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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需要道义承担和责任分担的，不过对于企业家来说，最首要的责任往往并不是捐钱捐物，而是首先要经营好企业、为市场提供最好的产品或者服务、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后者对于社会的贡献其实并不比前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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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则徐到吴敬琏
鸦片战争一役，大清能臣林则徐并未能为满人的大清帝国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华文明打出一个海晏河清的局面。文明板块的撞击，倒是很快震裂了中华的苍穹，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化作一个“三千年未遇之奇变”的参天问号。
斯时至今，大凡有点家国情怀、历史眼光的中国人，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只要开始迈开思维的脚步，就都无法绕过这块落自苍天的问号——“如何结束灾难，如何复兴中国”。
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灾难接着灾难，屈辱连着屈辱，危机跟着危机。对亡国灭种的忧与惧，对中华文明的痛与恨，曾深深折磨着中华的仁人志士★，林则徐、魏源奇变一代如此，康梁戊戌一代如此，孙黄辛亥一代如此，陈独秀、鲁迅五四一代也依旧如此。而绝对孤独中的陈寅恪和顾准同样绕不过“娜拉走后怎样”的天忧。
“结束灾难，复兴中国”成了中国这一百多年来最基本、最核心、也最紧迫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活跃起来的知识分子，如袁伟时、吴敬琏、茅于轼、朱学勤等，在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时，也大多把对于“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追问和求解，视为自己学问研究的第一、同时也是终生的推动力。
1945年之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总算缓解，但是神州大地上的灾难却仍未见减少。其后，一个旧世界被砸烂了。一切“牛鬼蛇神”、“害人虫”和“资本主义尾巴”也被横扫净尽了。但是这个灾难原本就深重的民族和国家，也被推到了奄奄一息的边缘。浩歌狂热之后，面有菜色的中国人终于看见天上的深渊——与天、地、人“其乐无穷”地斗了几十年的国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口袋和脑袋也被斗得“一无所有”。
此时，一个并不算高大、也没有多少“帝王相格”和“帝王习气”的身影正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沿向中心回归，这次真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了——中国的国运正到了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在后世的史家眼中，这一幕必然悲壮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次真正是“时间开始了”，但是太多的灾难、太多的屈辱、太多的险恶、太多的绝望、太多的自相残杀和太多的“无端狂笑无端哭”，已经让这个民族清醒地体味到“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艰巨、复杂和欲速不达了。
走过1989年，走过1992年，走进新的千年，也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中国人用自己的设备遨游了太空，中国经济的起落正在左右世界的物价，中华民族的信心曲线，正攀向1840年以来的最高点。
自信从来不在举国狂呼“战天斗地”、“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出现，真正的自信总是与清醒和谦虚为伍。
所以；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才会成为数千年来人类最有力的棒喝。
第四代中国领导人，是最自信也是最清醒、谦虚的一代，所以他们对人的极限是清醒的，对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苦难、屈辱和绝望是深有感受的，对复兴中国的困难是有充分估计的。2003年###总理访问美国时，对着哈佛大学的学生说：“中国要达到美国这样的水平，至少还要两百年的时间，几代十几代人的奋斗。”
时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参天的问号，仍然高悬天空！
容不下书生的书桌
从旧中国的“士农工商”到新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在中国的社会生态群落中，商人群体，除非不存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尾巴”都被割掉之后，知识分子就成了垫底的臭老九，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孤例。看来连商人都不能容忍的年代，瞧不起商人的“士”也是不会好过的！），只要存在则始终都是排到末尾。晚清和民国尽管专门制定了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但是这毕竟不是我们文明和社会自发演变的结果，而是因应危机的被动选择，所以在主流意识当中，商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一旦时机成熟必成众矢之的。
晚清和民国都鼓励工商业，但是传统文明中蔑视商人和随意干扰经商活动的惯性，仍然让中国商人无法真正地生存，光是地方官吏的压榨就难以承受，为此很多中国商人选择了与洋人挂靠的办法，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戴“洋帽子”★。通过戴“洋帽子”确实为他们的生意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和欺压，但是他们因此而获得的“洋买办”和“假洋鬼子”称号，至今还是中国话语中分量很重的蔑称。
在一个以做官为本位而且对商人歧视和不信任的社会里，“官办企业”、“国有企业”的出现自然是必然的结果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民国，再到“一大二公”的苏式计划经济，其实“官有”、“官办”、“国有”思想可以说一脉相承的。中国人对“官有”、“官办”、“国有”始终有最大的热情，只是名称、推行手段和实现程度的不同而已。
总之，在中国的社会生态中，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就算他们获得巨大的成功后，也要用“官与士”的油彩来涂抹自己，以便在这个蔑视商人的社会之中获得体面和安全。晋商如此，徽商如此，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典型。
与这么一个社会生态和文明意识相对应，英雄的名分便不可能与商人有任何联系。一个因为贞洁而饿死或者自杀的妇女可以成为英雄，一个为表孝道而自残甚至是虐待和残害儿童（自己的儿女）的愚夫都可能成为官方表彰的英雄，成为见经见传的楷模。但是一个商人绝不可以，哪怕他是清白的，哪怕他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传承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实际上是做官高，因为“学而优则仕”才能兑现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而商人最合适的帽子还是“重利轻别离”的“奸商”和“小人”——我们的文明认定了“无奸不商”的逻辑。
这么一种文明意识和社会生态结构，加上缺少“灵魂的认真”（周国平语），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官方以外的社会力量存在，不可能有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之外的价值体系。
所以，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官为本位的一元权力结构始终无法打破，以官为本位的一元社会体系、一元文化价值体系、一元话语体系始终难以消解。我们的国度几千年来就像一锅粥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始终无法像欧洲一样做到“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而这么一种文明和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静态的封闭循环，为了追求这种稳定的封闭循环，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子民和社会肌体进行削足适履的“阉割”——“才行反时者杀无赦”★。任何有别于主流的独立思考，任何掌握财富和资源的商贾，往往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理论和知识创新的学术力量，缺乏能够调动较大笔资本和资源的商业力量，这个社会就只能像闻一多所说的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在这样的社会，不仅老百姓只有“做稳了奴才”和“求做奴才而不得”两种状态，只有这样，现代文明的璀璨明珠才可能在我们的家园上盛放光芒，我们的社会才能既可以与手执权柄的高位重权相处，又可跟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相安，还可以跟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大哲狂儒相对，如此，我们才可以真正缔造和进入一个完善的和谐社会。要知道，容不下商人的柜台，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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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过河石头”（1）
为了走出埃及，摩西带领犹太人履海而行。为了走出灾难和落后，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不喜欢在人间造神，自己也不伪装成神。他深知人造之神的险恶与阴毒，他深知中国必须走出“旧约”，必须走出人造之神的阴影。
邓小平不是神，但他的语言风格像极了圣经——简洁明了、平白如水，却有高山大海般的力量。
有人留恋高呼万岁、凭票买粮的日子，但是邓小平说：“不改革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有人看不惯以前上衣的兜兜比自己少两个的人比自己过得还好，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习惯了按指示和文件办事的人不习惯新有的自由，邓小平说：“不要争论，要敢闯敢试！”每一句话都和他的身材一样短小精悍，但每一句话都像一颗子弹一样，有力地射向潜藏在那些恐惧的灵魂深处的撒旦。
过河，摸着石头过河！
回望历史，我们仿佛听得见急流的水声，看得见踏入急流的一个矮小身影。
然而，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一群被折磨得两股战战的灵魂，一群未曾真正温饱过的生灵，一切又谈何容易？
但第一块石头被摸到了。摸出这块石头的是一群农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批农民。那些喉舌媒体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得很伟大崇高、意义重大，但是，这些农民兄弟可是提着脑袋冒死一试的。马克思把农民比喻成散乱的土豆，毛泽东也把中国农民说成是一盘散沙，必须装进结结实实的麻袋。他们看不见散沙中藏着金子和钻石，看不到单纯、粗犷的头颅中潜藏的能量和智慧。小岗村的农民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之前，多少中国农民因为作同样的尝试和思考，而惨遭批判，被投进监狱，甚至是断送了性命★。
小岗村的故事成了中国所有报纸的头条后，被饿死了上千万的中国农民，也开始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按级别、凭票证、排长队购买粮食的风景线和无数瘟疫般的历史滑稽剧，一起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子。
几乎同时，第二块石头也摸到了。香港，这个启动了一种没落文明形态土崩瓦解的进程、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开始在烈焰里焚烧的地方，此时成了打开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成为撬动了一个大国命运的支点。
“杜鹃啼血悲天泪，精卫填海夜夜心”——中国人对于香港的情感是痛楚而复杂的。然而如果用一种放大的历史视野和胸襟来观察，这个被中国新闻业鼻祖王韬描写为“蕞尔绝岛”的弹丸之地，实际上是历史巨人的神来之笔。近代中国多少至关重要的风云变幻，实质上都发端于这个小岛，然后风卷残云、雷霆万钧地激荡于中华大地。没有香港★，满清帝国不可能遭受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重创，不可能有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不可能有孙中山“驱除鞑虏”、结束数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把香港看作是陈腐、黑暗的帝制文明的终结者，一点都不为过。然而，历史赋予香港的使命不仅仅是终结，还有开创。
“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把一段本需用“大江东去”的气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