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郑裕彤先生之后，和田一夫在这里招待了许多香港商界人士。他们一致认为由正宗的榻榻米、木质天花板、地板构成的纯正日式房间在香港太过稀罕。因此，在和田一夫这里享受正宗的日式房，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品尝日本菜肴，非常惬意。
和田一夫两处个性独具的“迎宾馆”，实际上成了和田一夫顺利进入香港华人商业社会尤其是巨头财阀圈子的坐骑。
和田一夫实在是驾驭时势的顶尖高手。
谁能算得清，这两处“迎宾馆”为和田一夫带来了多少效益？
从不赚钱处赚大钱，这是商业法则的上乘哲学。和田一夫挥洒开来自如称心，滴水不漏。
日本人做生意，一般都是纯商业做法，用个贬义但较准确的成语形容，那就是“唯利是图”。
同一宗生意，假如一个陌生人给出的条件比自己的亲兄弟优惠，那么，多半的日本人会毫不犹豫地与陌生人交易。
日本人在商业行为上绝对排斥感情。
相对而言，中国人经商就富有人情味，讲交情、讲信用。商业行为直接渗透到衣食住行。
既然移居香港，成了香港人，铁下心来在香港做生意，就要学会一套香港式经商作风。
和田一夫在成功地把握两处“迎宾馆”作超值发挥的同时，听取了一位华人财阀的建议，购买了一艘在香港排位前五名之内的大型游艇。
这位财阀告诉和田一夫，香港人谈生意，离不开游艇和饭桌。
华人社会讲究门当户对，假如你没有一艘豪华游艇，就无法驶入华商巨富们的港湾。
和田一夫买下的这条大型游艇，舱位宽大，可乘坐50人左右，内设豪华的会客室和三间卧室。
在艇上可举办宴会，招待商业伙伴。
香格里拉酒店郭鹤年董事长曾经这样对和田一夫说：“在办公室里洽谈生意就像是一张包装纸，只有在游艇上或在主人家里一起用餐这样的交往中，才真正谈及实质性问题。”
一语道破华人经商风格的天机，也一语点醒和田一夫这个外乡人。
因此，和田一夫连同游艇一道，买下了三幢海滨私人别墅。
初时，游艇的原主出于关怀之心，劝说和田一夫：“你今后不仅需要游艇，也同样需要别墅。”
和田一夫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以为连别墅一起买，费用一定很高。但卖主一报价，竟是与游艇单价相差无几，几乎就是奉送。
和田一夫乐得连游艇带别墅一同买下。
这游艇和别墅在原主手中也招待过李嘉诚等要人的。而这游艇和别墅是香港经商必需的“社交场所”。
香港是英国上流人士和华人共同开发的。香港的统治者是英国人。而英国是等级森严的古老国度。太平山顶原来只有历届港督才能在此建造别墅，后来英国的巨富陆续入住。
中国人和日本人原来是根本不能入主的。
云峰居的原主是英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董事长。汇丰银行是香港金融界第一大支柱。
和田一夫从蒲伟士董事长手中买下这“香港第一豪宅”，显示了八佰伴在香港的社会地位。
自1841年（道光20年）1月26日，英国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在香港岛西北部一个高约200英尺的海角登陆，第一次升起米字旗，正式宣布占领香港以来，150年，香港的上流社会几乎一直都为英籍人充斥。
因此，华人财阀的日常生活里除了保留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外，深深渗透着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
在游艇和海滨私人别墅里招待客人，就是移植于英国上流社会的社交习惯之一。
华人又很讲究门当户对。假如你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地位和身份的体现，那么无论你多么精明强干，你还没有与华人财阀交往的资格。
和田一夫拥有了“香港第一豪宅”云峰居，装潢了香港独一无二的日式房，购买了全香港位列前五名之内的大型游艇和三幢美仑美美的海滨私人别墅。可以说，在与华人财阀交往的硬件建设上已经扎下了根。
事实上，这些物业为和田一夫创造的效益，价值已远远超出其本身。
比如说，日本财阀要会见香港经济界要人时，一般要有较长时间的预约，同时必须通过某人的介绍。
而和田一夫则可直接联络，因为彼此已经是朋友。
如蒲伟士先生、李嘉诚先生、何鸿囗先生、郑裕彤先生、郭鹤年先生等等一大批香港财经界顶尖巨富都已常来常往，过从甚密。
“硬件”已完备，和田一夫就积极开发“软件”。
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蒲伟士董事长的引荐下，和田一夫加入了皇家赛马俱乐部。
香港赛马会是香港经济三大支柱之一。另两大支柱分别是长江实业集团、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皇家赛马俱乐部实行会员制。在该俱乐部里，日本人会员寥若晨星。
究其根由，日本企业的最高负责人不来香港，而属下的第二、第三把手，该俱乐部又不予接纳。
香港的上流社交圈有着强烈的家族性的一面。在香港的日本分公司职员之所以无法打入香港经济的核心，是因为日本企业的最高负责人自己不愿跳出集团圈子。
蒲伟士先生是赛马的热心人士。和田一夫经他推荐，参加皇家赛马俱乐部，并不时应他之邀，去观看赛马。
和田一夫偕夫人坐在皇家赛马俱乐部高级厢座里，颇为引人注目，因为日本人就只有和田一夫夫妇俩。其余均是香港高级社交圈里的英国人。而且，和田一夫夫妇的厢座就在蒲伟士夫妇的隔壁，即使在高级厢座中也是最高主座席。
和田一夫在这里经蒲伟士先生引荐、介绍，相识了许多香港高级社交圈中的名流显绅，包括许多英国系统的商界人士。
和田一夫还参加了由一位法国葡萄酒国际权威主持的一个世界美食家俱乐部。
就是这位先生，在太平山顶的云峰居成为和田一夫的迎宾馆的那天黎明，特意从法国给和田一夫寄赠上等香按。
和田一夫在美食家俱乐部也结识了许多商界巨头。支撑香港经济的华人头面人物，几乎都是美食家。
和田一夫在云峰居宴客，一般以西菜为主，日本菜为辅。在湾仔总部宴会厅，则一般都上中国菜。但无论上何种菜，和田一夫都极为讲究。
对客人的口味首先要打听清楚。比如吃不吃鱼，是否喜欢生鱼片；喝不喝酒，喝哪种酒不喝哪种酒，等等。
其次，材料要货真价实。比如牛肉，绝对要正宗的日本松阪牛肉，而且一定要从日本运来。因为无论美国牛肉，还是澳洲牛肉，都比不上松阪牛肉。
再如厨师，从香港酒店之冠的半岛酒店请来。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和田一夫已经完全蜕变成一个香港人，成为华人社会中之一员，对华人的经商习惯、生存之道已相当熟捻。
华人社会是家族社会，八佰伴也是家族。因而其价值观是相通的。这也是和田一夫得以顺利进入华人社会的原因之一。
移居香港后，和田一夫对华人经商风格感触较大的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香港的华人大企业不独占利益，而是互相分享。
因此，和田一夫每每接触华人头面人物，钦佩之情便会油然而生。
在华人社会里，企业高层或实业家为分享利益，经常通过富有人情味的交往，一起探讨协作的可能性，研究合作计划，所以彼此很自然地交换大量信息。
其二是华人实业家当机立断的经商准则。
有一次，和田一夫当面请教李嘉诚：“您对于新项目，一般是怎样做决定的呢？”
李嘉诚答道：“一旦有了新想法，我马上考虑和谁一起搞这个项目，先在脑海里定好伙伴，接着我就打电话去请他合伙。”
首脑亲自通电话，这在日本商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和田一夫对此感到惊讶。但惊讶不止在此，应李嘉诚之邀的对方回答说：“请让我考虑一下！”仅仅只过了一刻钟，对方就复电：“OK！”
这就是华人经商当机立断的作风。
和田一夫就亲自接过李嘉诚邀他当商业伙伴的电话。比如在澳门建造休养胜地、在香港蓝田开店等项目。
和田一夫也就礼尚往来。比如计划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创设国际购物中心，就直接与李嘉诚联络。
在这样直截了当的联络交往中，彼此沟通了大量的商业信息。
而日本的企业体制却无法当机立断。因此，尽管日本企业在香港有很多机会做大宗生意，但往往由于这个原因错失良机。
一个日本公司香港分公司的经理，曾经不无抱怨地向和田一夫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回，李嘉诚在宴会上向他述说了一个携手合作的好主意。他一听就拍案叫好，差点脱口而出：“就这么办！”可是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地吞回去：他没有这个决定权！
他只能按部就班报告日本总部，经过层层探讨论证研究，最后决定参与该项目的时候，时间已过了1个多月。
黄花菜已凉，李嘉诚早就与其它企业合作上了。
要命的是绝大多数日本企业根本无视华人的这一商业作风，甚至连起码的理解的努力都不去做。
日本企业和华人实业家很少能够成为商业伙伴，这不能不说是其根源之一。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田一夫总结了香港和日本经商习惯和商业体制等方面的异同和优劣。
和田一夫认为由下而上以及传阅批示的日本式决策方式，在统一职员意见这一点上，效果是显著的。尽管这对于集团的运转十分重要，然而却也不能忽视其消极一面。
消极面就是要用过多的时间才能拍板定夺，没有人负责做决定，坐失良机。这些消极面容易造成谁都不负责任的后果。
与日本相比，香港的商业社会更接近欧美模式。
和田一夫认为，日本“以和为贵的精神”确能发挥日本式组织力量，有其积极一面；而香港、欧美采用的“职权分明”的“从上而下”方式也有其积极一面，如果把这两者的积极面结合起来，那最好不过了。
香港式经商法有其利益共享、当机立断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根据和田一夫的观察，华人实业家在自己所能见到的范围内经营得非常出色，但似乎不善于经营组织化。
纵观中国餐馆经营状况，发现他们一般雇用亲朋成友，生意做得红火，但却不愿培养人才，提高他们的能力，来加强经营组织化。
和田一夫设想，如果华人注重信用的经营诀窍，能与日本企业重视培养人才、讲究经营组织化的诀窍合二而一，就会诞生一种完美的经营方式了。
和田一夫完全融进了香港这个华人大家庭，颇有点乐不思蜀了
第16章 餐馆称王 香港札幌情两依
“九七”临近，又兼1989年那场风波，香港中国餐馆出现大雪崩现象。和田一夫当机立断：大规模收购中国餐馆。3年创百店，成为香港中国餐馆之王，继而在世界各地开设连锁店。八佰伴国际饮食公司不到一年就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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