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台以来两岸交流的迅速发展，对民进党“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具有根本性解构作用。
长期来看，台湾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行为模式都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国民党正在试图通过改变行为模式来改变在政党斗争中的被动地位，其行为模式的改变似乎是可以预期的。不过对国民党来说，改变行为模式的核心问题是改造“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党内政治文化，这对号称“百年老店”的国民党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相比较而言，民进党在短期内进行政治行为模式转型的可能性并不大。原因在于：一、政治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能量传导到微观政治行为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台湾这种能量传送主要是通过选举的汰洗机制来完成的。二、民进党在经历了长期的选举操作和“本土化”运动之后，内部已经形成了对自身政治取向的群体思维定势。群体心理学认为，高内聚力的群体在决策时往往具有一种倾向，以为他们的决策一定没有错误，甚至为了维持群体表面上的一致，所有成员都坚定不移地支持群体的决定，与此不一致的信息则被忽视，这种现象也称为群体决策时的倾向性思维方式……在对立性思维模式下，民进党的群体性思维特征相当明显，要改变该党这种思维习惯诚非易事，必须经过选举不断失败的惨痛教训后才有可能。三、民进党支持者的观念会在岛内政治结构和两岸关系结构分化之后产生一定程度的分化，但是这个过程更加漫长，作为政治文化的政治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对其赖以产生的政治结构有维持作用。在民进党的支持者中，对立性思维还会有一定的市场，这种情势对民进党政治行为模式转型产生的拉扯作用自是显而易见。政治行为模式的改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衰退的发展。当然，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既可以使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衰退消解，也可能使政治衰退进一步恶化。这一切端看台湾主要政党政治行为模式调整的方向和效果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