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多积累，多涉猎，那么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就会多一条路，多一个选择和机会。
积累丰富不仅对找工作有好处，更重要的是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多接触，就能多体验一些新的有趣的东西，你的世界就更加丰富多彩。同时，我也相信，一个知识面广的人会更加富于智慧，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思路更灵活，思维更开阔，不至于钻牛角尖。总之，利用好上大学的这几年时间，尽量积累、沉淀，这是以后一笔巨大的财富。
同时，实习经历是一笔资本。学习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就业，尽可能为自己安排多领域的实习。在国外，大学生会不断去实习，他们叫作“Intern”，就是“实习生”的意思。他们会去大机关、国际组织、企业等地方实习，虽然工资微薄，甚至没有收入，但他们不在乎，主要是为了积累经验和资历。在他们以后找工作的时候，这些实习经历将是一笔不错的资本。
而且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喜欢什么，适合做什么。这样找工作的时候也就更加具有针对性。
还有，好心态很重要，要培养一个好的心态。
我一直看重一个好的心态。人在智商方面当然会有些区别，后天的教育甚至会继续扩大这个区别。但是真正到关键时刻，决定胜负的往往是心态。你看那些乒乓球运动员，都非常优秀，都是第一流的运动员，但是到了最后阶段，比的就是一个心态，很多技术一流的运动员就是在心态这一关上落下马来。因此我们的年轻人怎么培养自己一个好的心态就显得很重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对事物充满好奇，不要把成败看得那么重，这样的孩子我才觉得是有希望的。
有一次在国外，一个公司大老板请我们吃饭。吃饭的地点，他专门选择了他儿子打工的餐馆。他并不是为了刻意显示一下他对孩子的要求多么严格，会让他在餐馆里面打工。只不过是因为他那一段时间和我打交道比较多，很尊重我，所以那天吃饭的时候，他想让儿子见见我。他把一个端盘子的小男孩叫了过来，说这就是我经常给你说到的那个龙部长，你认识一下。他觉得让一个外国客人知道自己的孩子在一个餐馆打工，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把这件事看得很淡。我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外国人在心态这块真的做得很好，面对事情，大都能做到心平气和。
这些年，我们中国人整体上还是比较浮躁，往往急功近利，不够踏实。上自政府，下至平民，做出来的很多事情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在作秀，做个样子给别人看。比如政府做的很多面子工程，年轻人为了成功而上蹿下跳，四处拉关系，这些都是很有问题的，暴露出目光短浅的弱点。
所谓“路需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对年轻人来讲的话，就是不要那么急于求成。急于求成往往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压力，你现在刚出社会，就想功成名就，那是不大可能的，必然会不断跌跟头，所以这种奢望只会让自己饱受失败的挫折。其实人生很长，要有耐心，一旦制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努力，没必要心浮气躁，一步步地走，慢慢就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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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慢一点，再慢一点
◎白岩松
焦虑的背后是过去太慢了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事事“求快”的时代。评论要抢“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车选择高铁，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有的还要现房现车这似乎就是一个个客观且真实的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人们的心头被一种求快怕慢的焦虑包围着。有人问我：“岩松，你是不是也会有焦虑？”其实，焦虑当然会有，尤其在二三十岁的时候焦虑感更强。现在也会焦虑，但更多的时候会劝解自己，努力去抑制焦虑，因为我发现焦虑并不起作用，焦虑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往往是一个糟糕的结果。因此，现在依然会焦虑，但慢慢地学会跟自己对话了。比如，在我二三十岁的时候，跟别人聊天，腿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抖动。可能很多人有这个习惯，下意识的。我是这几年慢慢跟自己对话，现在我可以做到腿不动了。1米1花1书1库1 ；www。7mihua。com
其实这是心里焦虑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焦虑是进步中的痛苦，而非退步当中的痛苦。因为我们是在经历一个很特殊的时代——一个非常低水平的瓶颈被打破了，但是高水平新的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焦虑的背后是有“求快和急功近利”的因素，但是这背后更深的背景是我们过去太慢了。
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海拉尔，呼伦贝尔草原，那时候还归黑龙江管。在我小时候，我能看到的报纸是三四天以前北京的报纸。因此当很多人问我，白老师你是不是从小就喜欢新闻，我说对我们那儿的人来说没有“新闻”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读到的报纸都是三四天前的，哪谈得上是“新闻”。那时候到一趟北京需要几十个小时，而且慢车偏多。没有电话，要找朋友聚会完全凭运气。比如你约了几个朋友在哪儿见面，他要是没在家，你就得在家门口等着，但是好在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半径很小，大多时候都能等得到。
总体来说，我们那时候处在一个低水平的平静当中，但是改革开放迅速地来了。其实，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也在焦虑着传统的、非常低水平的慢。2007年我去日本了解到一个细节，邓小平当年去坐新干线的时候，当时日本人蹲在那儿给他介绍新干线，邓小平一直没有接话，他的思绪已经完全飞走了，他在想自己的事情，突然间他说了一句：“我们现在很适合坐这个车。我们太慢了，我们走都不行，我们要跑。”因此，中国的改革是以打破那种低水平的慢开始的。于是有了邓小平的那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还有启动中国改革的一个著名的标语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称为“深圳速度”。我曾做过一组节目叫“中国标语批判”，其中第一个就是这个。不是说它有什么错，而是它在过去30年是对的，但是这几年我们要重新反思，它不一定成为我们永远的标语，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进步中的问题。
不应再用江湖规矩行事
2011年7月24日，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在青岛发生“打人事件”，奥运冠军王濛牵涉其中，冬管中心也很快宣布对王濛的处罚：取消王濛国家短道速滑队队员资格，取消王濛国家队队长资格，禁止参加国内外一切比赛（无限期）。
王濛事件发生之后，我做了一个节目，采访了王濛。其中有一些就是反思，看来有一些事情不是越快越好。比如出了一个事之后，我们就急于陈述原因，媒体追问，老百姓也要追问。当然探究原因的冲动和愿望是正常的，但是为了这种愿望和冲动就快速地给出原因的过程有可能是糟糕的。因为调查的过程是公开和透明的，我们就可以相信他，要给他时间进行充分的调查，然后给出更准确的答案。否则，有可能是敷衍了事，仅仅是为了要迅速地把这个事摆平。
“摆平”是中国挺有意味的一个词，也是在我们思考“快慢”时挺有意思的一个词，“摆平”不一定是对的，因此，不能越快就越好。比如王濛这个事，从青岛打架到王濛等人被开除出国家队，时间并不太长。有关方面认为，一切调查都已清楚，因此迅速处理。可事实上，从丽江到青岛，事件中很多关键事实都还云里雾里，王濛欲言又止；王春露也许也有很多委屈，可作为国家干部，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各路记者，拿着从不同角度了解的不同真相，凭自己的感觉和好恶展开了各自的评论。快速处理不仅没有摆平一件复杂的事，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口水和麻烦，以及不同当事人的不同委屈。可这个时候，处理意见都已出台，先不管当事人服不服和接下来改不改，仅就我们这些看客来说，就有太多的不服和不解。
问题就出在这儿，咱们不是处理，而是要迅速摆平。“摆平”与“处理”是两回事儿，“摆平”是江湖的做法，“处理”是依法依规依程序的。现如今的中国，虽有江湖，可已不该总用江湖的规矩来行事，但总有些人心存摆平之念，以为一摆平，事儿就过去了，可惜，总要留下很多后遗症。这反映了我们的一种心态：急于看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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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另一种速度
十几年前，在当时建设部部长俞正声的办公室，我正好要采访他。因为就在头一天，重庆的綦江虹桥垮塌了，突然电话响了，是总书记的电话，问关于重庆虹桥垮塌的事，问他这是什么桥，他说拱桥。然后总书记在电话里就说了一句话：“赵州桥不也是拱桥吗？怎么没塌呢？”
还记得十多年前采访世界著名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时，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贝老您觉得北京的建筑怎么样？贝老的回答是：“好在北京的规划很好，将来拆起来会很方便。”我永远记得这句话。
我们已经很难回到那个时代了：一个工匠做一个工艺品，用一生的时间。
中国为什么现在一切都急功近利，一切都想急着要处理？可能来自过去我们穷怕了慢怕了，现在就想快速富，想快点走，想快速地实现目标，一切都想快。快，成为中国这么多年的一个倒影。ㄨ米ㄨ花ㄨ书ㄨ库ㄨ ；www。7mihua。com
我们还会发现，现在所有需要细工夫慢慢打磨出来的东西都不好卖。据我了解，过去故宫以及北京的一些重要的皇宫建筑，用的全是“林青砖”。林青的砖都是一块一块打磨出来的，但是现在这种砖已经到了濒临被市场淘汰的边缘。因为它的制作工艺复杂，虽质量好，但耗时耗力，所以价格也相对比其他的砖贵，没有人愿意买，大家更愿意买那种更快的更便宜的性能价格比更高的。
中国人都在求这个“性能价格比”，每个人都想付出最小的代价捞取最快的回报。“快”，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了一个不好的词汇。其实“快”挺好的，“快”本身从来不错，要不奥运会能说“更高、更快、更强”吗？但是当你想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回报的时候，“快”就成了让我们感到很难过的一个词汇。
很多人在“723”动车事故出完之后，开始质疑速度，说速度是不是可以降下来？其实跟京沪高铁的每小时300公里比起来，动车速度没那么快，尤其出事的是第一代的动车，其公里数可能也就是一小时200多公里。对此，我看到英国的交通事务学者胡德说的一句话：“高速交通的关键在于调度和轨道维护。是否仅仅把速度降下来就能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