身边，这化解的机会显然会更多，逢凶化吉的概率也更大些。
更重要的是，玩政治总难免有几个政敌，政敌总难免给皇帝进进谗言，打打小报告，您留在皇帝身边，就有解释的余地，否则很容易让那些恨不得踩着您往上爬的家伙拍得万劫不复。战国时秦国大臣甘茂即将出征，担心一旦不在首都，国王会听信谗言，后来果然差点因此误了大事，这就是个典型的反例。
您也许还会说，我在外地，万一皇帝真要宰我可以武装自卫嘛，再不行可以逃跑嘛。
您又傻了不是：皇上多大权威啊，这首都和外地有区别吗？他就能调动首都的兵？没准您当个市长，想武装自卫，那皇上一道檄文“谁杀了这反贼谁就是那新市长”，您还没等把檄文瞅明白，就得让正憋着提干的警卫人员给弄死。
刘宋时候大将萧道成（后来南齐的开国皇帝）也想外出避难，幕僚纪僧真就劝道，您离开首都，皇帝如果不高兴，一道诏书说您是叛徒，您不是就真完了吗？
瞧，就这么档子事。
回头说申生和重耳吧。申生并非因为留在首都才危险，恰恰相反，他多次被派去远征。大臣狐突、里克都曾评论说，他总不在国君晋献公身旁，才让谗言轻易得手，后来他被诬陷、被逼自杀，也并非没有机会逃跑，而是自己不愿身败名裂地苟活。再看重耳，他待在远离首都的蒲城，可是国君要寺人披*他，给3天限，人家两天就杀到了。后来他流亡19年，丢了俩老婆，有时候惨得连粥都喝不上。要不是那时候还有“外国”，他能不能活命都说不好，又哪里谈得上“在外而安”呢？
听皇帝公关学一句话吧，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最安全，不论您想的是自保还是进取，待在皇帝身边，都是风险最小、利益概率最大的优选方案。
有些事不能太积极
曾经有人总结皇帝公关学要点，说出“功莫大于勤王”的话来，这话其实就对了一半：勤王固然是大功——皇上有麻烦才要人去“勤”，您不怕自己惹上麻烦，去给皇上解了麻烦，这功劳自然小不了。但在皇帝公关学里还有比勤王回报更大的投资项目：拥护一个新皇帝，把原来那皇帝给赶下去。
您想啊，本来人家就是个看着别人当皇帝眼馋、却也只能眼馋的主儿，今儿个给您不轻不重拉上这么一把，忽然自个儿变成皇帝，要什么有什么，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心里够多美？皇帝心里要是美了，您这开国元勋的好处能少得了吗？
不过您可千万记住了，高回报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弄不好是要出问题的。
话说北周皇帝宇文赟得了急病，临死前找亲信大臣刘昉托孤。这刘昉便是个想得高回报的主儿，见皇太子不过是个几岁的娃娃，就打起了抄近的点子，去游说皇后的父亲杨坚篡权。这杨坚心里一万个乐意，可这是掉脑袋的事儿啊，脸上不能不绷一下。刘昉急了，来了句“你快点儿干，你再不干俺自个儿干了”，连激励带帮衬，结果愣是把这杨坚给推到了隋朝开国皇帝的宝座上，您说这功劳大不大？可就这么一位大功臣，杨坚还没正式当皇帝就开始跟他拉开距离，当了皇帝不久又给他办了个谋反的罪名杀掉，前后不过6年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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