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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相对于各厅而言，更具实力的中央各部，尤其是其中所谓“实权”机关的服务水平却处于下游。行政自治部以极低的分数排在纠察和治安机关之后，这说明行政自治部一直被普通国民和地方政府视为“恶婆婆”。
另外，外国企业对韩国行政部门和公务员的评价同样很低。最近，大韩商工会议所以102家外国企业为对象进行了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其中的人认为韩国“政策没有一贯性”，而占的人则指出韩国行政部门之间的意见缺乏统一性。在对行政服务的满意度进行的调查中，的人表示不满意。
“恶婆婆”——公务员的形象（2）
“在不足六个月的时间内频繁更换政府部门负责人的国家，怎么能够使我们放心投资！事业的成败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由于韩国的政府部门之间经常勾心斗角，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决定将投资转移到马来西亚发展事业”。
这是近两年内曾在韩国推进28亿美元规模的投资，最终却决定放弃的道康宁公司的无奈选择。
为何各界对韩国政府的评价会如此糟糕？据说，以往外国政要来访韩国时，是在彻夜灯火通明的政府办公大楼中，寻找韩国如何由废墟中崛起并取得辉煌成就的答案。
在70年代末期，政府在公务员的主导作用下，通过动员全部人力及资源的高效发展模式，两手分别抓经济和安保事业。一个因战争而荒废的国家，只利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便制造出汽车、轮船、飞机的部件，这样的事实确实可称之为奇迹。但是，在进入8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产业化步入轨道、民间部门的发展逐渐成熟，企业可以独立履行其决策方针，国民整体的教育水平及对政府的期待值也随之得到了提高。另外，由于*化意识萌生，开始出现“官僚集团成为*权力后台”的批评之声。
此时，政府应该追求*、开放的行政方式，将其职能由主导者转换为调停者。努力解决劳资纠纷、贫富差距、地区矛盾等问题，为形成国民社会并使之正常开展社会活动而提供帮助。另外，整个国家需要步入国际化进程。
但是，官僚集团却怠慢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非但没有实现职能的转变，反而因害怕失去自己掌握的权利，没有积极主动地适应行政环境的变化，而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
官僚集团在社会体制的本质正在变化的情况下，却想垄断权力、影响力和信息，拒绝接受社会的多样性。平民政府（金泳三政府）末期，政府对经济专家提出的外汇危机警告不予理睬，甚至连报告书都不允许呈报，这种事例昭示出最明显的官僚主义特征。
一针见血地说，政府陷入危机的原因在于其无视周围环境的变化，反而固守以发展为主的中央集权制行政状态。因此，政府履行的行政服务，不是以作为国家主人及顾客的国民为中心开展的，而是依据政府机关的便利主义低水平运营，陈腐的规制泛滥，使各种不必要的政府行政制约因素逐步繁多起来。
可以这样说，公务员的行政便利主义、官员的自以为是，是滋生在传统官僚组织中的一种病理现象。如果想要根治这种顽症，仅靠在当时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消极对症疗法，是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必须果断地进行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方可治愈。
1985年，我以第十二届国会议员的身份首次访问印尼时，在那里亲眼目堵了印尼极其严重的*现象。在机场，工作人员虽然对我们这些国会议员没有进行限制，但是对于普通的旅客而言，即便是在机场找一件行李这样的小事；都要对其进行贿赂。
如今，执政数十年的前总统苏哈托被人民武装驱逐下台。他全家人持有股份的企业数量达到1000余个。据统计，其子孙、亲戚所占有的400亿美元财产，足以与IMF提供给印尼的430亿美元相媲美。目前，仍保持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与其情况非常相似。由此可知，一个国家行政部门的透明度是衡量其社会健康发展可能性的尺度。
学者们指出，公共管理领域的效率性和合理的预算、通过正确的会计及其报告体系有效管理人力和物质资源、对官僚行为的制约性、可持续发展的规则、司法机关独立解决矛盾、废除多余规则、构成积极创新的组织、引导并促进社会变革、防*透明性、公开利用信息分析和讨论政策的可能性等是一个“优秀政府”所具有的特点。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韩国政府距离“优秀政府”仍有较大差距。韩国行政部门的高费用、低效率结构和由此产生的落后的政府竞争力已经原形毕露，所以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
令人心寒的政府机关服务态度（1）
1998年4月7日，我在行政自治部网站（）上，设立了一个栏目“与部长对话”。希望通过此栏目，可以让国民畅谈对行政自治部的政策建议及改进事项等方面的问题。
在这一栏目中发表的贴子，只有我和发贴人可以看到。因此，很多人在此发表坦率、多样化的意见。例如家庭主妇、上班族、公务员、学生、研究员、教授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可以通过“行政现场”直接陈述其所面临的问题。部分没有机会与部长会面的公务员，也可以在此将其对结构调整和促进改革的意见以及个人苦衷等提出来。虽然我的工作比较繁忙，但是几乎每天我都要查看普通国民或公务员坦诚布公的苦衷和提议，并积极地将其反映在改革项目和政策构思方面。
不过，令人心焦的是；在政府宣布改革已过六个月的今天，我们依然会不时地听到民众对仍高踞其上的基层行政机关或警察的批评指责：“为什么依然如此？”、“为什么行政部门仍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呢？”部分民众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向我反映公务员恶劣的态度依旧没有发生变化的具体事例：
“我是一名准备经营酒店的私营业者；在向所在管辖区厅申请营业执照时，负责办理该事宜的公务员扩大解释法律条款，故意拖延时间为难本人。原本只需三天时间就可妥善处理的事情，经过十一天后却依然不见端倪。起初；为强调本店是健康、价廉的练歌房式酒店，我将酒店取名为《Park＋练歌房酒店》。但是，在提交申请五天后，前来现场审查的公务员对我说，如果取名为‘练歌房’也许会与练歌厅混淆性质，要求我将‘房’改成‘王’字，称为《Park＋练歌王酒店》。按照他的要求，我修改了酒店的名称。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又要求我将酒店内墙壁上介绍经营项目的壁报字体全部更改。再次听从其言后，料想不到他却要求我将‘练歌’二字去掉，否则不颁发营业执照。于是，我列举了采用与之相似的名称正在营业的其他酒店，并对此提出抗议。他却强词夺理地说‘那不是我审批的，你不要与其他业主做比较’，而且强调就是要对我采取特别限制。
随后，他又向我提出取得LPG（液化气）使用许可、加入保险、堵塞天棚孔口、去除曲目壁纸、建筑物地下阶梯除酒店工作人员外禁止作为主要出入口使用等很多个条件。
在这个IMF时代，难道我们个体商贩就要遭受罪犯一样的待遇吗？。迫于无奈，我只好如数执行该公务员的要求，但是，与此同时却给我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成南市：L某某）
“前几日，我去更换机动车牌照。办理之前，我准备详细咨询一下相关的变更要求。接电话的人态度却极其恶劣，通了数次电话才了解到具体的办理程序。但是在去办理更换手续时，他们却告诉我还缺少一份资料，令我无功而返。另外，因为需要办理各种繁杂手续，所需费用也颇多。可他们却连最重要的‘手续费’问题也未告之于我。试问这样的事情是否应提前告之，以免带来诸多不必要的麻烦。
几经周折后，我终于备齐各种资料及手续前往注册事务所，负责办理该业务的公务员只瞥了一眼，就吩咐我去邻窗确认内容。邻窗的公务员在简单确认后，认为不存在问题便加盖了公章，随后吩咐我回原窗口办理。我想如果能够将这两个窗口并为一处，办事效率一定可以得到极大提高。再次回到原窗口，这次他吩咐我将原车牌交上来。但车牌已经生锈，螺丝也变形，不好卸下来。我冒着大雨费了半天劲，才把车牌照卸下并交上去。之后，他让我去指定窗口办理交费手续。交纳手续费时发现所需不菲，幸亏我早有准备，缴费过程还算顺利，否则只能手持车牌四处借钱了。
令人心寒的政府机关服务态度（2）
就在我以为终于将事情处理完时，却没想到他又告知我，需去指定窗口购买债券并将收据转交至第一窗口的工作人员。在一切就绪后，我仍需要去别处交纳费用方能领取车牌。
更换一个机动车牌照竟如此麻烦，这令我感到始料不及。我们的身份似乎并不是国家的主人，而只是接受国家恩赐的乞丐。如果客户前来办理更换牌照事宜，负责该事宜的职员在收取相关费用后，直接带领客户领取新的车牌，事情处理的一定会更加方便快捷。”（庆南昌原市：J某某）
“我是一家小饭店的业主，需要经常腌制咸菜。自从实行垃圾从量制后，作为一名合法国民，我积极响应环保号召及为节减垃圾处理费而实施的政策法规，从来没有违反过政府对垃圾袋的使用规定。
一次，我在腌制咸菜后，发现垃圾袋已经使用一空，便立刻去购买垃圾袋。但是回来时发现，在这片刻的时间里，已经有一位垃圾管制员在此拍照，并对我开具了罚单。我急忙上前解释具体情况，但他并不理会，反而冲我大声喊叫，用威胁的口气催促我去交罚款。
他的年龄与我的儿女相差无几，但他对待我的态度就如同对待犯人一样。我感到他有些过分，随口反驳几句，当然也向他说了些求情的话。但他却用威胁的口气对我说，在规定期限内若不交纳，将追加100万韩元的罚款。我难以分清，这究竟是为民众服务的区政府，还是为罚款而存在的监视团体？”（首尔家庭主妇：P某某）
“如果时间允许，您应该到‘地区民防卫’的紧急集合场所查看一下，您会发现那里正在上演一部电视剧。代替‘民防卫队员’前来参加活动的人包括其父亲、侄子、母亲、祖母等各类人群，可谓五花八门。并且，与统长关系亲近的人根本无须参加集合，更有甚者依托关系将其亲友的参加证转交给统长，借此炫耀自己和统长的关系。医生、律师、税务师、会计师等高收入人群，或是花费几十万韩元雇佣别人代替自己，或是直接将钱交给统长了事。
试想一下，如果战争果真爆发，需要紧急集合时，这些平均年龄达40～50岁的民防队员，能够走上战场吗？这些人当真是因为爱国才来参加紧急集合的吗？我认为不应以相关公务员的职守或安保理论为准则改善民防卫制度，而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首尔龙山区：H某某）
当然，上述民众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