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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槽》 一（4）
王逸走的时候，跟院里闹得非常僵。刚开始是跟室主任闹，后来是跟人事处闹，最后是跟院长闹，闹到最后，院里把他的档案卡住不放，就让他那样成为“黑人”走的。至于职称，王逸走的时候倒是已经定了，但是只是下了一个院里的红头文件，并没有颁发正式的职称证书，事实上，那时候院里也基本上不给任何人颁发职称证书，仿佛是院领导有先见之明，知道这些小子们早晚要走，能捏在手里的东西就尽量捏在手里，王逸这样一闹，当然是永远不打算给他发什么职称证书了。
王逸下海大约一年之后，回到设计院。王逸这次回到设计院，是院长亲自接待的，因为他是给设计院带业务来的。这时候的设计院已经事业单位企业化，需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一旦需要自己养活自己，那么能带来业务的就是大爷。大爷来了，院长能不亲自接待吗？
其实不仅院长待王逸热情，整个设计院的人待王逸都热情。待王逸热情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他给设计院带来业务的原因，如果那样，那也太小瞧这些知识分子了，毕竟，王逸带了的业务所创造的效益摊到两千名工程师头上，还是微不足道的。大家待王逸热情，是因为这些人从院长待王逸的态度，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是那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价值。特别是那些在墙里不香的工程师或助理工程师，自认为在设计院受到了像当初王逸一样的不公正对待，通过王逸的衣锦还乡，一下子找到了证明自己价值的最好范例，所以，见到王逸比见了海外华侨还热情，更有几位直接向王逸打听深圳这边的一些情况，就差没有说“把我也带去”这样的话了。其实说与不说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在一次宴席上，王逸公开地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各位放心，到深圳来找我。听口气，仿佛他已经是老板了。
王逸后来果然就真成了老板了。
两年之后，王逸再次回到设计院。这次王逸回来的目的没有上一次那么明确，但是身份却明确多了。一看就是老板相。头发烫了，烫成了卷发，像非洲人。另外就是脖子上戴了一个又粗又大的金项链，并且这种金项链跟内地人戴的金链子明显不一样，具体表现就是它实际上并不是链子，而是一个一个金珠子，显得特别的沉重。尤其能表现王逸老板身份的是他说话，王逸这次回来说话粗声大气，先声夺人，一副爆发户的架势，如此，院里人都相信，王逸发财了。
“发财不是目的，”王逸说，“主要是想做点事情。”
说着，王逸开始给人发名片，名片上写着：深圳深宝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王逸工程师。在当时，法人代表就是老板的意思，比如像设计院，过去书记是一把手，后来搞法人治理，院长是法人代表，院长就是一把手了。一把手就是能拍板的人，而且老是能拍板，所以，所以就是“老板”。
大约是王逸下海五年之后，华东设计院已经彻底地企业化了，因为原来主管华东设计院的国家部委都被改革掉了，谁还会养它？所以，不仅企业化了，而且地方化了，由原来的部属设计院变成了地方设计院，可惜这个地方太小，根本承受不了一个拥有两千多名工程师的大设计院，于是，地方上表现出了务实的态度，拱手将设计院下放给了当地的钢铁公司，而钢铁公司本来就有一个设计院，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小设计院”。然而就是这个“小设计院”，也任务不饱满，再接受一个大设计院怎么弄？最后，慑于地方上的压力，勉强接受了一个改革方案——让“小设计院”兼并大设计院，但对外继续保留大设计院的品牌。本来小设计院的人在大设计院的人面前是矮一等的，现在儿子突然被宣布成了老子，兴奋得整个小设计院像过年。过年之后，清醒过来，觉得老子不是那么好当的，至少，要给儿子饭吃。但是，小设计院的人本身就吃不饱，哪里顾得上突然之间收养的一个肚子比他自己还大的儿子？最后，出路当然还是依靠改革，第一项改革就是人员精简，凡夫妻俩都在设计院的，必须下岗一个。
单位的这项决定看似合理，其实是制造夫妻矛盾。至少是制造了张绍康跟他老婆之间的矛盾。关于他们俩当中哪一个下岗的问题，张绍康跟老婆商量了几天，也没有达成最后的意见。
按照张绍康的意见，老婆下岗，老婆下岗之后还可以在家相夫教子，而张绍康一个大老爷们，下岗之后做什么？再说，这时候的张绍康已经提拔为耐火室的副主任，相当于副处级，大小是个领导，下岗了不是可惜了？
“中国的政策是说不定的，”张绍康说，“今天下岗，说不定明天又上岗。只要我在这个岗位上，大小是个领导，到时候就能说上话，能替别人说话。既然能替别人说话，那么就肯定会有人主动替你说话，这叫官官相护。所以，留着我在岗等于是留着青山在。”
老婆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婆认为应该她留在岗位上，张绍康下岗。只要她留在岗位上，家庭就有了保障。女同志毛病多，一旦下岗，再有个病什么的，不是很麻烦？
“你是个男人，”老婆说，“大小还是个领导，即便下岗，也总有办法。”
“还是你下岗。”张绍康说。
“还是你下岗。”老婆说。
张绍康突然想起一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东西，这还没有大难临头呢，就各顾各了？
“我下岗了，你让我干什么？”张绍康问。
“干什么你总有办法，”老婆说，“你总不能连兔子都不如吧？”
老婆最后这一句话起了关键作用。是啊，张绍康想，我不能连兔子都不如吧！于是，为了证明自己“如”兔子，张绍康下岗了。
《跳槽》 二（1）
张绍康下岗之后就来到了深圳。事实上，无论头先下海的还是后来下岗的，从华东设计院出来的人，大多数都到了深圳。当然，这些人都来深圳与王逸在深圳有关。所谓与王逸有关，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投奔王逸去的，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投奔王逸，之所以说与王逸有关，主要说是与王逸的示范作用有关。由于王逸以前在华东设计院是“工程师”，是“兔子”，属于不得志甚至是被人瞧不起的角色，所以，他的成功反差巨大，给了设计院的人这样一个印象——深圳是能改变人的命运的地方。既然如此，当他们的命运需要改变的时候，或者被迫需要改变的时候，当然就首先想到了深圳。比如张绍康，张绍康下海之后本来是可以去上海的，去上海离家近，而且关系也广一些，但是，一想到王逸那个神气劲儿，张绍康就不服，就想比试比试，想着王逸都能做到的，我张绍康一定能够做到，而且做得更好。如此，张绍康当然选择深圳。
张绍康来深圳虽然比王逸晚几年，但是，起点却比王逸高。首先，王逸当初下海的时候，除了有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之外，什么都没有，而张绍康不一样，张绍康来深圳的时候，不仅是高级职称，而且还是副处级干部。在张绍康看来，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只要是官，不管是哪里的官，总是可以得到诸多方便和照顾的。其次，王逸来深圳的时候，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自己找工作，到处找工作，到处碰壁，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跟盲流没有多大差别，而张绍康不一样，张绍康一来，准确地说张绍康还没有来，就已经找好了关系，来了就有工作，并且是管理工作，所以，张绍康的起点比王逸高。
张绍康是通过佛山的一个朋友介绍进入裕隆铝型材厂的。佛山的朋友叫蔡国雄。蔡老板以前做陶瓷建筑材料，跟张绍康他们的专业有关系，头二年张绍康在华东设计院担任耐火材料室副主任的时候，跟蔡老板有过业务联系，二人合作得蛮愉快。当时，蔡老板还打算高薪聘请张绍康去佛山发展，但当时张绍康刚刚被提拔为副主任，并且提拔了之后，马上就参加了市委组织部组织的处级干部“三讲”学习班，顿时感到自己已经是“处级”了，想到老父亲革命了一辈子，只是到了离休的时候才勉强享受处级待遇，更加感受到自己的前途无量，哪里肯去给私人老板打工？所以，一口回绝。谁知山不转水转，这才两年的时间，张绍康就找上门了。张绍康找上门之后，蔡老板就感到很为难，因为他已经不做陶瓷材料了，而改做塑材门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以前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这样，张绍康的专业就用不上，即便再聘用张绍康，也不可能支付当初许诺的那种高薪水。蔡老板当初许诺的的高薪水是给本专业的专家型副总准备的，所以不能给张绍康，可是，毕竟当初说过，现在如果聘用了张绍康，但是却不能支付当初说的那个薪水，肯定有说话不算数的嫌疑，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推辞。在蔡老板看来，张绍康是个非常有身份非常要面子的人，只要他稍微表示一点为难，张绍康肯定就知趣地说：“算了，我也就是随便问问”。但是，这一次蔡老板想错了，这一次在蔡老板表示为难之后，张绍康并没有说“算了”。
《跳槽》 二（2）
张绍康说：“没关系，其实耐火材料也属于建筑材料，只要与建筑材料有关系的基本上都可以搞。再说，我这几年主要是做管理工作，如果有管理方面的职位也行。”
张绍康这样一说，蔡老板就知道不好推辞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不聘用他的决心。最后，借口他的工厂主要在佛山，离深圳蛮远，把他介绍到深圳一个朋友的工厂里，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裕隆铝型材厂。
蔡老板在给裕隆铝型材公司的黄老板推荐张绍康的时候，当然没有说出他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只说是张绍康自己不想去佛山，想来深圳，并且说张绍康是个人才，是高级工程师，是处长，等等。总之，最后的结果是裕隆铝型材公司的黄老板同意聘用张绍康来他的工厂工作。
不要小瞧这个“同意”，在深圳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按照深圳的惯例，不见到本人一般是不会随便答应聘用的。
不知道是蔡国雄的面子大，还是在黄老板的眼里，大陆的“处长”是个很神通的人物，总之，黄老板不但答应聘用张绍康，而且安排他做中层干部，具体地说，就是安排他当正在筹备中的销售部负责人。
现在人们知道，销售部门在企业中的位置相当重要，生产是为销售服务的，要么怎么说“以销定产”？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象张绍康这样的“处长”都不知道。当时在张绍康看来，这个所谓的销售部负责人跟当初夹着个包求他们设计院向建设单位推荐耐火砖的乡镇企业推销员没有什么两样，是个一天到晚低三下四点头哈腰求爹爹拜奶奶的角色。这算什么“管理岗位”？张绍康想。想归想，但还是来了，不来怎么办？前面说过，张绍康学的是耐火材料专业，在华东设计院，这是一个辅助专业，比如设计院承接了某钢铁厂高炉设计任务，高炉内衬耐火材料的选择和设计，就落实到张绍康他们头上。不要小瞧这个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