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朱新礼在东里村施行的“新政”，包括如何收回土地，如何放弃种粮食，如何种植葡萄等，整理成材料，用8分钱的邮票寄到了北京。后来，上级派了一个调查组来了解情况问他为什么要告状。理由是：农民以粮为天，朱新礼不务正业，让农民把地都种上葡萄了！
于是，在1986年的全县农村工作大会上，竟然发生了这样出人意料的一幕：
县领导发话了：“我们有些人，有的省级劳动模范，在农村搞什么土地改革，居然不让农民种粮食……”矛头所指，大家都心知肚明。
尽管没有点自己的名字，朱新礼心中有数，县领导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由于举报信和批评，朱新礼丢掉了全国劳模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资格。
对此，朱新礼总是淡然一笑。“个人的名利是次要的，提高农民收入才是重要的。” 朱新礼后来说，“那阵子，我没有吃到大家的一颗葡萄，我吃到的是上级的批评和村民们的议论。不过，这些都无所谓……”
许多年以后，朱新礼回到山东老家时，又见到了当年那位县领导，他亲口告诉朱新礼，“其实当时（1986年）那次大会上我是想批评你的。”彼时孰是孰非、谁对谁错的问题已经不言而喻了。但朱新礼对那个已退下来的老领导依然特别尊重。
事实也证明，朱新礼的做法是很有先见的。
就在朱新礼1984年当村长号召农民们种葡萄的十几年以后，沂源县委、县政府正式发布红头文件，号召全县人民种植葡萄，做大做强这个产业。现在的沂源县以及周边的沂水县、临朐县、蒙阴县都大面积地发展了葡萄，几十万亩葡萄带动了一个大产业。每到收摘季节，从广东、福建来的汽车排成了长龙，成了沂蒙山区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但有谁还能想到20年前种植葡萄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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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说敢干敢变的总经理
1987年，东里村数十个村办企业整合起来，组成山东省沂源县东里工业集团，朱新礼兼任总经理。
不巧的是，就在朱新礼走马上任时，正碰上商品短缺、原料紧张，东里工业集团前景暗淡。“屋漏偏逢连阴雨”，原料价格一路攀升，管理瓶颈、资金短缺、产品更新，寻找新的出路，是朱新礼急需解决的问题。
朱新礼是个敢想、敢说、敢变、敢干的人，面对如此困境，他决定背水一战，带领公司转型，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险”。
在全体职工代表大会上，他明确提出了创新的观念，制定年度计划，并提出部门负责制。
在具体做法上，他实行了“三步曲”，首先针对一些人“官本位”思想重、整天讲空话不务实的现象，朱新礼提出，转变观念是最重要的，管理人员思想要转变，要识大体，顾大局，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
其次，落实责任制，对各部门进行具体分工，下达各部门的指标，围绕目标开展工作。各单位行政主管要向经理办公会汇报本单位的计划和任务执行情况。
第三，关停并转包多项改革措施并举，一切以利润说了算。
朱新礼以身作则，带头做工作总结，也要求所有职工认真总结经验，各项工作有了一个新突破。
他亲自带队对所完成目标进行严格的考核，并根据考核的情况来选拔干部，打破终身制。
这次大胆的“历险”成绩斐然，东里工业集团迅速扭亏为盈，改革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有人认为朱新礼命好，还有人认为他赶上了好时机。
其实，天上不会掉馅饼，“自助者天助之”，朱新礼的成功靠的是自己的远见卓识、自信和胆大。
在东里工业集团的那段经历，为朱新礼以后创业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也为他成就大事打下牢固的基础。
他在这些经历中，积累了创业的资本，在这块“实习”基地上，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为他以后创立汇源，大胆革新，开拓进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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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的大学生
到1989年的时候，36岁的朱新礼已经做了6年多的村官。真金不怕火炼。朱新礼以他过人的才能，很快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被他们当做一棵好苗子。但此时的朱新礼却觉得自己还需要继续“充电”，好好“修炼”几年。尽管在当时，“知识经济”一词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流行，但他相信，未来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知识的时代。
终于有一天，按捺不住的朱新礼走进县长的办公室，试探性地问道：“我想出去学习深造，组织上能不能予以考虑？”没想到县长居然爽快地答应：“没问题，等我消息。”
县长很快安排县委组织部的鲁部长，让他跟上级组织部门联系，准备把朱新礼作为沂源县后备干部培养对象，送去学习。不久得到批复，朱新礼被安排到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习。
于是，朱新礼离开东里的乡亲，开始了三年的大学进修生涯。
“十年###”时期，大学曾经一度停办，许多人不敢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1979年恢复高考后，许多“大龄青年”纷纷进入大学校园。在朱新礼的同学当中，他算是比较“老”的一个，被同学们称为大哥。朱新礼被分配到7楼一个8人间的大宿舍，住的是架子床的顶铺。尽管条件简陋，但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使得“###”期间错过了学习的朱新礼第一次正式走入大学的课堂，充溢在他心中的是一种特别的###与激动。万分欣喜之余，朱新礼也感到了一些压力，毕竟自己的基础并不是很好。
“三十而立”，此时的朱新礼依然是年轻而朝气蓬勃，比年轻的“学弟”们多了几分成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朱新礼也感觉到自己年轻了不少。在和大家一起学习的过程中，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年轻人的活力和闯劲。
在学校的日子里，朱新礼每天提前预习当天要学的功课。每次上完课后，他都及时复习、整理笔记。晚饭后，他习惯性地散散步，然后继续到图书馆上晚自习。就这样如饥似渴地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学习管理、政治、文学、金融等。
至于生活、待遇，老朱根本顾不上计较。在进修了一年多之后，山东省冶金厅的一位朋友专程去学校看望他。这位领导一走进朱新礼的住处，立马懵了：8人间，还是顶铺，堂堂的省级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优秀企业家，竟然住在这地方？
朋友立刻找学校的有关领导了解情况。原来，朱新礼来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就简单地办了个手续，填上自己的名字。一贯低调的朱新礼从来不愿炫耀自己，更没有亮出过省级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优秀企业家这些耀眼的“王牌”。
如果不是朋友出面过问，校方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位“名人”大学生的底细。了解了朱新礼的“真面目”后，校方赶紧安排给他改善待遇——让他“更下四层楼”，从7楼搬到3楼，住两人间的房子，而且为其配备了电视、电话，待遇“大大改善”。
现在回忆起来，朱新礼的确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深造的时间。谈到当初“躲”进象牙塔“闭关修炼”的原因，他曾经这样解释道，“我是觉得自己要把握好时间——应该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去学习，在经济繁荣发展的时候出去创业。而我学习那两年正是经济最低迷的时候，所以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这里，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惊叹朱新礼的选择。选择在1989年去进修学习，对朱新礼来说，也许时间点的选择带有偶然性，但现在回顾起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他所选择的时间正当其时。
朱新礼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学习机会。同时他也的确把握住了这“最好的学习机会”。对于这段学习经历，朱新礼曾感慨地说道：“如果没有在管理干部学院学习的话，我可能会在村里一直干下去，或者是在地方政府混个一官半职，也就不会走上创业这条道路了。我觉得人生需要不断地学习，这对培养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很重要，也可以开阔眼界，甚至影响今后的道路。”所以，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三年是朱新礼最难忘的三年，也是收获较大的三年。朱新礼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从2000年开始，他专门拿出30万元作为学院的奖学金，持续十年，每年都要邀请学院的老师同学来汇源做客交流。
在经济干部管理学院进修的这段时间，朱新礼不仅从书本上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同时也学到了诸多课堂之外的东西，甚至有过一些“有趣的小发现”。比如，有时候，对老师讲的课没有兴趣，不想听的时候，肚子就饿得特别快，有时离下课还有好长时间就想着吃饭了。下课铃一响，他就往食堂跑。有意思的是，当他把这个小秘密告诉自己的同学时，全宿舍8个人竟然“同病相怜”。不过，这件小事给他一个启发：人们越是没事干，肚子饿得越快。
当然，并非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这样，有些老师课讲得非常有趣，他越听越想听，有时候竟然都意识不到快要下课了。他自己解释说，“越是忙起来的时候，意念一转移，反倒不觉得饿了。你看炒股热的时候，人们就忘了吃，忘了喝，但闲下来的时候，就会想着去喝酒，吃零食……”
于是，逆向思考之后，颇有商业头脑的他，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全国人民能够闲起来的时候，消费品需求不一定会下滑。”
“给我一个全县最差的企业干”
1992年初，朱新礼被调到沂源县任外经委副主任。当时外经委的办公室，1间屋子里坐6个人，其中1位主任，4位副主任，1位秘书。5个主任每天的工作就是开会、讨论、批文件、看报纸，唯一的秘书扫扫地、打打水、迎来送往。
朱新礼所面对的工作模式，是一些政府机关部门典型的工作模式——朝八晚五，报纸茶水。对多数渴望“当官”的人来说，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铁饭碗”。
朱新礼可是个闲不住的人，很快他就烦了。幸好，他还有爱学习、爱读书、爱看报的嗜好。
在机关里工作，倒是可以成全他这个爱好。于是，工作之余，他就如饥似渴地从报纸、杂志上索取信息，学习新知识，不断地充实自己。
1992年春天，87岁高龄的###，从1月18日到2月21日，相继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陆续发表了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重要讲话。
小富即安、吃老本不符合朱新礼的性格，为了创造个人的更大价值，他果断地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决定。“现在身体好，精力也旺盛，如果再不干，就晚了。” 在###南巡讲话的鼓舞下，朱新礼这样对自己说。
第二天，朱新礼就找了沂源县委书记陈传玉同志，要求“给我一个全县最差的企业干”。陈书记让他找分管工业的丁副书记。
于是，他就走进了丁副书记的办公室。
还没等书记招呼他坐下，朱新礼张口就说：“丁书记，我不想在政府机关干，想去干企业。”
丁书记眼睛都瞪圆了：“新礼，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朱新礼摇摇头：“不是，我已经思考再三，你从全县找一个最差的企业让我去，哪一个企业都行。”
丁书记耐心地说：“新礼啊，算了吧，不要去受那个罪了，好不容易从乡镇企业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