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老中产阶级是“小企业家的世界”，这种首领既是熟练的建设者，又是机敏的金融家，他是他所创造并进行经营的产业的进取型所有者，在他的蒸蒸日上的企业里，没有任何与业务有关的问题能逃得出他的审视或漏过他的悉心照管。作为一个雇主，他可以为选拔出来的最棒的伙计提供工作机会。这些伙计则会将自己的薪水省出一部分来通过小的私人投资以使之成倍增加，再运用个人的声望借上一些，尔后便可站在自己的产业上崛起。由于拥有了个人财产，也就拥有了个人的工作领域，因此老式中产阶级是独立的。 但是新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领，与老式中产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在米尔斯的分析中，老式中产阶级是指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新中产阶级则是指挣工资的经理、专业人员、推销员和办公人员。 美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南北战争以后的工业化，并未将爬升的机会带给广大的小业主阶层，而是给了工业界的首领。老式中产阶级比例急剧下降，新中产阶级迅速上升，美国成为了一个雇员国家，而雇员已经没有个人财产（生产资料）。因此，米尔斯说：“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 由于财产集中化，中产阶级中较老的、独立的那些部分的人数下降。雇员的数量增加，工业结构的改变，导致了新中产阶级的各种专门职业的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国家中原来构成中间阶层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农村中的中小有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冲击下明显减少。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劳动分层的加深，管理、情报、信息活动作用的增长，国家行政和企业管理机构膨胀，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成为被雇佣者。1984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表明，独立经营的经理已由1957年的57％降到1970年的27％，再降到1983年的9％，领薪和被雇佣的经理比例大大增加。 米尔斯对美国新老中产阶级的分析，对我们认识我国中产阶层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出现的中产阶层，与美国新中产阶级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的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专门化的职业是中产共同的职业特征。在中国，白领阶层是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部门经理，是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是大公司的技术专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导者或组织者等等。但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权力寻租者、包工头等通过非正常经济秩序获得高额收入的阶层，是我国所特有的。 “知本”等于“中产”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拥有知识就是拥有财富，拥有知识资本的“知本家”群体所组成的生产力将成为一个行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竞争的关键因素。目前全国有3800万专业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成为在众多方面具有示范意义的社会群体，也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载体。 知识分子从事的是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工作，并具有专门的从业资格，从而能够获得高出其他人的经济收入，其职业地位得到社会的肯定。知识分子是专业领域中的专家，知识成为获得物质利益的基本前提。 国家统计局《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显示，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财产越多。户主文化程度为硕士及以上的家庭，其家庭财产最多，户均财产为万元人民币；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家庭，户均财产为万元人民币。户主文化程度与家庭财产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显示以人力资本为主进行分配的格局初步形成。 若干年前人们热烈谈论过的“脑体倒挂”现象已经消失，而今专业技术人员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比重迅速扩大。这是知识经济飞速发展、技术市场化的结果。 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作用和社会地位。最早的知识分子，就像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所说，是“自由漂浮者”——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因为不明确隶属于某一个阶级，因而有着自由思想的特点。“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经典阐释。但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许多人看来已不复存在。众多知识分子成为以知识谋生的职业群体。
未来的中产（2）
有人以为中国现在的中产者是改革初期的那些暴发户。事实上，中国的分配格局已经由当初靠“胆量”和“投机”获取财富，转型为以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为主导。 中国各大城市正在形成一个具有高文化层次、工作稳定、收入丰厚、生活质量较好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接近现代社会职业知识分子的特点。 职业知识分子是中产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据调查，约40％的职业知识分子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加上拥有房产，把他们划归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是名副其实的。 。 想看书来
非典型路线（1）
制定合理的路线图，选择恰当的财富增长方式，是能否中产的关键。中产有三条典型路线——职业、自由职业、创业。 除这三条路线之外，也并非别无他途。 1．婚姻。自古至今，婚姻一直是改变自身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的重要方式。攀龙附凤、乘龙快婿、嫁给有钱人、女白领金老公，都是吸引眼球的关键词。 2．遗产。对于独生子女结成夫妇的家庭来说，意味着可以继承双方父母的遗产。我国自1994年提出开征遗产税，至今尚未实行。但是，征收遗产税的周边环境（如储蓄实名制）已日渐成熟，遗产税呼之欲出。遗产税的特点是起征点高，税率累进。也就是说，继承得来的钱财越多，纳税比例也越高。我国以中产家庭的财产标准作为起征点的可能性比较大。 3．彩票。彩民成为百万富翁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 “2001年山东省的福利彩票销量达16亿元人民币，共产生百万元以上的大奖193个。” “‘重庆风采’电脑福利彩票自去年4月开始发行以来，已经产生了50位百万富翁。” “今年，沪上两种电脑彩票8个月开出了36个百万元以上大奖，每5天产生1个百万富翁。” “佛山即开型彩票半天产生3个百万富翁。” ……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先后推出了福利彩票、体育彩票、足球彩票，平均每一个省市区、每一种彩票、每一个星期，都有可能产生一个甚至更多百万富翁。 4．权力寻租。不合法的和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使得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形成一个数额巨大的非法高收入阶层。据估计，国有资产的流失每年大约有1000亿元人民币。 财富转移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已有社会财富的转移。这主要是指通过各种途径使已经形成的国有资产流向个人手中，这是过去20年中影响社会贫富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主要是“价差”，仅1988年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的方式是“圈地”，也是几千亿元。最近几年，主要方式是利用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将国有资产非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 20世纪80年代，虽然也存在贪污腐败现象，但当时的贪污腐败还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产生根本的影响。但现在数额巨大的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当中发生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可能数量更大，计算起来更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计算出来的。 还应当注意到的一个途径，就是在居民获得收入后的财富转移。这种转移往往是以“随礼”、“人情”的名义进行的。正因为看起来是一种人情往来，人们往往不予注意。但实际上，这已经成为民间财富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一，发生的频次高。在一些地方，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无论是生病、迁居、孩子结婚、父母祝寿，都可能收到可观的钱财。一个县委书记说，他因病住院，光在病床下发现的钱就达30多万元，想退都无法退。第二，牵涉的面广。据媒体报道，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收受贿赂150多万元，审查的结果是，全县没有一个单位不向他行贿的，全县科级以上干部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由这个途径导致的财富转移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与商人行贿不同的是，行贿的官员与公务员，同时往往也是受贿者。这种以民间的方式进行的财富转移，实质上是收入的再分配。 通过以上四条非典型路线，可能只能达到中产的财富标准（请注意：不是收入标准），而职业、学历等硬性指标，以及地位、品位、格调等软性指标，无法靠这四种方式获得。 中国有“一劳永逸”的成语，民间传说和童话寓言中更遍布对“摇钱树”“聚宝盆”“芝麻开门”的期盼。现实生活中“一劳永逸”，甚至“不劳而获”的机会确实存在，比如继承遗产、中彩票获大奖等等。但是，这种突降式的意外馈赠并不能保证人生幸福。人生之旅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天然的难度和丰富的历程。那些省略了创业史而一夜暴富的人群中，少有幸福者。 如果把通过这四条非典型路线获得中“产”的人确定为中产，则有失严谨。学者萧功秦在《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那些投机商、暴发户、利用权钱交易的权力寻租者，利用权力地位取得财富、地位等稀缺资源的人们，严格地说，并不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除此之外，合法暴富的彩票中奖者也难以进入中产阶级，因为大多数彩民文化程度较低，属于社会中低层次。 开征遗产税的意义 一是可以调节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整个社会食利阶层人数，倡导自强自立的风气；三是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 除了上述功能外，征收遗产税，还可以促进公益事业的繁荣。这一点，连税种设计者也始料未及。国外富豪热衷于慈善事业，固然有人格高尚的一面，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与开征遗产税不无关系。与其让万贯家私最终大部分缴了税款，不如提前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赢得生前身后名。
非典型路线（2）
目前，开征遗产税的国家有100多个，开征遗产税带来的社会效益，要远远大于其经济效益。
职业规划的意义
美国著名管理专家William J．Rothwell对职业生涯规划内涵的界定是这样的：个人结合自身情况以及眼前的制约因素，为自己实现职业目标而确定行动方向、行动时间和行动方案。个人在了解自我的基础上确定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目标并制定相应的计划，以避免就业的盲目性，降低从业失败的可能性，为走向职业成功描画最有效率的路径。 中国企业界缺乏合格的职业经理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职业经理人缺乏合适且严密的个人生涯规划。大多数职业经理人在企业中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