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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中国力量》的难度和精彩并不输给上述两本名著。原因在于，作者是把一个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与共和国的历史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们希望“从一个企业和企业家的成功来透视一个国家的力量，从一个国家的变革来解读一个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他们首先寻找到了一个典型的坐标——1954年出生的楼忠福和民营企业广厦集团。楼忠福出身农民，没有接受过多少学校教育，身处政治和体制边缘，而又拥有浓厚工商传统的浙江东阳。他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角度——以大历史的视角和宏大叙事的手法进行展开，作者显然发现了一个难得的事实：主人公楼忠福的命运曲线起伏与新中国的国运曲线变化完全吻合。他们运用了一个很好的观点——没有中国民营经济的力量，就没有中国改革的未来。而今天楼忠福（2004年富豪榜排位名22）和广厦（企业资产140亿）的成功，无疑为这段历史和本书的书名标示了最好的注脚。
要构建并驾驭这样的场面并非易事，需要作者多方面的积淀和功力。作者龙镇洋和周建顺显然是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十分好，这得益于他们凝重的历史感、责任感和生花的妙笔。所以整本书洋洋洒洒、酣畅淋漓，给不同的读者留下了充足的阅读、思考和启发的空间，无论你是政治家、企业家、学术家，还是公务员、经理人、创业者，抑或是学生和普通读者，只要你关心共和国改革发展的历史，关注自己和国家前行的方向，你都可以悟到真谛并从中受益。
那么，《中国力量》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呢？在我看来，无论作者讲述了多少历史和楼忠福及广厦的故事，但字里行间分明还是在阐述和梳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力量——这同样是一个宏大的评题，在此，笔者不妨斗胆试列举如下几条。
第一是政策和制度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抉择和制度安排，都可能构成这个国家国力强弱、国运兴衰的时代变奏曲。共和国经历了反复试错，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坎坷，终于得以拨乱反正，日渐强盛。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反思文革的时候就说过：“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话今天仍然值得国人深思。
第二是改革和开放的力量。放眼当今的环境，不能改革开放，无异于坐以待毙，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企业也好，都莫不过如此。所幸从1978年以来，我们逐渐选择并坚定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道路，才获得了今日可喜的局面。然而，改革开放远非大功告成，它仍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挑战和任务，我们仍然需要铭记那句“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的警诫。
第三是民营经济的力量。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没有民营经济的力量，中国的改革和进步就完全不可能——过去不可能，未来也不可能。”民营经济从“野生”状态到登堂入室，说明了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符合时代的进步潮流和变革的要求。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力量，将继续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四是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力量。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竞争。企业，或者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和核心力量，因此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竞争，最终表现为企业力量、或者说企业家力量的竞争。环顾全球，哪个国家的综合力量最强，哪个国家必然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优秀和最庞大的企业群体和企业家队伍。从这个意义来说，本书作者把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力量看作支撑中国国力崛起、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中国力量”，是一个富有创见、深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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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力量（2）
第五是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从事组织管理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全部内涵，是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的同义词。企业家精神是带来改变的原动力，它为企业带来创造性的想法，并帮助企业增长、盈利和创造价值，它使企业家能够识别并抓住机遇，并通过投入时间、精力、资金和技巧来实现其想法，承担市场风险并获得市场报酬。企业家是商业世界中充满活力的催化剂，是在大量普通事件中敢于求异的独立思想者、创新者和风险承担者。这种力量是一个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力量》一书为我们活生生地展示和注释了这种宝贵的力量。
当然，作者在书中还揭示了许多其他的意义重大的课题，但在我看来，作者的立意和宗旨是非常鲜明的，那就是不遗余力地对如何保护和发展这些力量进行鼓与呼，并坚定地摇旗呐喊，这些怕也是这深远的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确值得隆重推荐，更值得读者认真阅读和思考。
评《中国力量》（1）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龙镇洋和周建顺写的《中国力量》，是以楼忠福和广厦的故事为轴心，从一个人的成长透视一个国家的力量；又从一个国家的发展变革解读一个人的命运。正因为这本书的特殊视角，我对它发生了兴趣。
中国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面貌已今非昔比。经济实力增加了六七倍，人民生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正在告别屈辱的时代，开始扬眉吐气了。自从1840年鸦片烟战争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努力，现在才结下了果实。改革前的一百六十年不是外国人欺侮，就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外国人欺侮不欺侮我们，我们做不了主，但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却完全是不必要的。满清时是保守派和维新派斗，民国以后是军阀和军阀斗，再就是党派和党派斗。最后解放之后是阶级斗争，其实并没有什么剧烈的阶级矛盾，都是人斗人的借口。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基本上避免了自己人斗自己人．要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恐怕这是最基本的一条。这本书的书名叫《中国力量》，力量从何而来？从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来。最好根本就不要有人和人斗。
中国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这三千多年中，安安稳稳的年代不多，只要看人口的变迁就可以知道。在西汉平帝时中国有六千万人，过了一千年到了宋朝真宗时，人口反而锐减到1600万，一直到明朝人口才恢复到六千万。在人口统计数字剧烈变动的背后，是多少家庭的妻离子散，生灵涂炭。这些老故事其实解放以后还继续着。三年灾荒有大约5％的人没能挺过去，饿死了。文化革命中又有上千万的人挨整，整得死去活来。改革后25年的太平年代虽然时间不长，可是十分珍贵。如果我们能够再维持二三十年的太平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梦想大概能够实现了。
为什么要回顾这些故事？因为我们有些人还不懂得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或者对内斗缺乏警惕性，自觉不自觉地正在走上内斗的道路。龙镇洋和周建顺写的这本书，反映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作者在代序中说，″基于我们对个别学者貌似崇高而实质荒谬的言论的担忧，我们在动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抛去了传统人物传记的写法。我们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物而写一个人物，我们试图通过这本书来对这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作一个实质性的解答″。香港商报社长吴松营在序言中更清楚地说，″对于有悠久的蔑视商人和仇视财富传统，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理念的中国文化来说，要把企业家力量看作国家力量可能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还说″个别本港学者还跑到内地鼓吹歧视和打压民营经济力量的偏激概念，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和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意见的不同并不奇怪，但是如果发展到划分成为两个阵营，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那就值得警惕了。
国内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位主张善待企业家，另一位认为需要善待的是工农群众。应该说他们两人都不错。主张善待企业家的也没有说不要善待工农群众；主张善待工农群众的，如果不反对善待企业家也没有错。依我看，所谓善待应该是保护的意思，那么企业家和工农群众都需要保护，因为我们的政府常常超出法律侵犯他们。如果说善待是给优惠，我反对给任何人优惠，因为优惠的反面就是歧视。得到优惠的一方是优惠，未得优惠的一方就是歧视。不管是企业家也好工农群众也好，都没有理由得到优惠。一视同仁，法律目前人人平等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过去我们优待工农群众，歧视″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不让入党，参军，提干，出国，甚至不让上大学，那就完全错了。好在现在这些政策已经被放弃，现在讲的是人权，是人人平等。
企业家和工农群众并不处于跷跷板的两头，一个上升另一个必定下降。相反，他们处于同一个升降机里，要么一起上升，要么一起下降。这台升降机就是整个国家或社会。国家欣欣向荣时，所有的人得得益；国家混乱时所有的人都倒霉。这已经是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可惜人总是健忘，过去的教训还得再重复体验一次。
一个国家治乱交替而不是长治久安，一般认为是因为压迫日盛，矛盾激化所致。但是解放后的经验却不是这样。依我看，解放后并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斗争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因为我们迷信那个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管是粮食不够吃，是青年得不到就业，是经济落后，统统用抓阶级斗争的这付药来处理。改革以后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并没有彻底批判过这个学说，它时隐时显，还在人们的头脑里起作用。它成为国家安定团结的重大隐患。
在一个社会中，利益的冲突永远存在着，关键是如何处理。按照现代文明国家的经验，对每个人平等地赋予人权保障，是解决问题的原则．偏袒任何一方都会造成另一方面的不公。我国的人权状况应该说不断有所进步，尽管比较慢，而且还有个别倒退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人权状况比之二十五年前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显然我们应该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谋求靠阶级斗争来解决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没有前途的。一个阶级推翻了另一个阶级之后，就会等着下一次自己被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幕幕戏。人与人相斗争，谁也没得好处，生产没有任何进步，人心锻炼得越来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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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力量》（2）
社会永远存在着矛盾，表现为贫富的矛盾，有钱有势和无权无势的矛盾。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平等的。勉强去做的结果，我们也是领教过的。穷人造富人的反，打倒富人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本来穷人有希望变成富人，其中也有少数穷人真能变成富人。可是彻底打倒富人的结果是连这点希望都没啦，因为中国变成了穷人国了。大家又说，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都是农民工造的，财富是工农群众创造的，顶多还有知识分子。这话不错，但不全面。请问，改革以前也有工农群众，也有知识分子，为什么高楼大厦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