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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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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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挥个人所长。”那么,我们就从这句话所揭示的理论讲起,帮助张五常理解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工人不愿意领他开的600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对所谓“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一段精彩的归纳:当一个人能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社会回报率”时,经济运行才最有效率。当“个人回报率”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个人就不会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了,个人的闲暇时间也就升值了。
  把话说得再白一些,当一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时,他能立即从这种贡献中按正当比例分得“红利”,那么在利益的激发下,许多人都会争先恐后地造福于社会。如果取消这种红利,或者只奖赏很小的红利,和其对社会的贡献远不成比例,人们就宁愿闲着不干事。
  这一理论,其实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拥抱。他们认为企业家创业不容易,必须从他们的贡献中分得红利,否则就无法鼓励最优秀的人来当企业家。对此,我完全拥护。但是,下面就是我和这些主流们的分歧。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企业家改变了中国,小民百姓多属于一个月领600块的跟从者。所谓“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回报率”的理论,只对企业家适用,对小民百姓则不适用。我则认为,同一理论,对任何人都适用。工人为什么从工厂跑掉?为什么日本工厂里的工人不跑?美国工厂里的工人不跑?因为在人家那里,工人到工厂上班,他们从这种活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社会回报”是接近的。在中国,工人去上班,如果拿600元的月薪的话,能养活自己就不错,根本无法照顾家庭。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回报”(即对社会的贡献)相距太远。所以人家才会跑掉。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张五常这位自称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真搞不懂吗?
  张五常还说:“北京有很多智囊……要搞什么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么最低工资,还有什么反垄断法。”那么请问,现在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福利制度?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反垄断法?以美国这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福利最少,最讲究自由竞争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其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医疗保健(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这三大“福利”,就占去了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36%,达到万亿美元,与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相距不远。相比之下,在伊战打得正酣,军费猛增之时,国防开支才占政府财政的20%。最近众议院以315对116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法案,要求在两年内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美元提高到美元。再看看反垄断法,从比尔·盖茨到希望互相就奖学金问题达成协议的大学,都要受其约束,接受调查。如果没有反垄断法,如果市场被几个像张五常那些只肯给工人600元的朋友所垄断,还怎么自由竞争?
  看看中国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起飞就知道:中国的财富翻了几倍,靠的是劳工们辛辛苦苦制造的衣服、鞋袜、玩具……但是,我们并没有造就世界一流的企业,没有世界一流的名牌。这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劳工的血汗,不是企业家的创意。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没有世界一流企业的现象。但是,这些为中国的经济奇迹立下首功的劳工们,“个人回报率”太低,权利太缺乏保障。这是中国当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和《草根才是主流》两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最终不能靠几个暴发户,而必须靠保证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使他们能够因为自己的努力而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正当的回报。中国的经济起飞起点低,刚刚从饥饿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对“个人回报”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愿意拿比别人更低的工资而更努力地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搭了他们这种工作伦理的便车。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也不能永远坐车不花钱。中国的百姓看到了身边的变化,看到了社会积累的财富。他们开始寻求自己正当的回报。像张五常这样的老爷们,该给自己的车夫付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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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与东莞民工
最近,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到广东东莞走穴赚钱,引起一阵媒体风暴。有说他二十分钟讲演进账五十万美元者,有说他三小时活动收入二十四万英镑者。
  国外的政治家退休后利用自己的声望进行商业性演讲、挣点外快,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比如,2005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多伦多演讲,收费三十五万美元,次日跑到加拿大的另一省份阿尔伯特演讲,再收三十万,两天挣了七十多万美元,一度成为新闻。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奖得主戈尔,一场演讲收费十万美元。不过,布莱尔的东莞之行,价码实在太高。第一,他和克林顿同为前国家元首,而英国的GDP不及美国的六分之一。克林顿是地道的世界领袖,布莱尔则不过是个国家领袖,怎么讲演费比克林顿高出二十万美元?第二,克林顿讲演收费,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三十多万固然不是个小数,但大致不超过当地人平均年收入的十倍。加拿大人当时平均年薪,在三万美元以上。布莱尔的五十万美元,合人民币三百七十多万人民币。如果东莞人平均年薪有这十分之一多,即四十万左右,布莱尔的讲演费虽然骇人听闻,但总还说得过去。但是,东莞人究竟挣多少呢?
  我曾一直主张中国要早日走出低薪陷阱,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许多经济学家则指出我的说法不现实,称中国企业支付不起高薪,甚至有说人民币如果升值几个百分点,许多企业就要破产等等。不久前,张五常更是大放厥辞,称中国的许多贫困现象是自愿的,比如他的朋友在东莞开厂,给六百多块的月薪,居然招不到人!放着这样的钱不去挣,你穷还不怪你自己吗?
  布莱尔二十分钟三百七十多万人民币。在同样的地方,民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周六天,一个月六百多块,还不能嫌钱少!布莱尔和民工,还同属于一个人类吗?中国的企业,如果支付不起民工体面的工资的话,怎么能支付得起布莱尔的讲演费呢?为什么一些口口声声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当看到过低的薪水在市场上丧失了竞争力时,不建议自己的朋友按照市场规律提高工资,反而骂那些拒绝市场价格之下的工资的工人呢?
  这一问题,更进一步说明了我一贯的主张:市场经济需要文化的滋养,并不仅仅是个经济制度的问题。从伯克以来西方保守主义传统中一个重要的基点就是:健康的制度往往要从其原有的文化中自发生成。脱离了本土文化的脉络,凭空加上一个人为设计的制度,甚至深信制度万能、理性万能,那么这种制度的运作,就可能带来法国大革命那样血淋淋的悲剧。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动辄把自己的思想说成是“理性的”,把老百姓的情绪说成是“非理性的”,要社会按照自己的“理性”设计的制度强行运作。殊不知,他们所谓的“非理性”,体现的是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道德标准。如果把这些都扫平,给社会强加上自己的理性,那就如同法国大革命或者*一样,会给社会的机体带来致命的打击。
  这种“非理性”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和习俗,时时制约着“理性”的市场规则。比如北美殖民地时代,殖民地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高于英国本土,购买力也非常大。同时,因为处于边疆地带,工业品奇缺,英国的日常用品在殖民地就变得奇货可居。当时在殖民地开店出售这些工业品的商贩,自然也大发其财。但是,当时流行的生意指南等书中明确告诉这些商贩:发财后不要穿戴太招摇,否则邻居会认为你从他们身上挣得了不合理的利润。
  可见,在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经济竞争受诸如“不合理的利润”这类文化概念和社会习俗的约束。你有进货渠道和资本,你冒了风险,赚钱是合法的。但是,你如果卖给邻居的东西太贵,使自己的生活水准远高于邻居们,就不为社会道德所容。这种道德,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仇富”,在客观上制约了垄断性的商业掠夺。
  再看看东莞。东莞在改革这些年非常繁荣。这究竟是谁的功劳呢?如果按美国等西方社会的伦理,那一定是工人们的功劳,虽然企业家的功劳没有人会抹杀。究竟企业家和民工的功劳谁大谁小,各占什么比例,这当然可以争议。不过,大家怎么争论,也绝对不会把功劳算在布莱尔头上。如果一个企业给自己的职工过低的工资,却花天价巴结外国的权贵,你不能想象这样的企业在美国这样的社会能站得住脚,在我们这里则很风光。
  中国的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不受社区伦理的压力,老板发了财后,不觉得欠了给自己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工人什么。民工不是自己的邻居。大家的生活可以是天上地下。这样,老板们的心思全花在如何和外国的权贵交往、进入世界富人俱乐部、赶紧“入流”上面,而不是顾及邻居的感情、用公益和体面的工资使自己成为社区内厚道的成员。这样,中国民工创造的财富就进了布莱尔们的腰包。他们拿了这笔钱远走高飞,不会用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内需”,民工则连自己孩子的教育费用都无法支付,导致的不仅是内需贫弱,而且是下一代劳动力质量的低下。这样的“市场”,能够带来长久的繁荣吗?
  

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1)
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这当然应该和他们的贡献成比例。不切实际的高工资固然会妨碍企业的竞争力;但过低的工资,不仅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也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所以,我们应该探讨一个中国工人理想的工资标准。
  工人工资的基础,是劳动生产率,即每小时或每年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最近,联合国公布了世界各国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数字,以此再参照有关国家工人的平均工资,就可以建立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
  根据联合国的数字,美国工人一年创造63885美元的价值,居全球之首;爱尔兰工人排第二,一年创造55986美元;第三是卢森堡工人,55641美元;比利时和法国分排第四、第五,各为55235美元和54609美元。
  按小时算,挪威工人居第一,每小时创造美元的价值;美国工人第二,每小时创造美元;法国工人以半美元之差屈居第三。劳动生产率以年衡量和以小时衡量结果不同,主要是因为各国工人平均每年劳动时间不同。美国人一年工作1804个小时,挪威和法国工人则分别是和个小时。
  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近年有很大跃进,工作时间则远较发达国家的工人长,高达2200个小时。一个中国工人平均每年创造的价值为12642美元;不过,一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才创造910美元。如果把美国的数字也这么拆开来算,一个美国工厂工人一年创造104606美元,农业工人则为52585美元。也就是说,一个美国的工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一个中国工人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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